潘毅：写于杜润生逝世之际——中国集体村庄的启示

         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

　　【破土编者按】21世纪，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世界冉冉升起。可是，我们关注小村。一个又一个形形色色的小村庄构成了这个庞大的国家。我们的作者们来到南街村、小岗村、周家庄、夏家峁……它们有的保留了集体经济，有的开创分田入户的先河，有的在新农村建设的大浪中，沉沉浮浮。记录它们，就是记录这个时代。破土将于10月推出一组中国村庄的故事，和大家一起讨论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出路。

　　近日，杜润生的去世，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推到了舆论的前沿。1980年代以来，“分田入户”的小农经济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到1990年代，已经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该如何来重新看待这段历史，又有何经验、教训或反思。潘毅教授带着我们走进周家庄。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成功地将集体合作社存续至今。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中国人比较厚道, 在人过世之际, 一般不会说三道四。但是在中国农村改革之父逝去之际，再望神州：三农问题越演越烈。空心村、留守儿童、独居老人、两亿七千万农民工，几千万个分离家庭……这是一笔死人账，还是一笔活人簿?还真是不好说。

　　关于杜润生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人民公社孰优孰劣的问题上。关于这个问题，三十多年来一直不能盖棺定论。此刻，人亡，棺盖，我们就大胆来个论定。

　　“分田到户”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明显是对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的一种抛弃。1978年以前，中国的制度，主要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要标志，期间伴随着对自由市场的否定和对公有制之外其他所有制形式的强烈批判和排斥，建立了最新的、公有制主导的生产和生活模式。

　　“分田到户”的改革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内容。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意味着生产方式和资源分配方式的根本性改变，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主导下的生产方式为市场主导的私有经济所取代。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领域，从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否定转变为大力赞扬外资、民营在内的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时至今日，就规模而言，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主体。

　　在农村，这一改革历程最鲜明地体现在人民公社的普遍解体，以家庭经营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农村重新取得了统治地位。从1978年末小岗村宣布“包产到户”、“打响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枪”，到1985年全国农村人民公社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工作全部结束，全国共建9.2万个乡、镇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82万多个。仅仅6年时间，就把艰苦奋斗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从而使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舞台。

　　过去多年，人们给予杜润生力推的家庭联产承包制高度评价，认为这一制度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

小农经济的弊端

　　然而，农村在经历几年短暂的繁荣之后，很快便陷入停滞。九十年代以来，小农经济不单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计，而且制造了“三农问题”。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既无法实现规模经营、亦无力通过积累实现扩大再生产，这使得农民增收困难，亦使得农村变成了纯农业社区，农业之外的多种经营无从谈起。由于人多地少，农业人口无法完全被小农经济吸纳，于是数量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便出现了，这是中国半无产阶级化的前奏。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和农业生产已经无法容纳农村劳动力，另一方面是因为沿海地区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发展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打工潮”在1990年代以来逐渐形成，并愈演愈烈，造就了中国特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路径，促成了“世界工厂” 的发展模式。

　　然而，“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存在严重的隐患。由于出口导向型的工业高度依赖于国际市场需求以及国内廉价劳动力的供应，一旦国际市场供求出现大的波动，就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劳工工资长期偏低造成内需不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堪忧。而在农村，由于农业产出低，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年轻的精壮劳动力纷纷流向城市，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乏力，更带来“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街知巷闻的社会问题。

　　在农业生产领域，规模化经营被政府视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出路，各地涌现出的“公司+农户”以及扶持种田大户的做法，无不着眼于推进农业的规模化经营，以期实现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这样的规模化经营操控在公司和少数大户手中，广大农民的生计依然难以改善，甚至沦为农业雇佣工人。

人民公社效率低？看看周家庄合作社

　　人民公社作为集体合作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对中国农村乃至于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主流的论述对人民公社都持否定的态度。关于过去的历史，我们有待探索，目前，还留下来的集体村庄，我们出于好奇，终于在2009年的春夏之交，第一次来到周家庄集体村庄，土地面积21046亩，人口4495户，13029人。周家庄实行两级管理，下辖10个生产队。由于短暂停留，除了惊讶周家庄的发展水平，就是村庄内部的建筑物井井有条，家家户户分有一套不算豪华、但是整洁的别墅。对于带着对人民公社许多负面印象的我们，周家庄作为一个特例，它的存在，挑战了我们的“常识”，也让我们意识到“常识”很大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流建构。2010年的三月份，我们再次来到周家庄合作社，在这里小住五天，集中走访了2个生产队，浏览了丰富的档案。为了深入研究，我们留下了研究助理，她们对村庄进行了多次的深谈，也做了录像记录。直至2012年，我们每年都有研究生到周家庄做田野研究。

　　周家庄隶属于河北省晋州市，从1952年建立第一个村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6年转为联村大社，直到今日，周家庄对外的名称因时变化，但它的合作社体制一直没有变化，迄今已历六十多年，是极少数没有中断的维持集体经济实践的村庄。生活在周家庄的许多社员今天仍依赖着集体计划经济生活，记工分、分口粮、集中耕作、统一分配，是周家庄的主要劳动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观察和研究的机会。在人民公社普遍遭受批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小农经济早已取得主导地位的今天，周家庄合作社存续至今，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我们周家庄，没有一个到外面打工，也没有一个外嫁女。我们有开小店的，也有开小工厂的，但也是在村庄周围，没有去远的。”在走访中，不止一个村民对我们说着类似这样的话。当我们多次问：“你们为啥不分田呢?分了不是更有干劲吗?”，最典型的回答是：“我们不分田，省心呀!”2010年，村里的农村劳动力，一般年龄比较大，年分红收入达到25000元到28000元，占村里总劳动力比例25%。其他的年轻人，在集体工厂里工作，年分红收入大约是30000元到35000 元。刚生完孩子的妇女，呆在家里，说：“不操心!待孩子长大一点，就可以回到工厂里上班”。周家庄没有退休的概念，八十岁的老人家如果愿意工作，譬如做一个看门人，年收入也可到一万多元。乍看，周家庄的生活无忧——“省心”两字是我们在村中听到最多的词汇;间中，也会听到抱怨，有一位村民，由于不满生产队队长分工不均，2010年初，自由退社，自己搞了一个小卖店。他说：“我生意好的时间，就留在外面(合作社外)，生意不好，再回去，我们这里一年考虑一趟。”

　　对于一个多年研究农民工的团队来说，这个安居乐业的村庄似乎展示了一条能够解决三农问题、消除劳动力剩余、免于“离土又离乡”的打工命运的道路，它算不上富裕，却为当下的“中国现实”提供了另类的可能性。如果说合作社的农业生产和集体企业体现了优势的话，那么，周家庄是如何达到有效的劳动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制度，又如何能够做到有效降低监督和管理成本呢?请看李长江的《集体经济养懒汉?周家庄劳动管理有办法》。

集体村庄的优势分析

　　周家庄走的是一条工农牧业共同发展的道路，有效地解决了城乡分隔、工农分家的发展模式，改变了城乡空间永久性的分离。

　　周家庄的经济主要分为农业和工业两部分，前者以生产队为单位，后者则主要是指集体企业。由于合作社的再生产的投资主要来自于自身积累，因此在工业发展初期，以农补工，用农业生产的收入来进行工业投资，兴办了一批集体企业。

　　1974年，由于社队企业的发展，工副业收入已经占到约全社总收入的25%。1980年代后，随着大环境逐渐走向开放，集体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到1992年，集体企业已经发展到18家，后来虽然集体企业的个数有所减少，但在总收入中一直都占据绝对优势。这种条件进入到以工补农的阶段。1990年农业应提留66.65万元，但由于工业的盈利已经比较可观，当年不仅免除了农业的这笔提留，还从工业利润和其他收入中拿出90万元补贴农业，用于农业生产者的年终分配。2009年，合作社农业生产更是获得补助合计216万元。

　　另外，对于集体企业，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比例分别为纯收入的7%和3%，其他，大约86%的纯收入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在参加集体企业生产的社员之间分配。适度的提取比例避免了过度调节可能造成的平均主义，在兼顾公平的同时比较好地坚持了按劳分配，多劳多得。

　　除了工业，周家庄合作社的农业生产也不断转型，实现了有自己特色的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1979年以后，国家数次提高棉花的收购价格，极大地调动了棉花种植的积极性，周家庄的棉花无论单产还是总产都屡创新高，给合作社带来了丰厚的现金收入。

　　2000年以后，周家庄开始推进农业的多样化经营，尤其是推广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生产。周家庄大田作物主要种植冬小麦、夏玉米和谷子，早已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目前农业劳动力仅占全队劳动力的不到10%。

　　近年，除了口粮田之外，小麦种植全部改为种子田。种子的收购价格要高于普通小麦10-20%，周家庄乡之所以能够做到，正在于其集体生产所具备的规模优势，不仅能够提供足够的土地面积，而且实行统一的耕作和管理，便于保证种子品质。

　　此外，果树种植目前主要包括果园和采摘园，占地面积达900亩，主要发展观光农业，兼有果树、草莓、蔬菜、生态养殖业等经营种类。

　　2009年，周家庄就实现工农业总产值5.65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4.9亿元，农业总产值5252万元，第三产业产值1736万元，工业总产值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87.6%，农业仅占9.3%。

　　与当下招商引资下借助外来资本进行投资的发展路径不同，集体企业的发展主要依靠集体经济的公共积累。各生产单位(生产队和集体企业)扣除成本之后的纯收入在分配给社员之前，还要先行扣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基金，用于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和推行公共福利事业，在上世纪90年代就对老年人、贫困孤寡人口进行补贴，并提供免费的九年义务教育等等。

周家庄对社会经济的启示？

　　与数十万个倒下去的合作社相比，周家庄是发展得比较成功的个案，在今天的中国，它的经验当然不具普遍性，甚至面对着全球化资本流动和城市化的冲击，情况令人担忧。但是，在杜润生过世之际，如果我们能够重新审视周家庄的发展，提升当下对中国发展模式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从必然性逻辑回到历史情境，从而一方面更公允地评价历史上的集体经济，另一方面打开未来的合作经济的想象。

　　今天，中国的工业化和整体经济水平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换句话说，那些当年制约集体经济发展的缺失的历史条件很多已经具备。在这样一个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之下，周家庄集体经济的实践对于我们解决市场经济下严重的“三农”问题，对于我们探寻一条真正推动农村发展的道路，就具有了特别的启示意义。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规模化经营是必然的趋势，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走向衰落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该以怎么样的方式取代小农经济?

　　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其农业生产还是集体企业，周家庄合作社都采取了一种集体化的生产组织方式，家庭不再是基本的生产单位，个体的劳动力只是劳动分工中的一环参与生产。当然，这并不是合作社独具的特色，而是一切企业化生产方式所共同具有的特点。而合作社与后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两个基本方面：首先是产权共有，合作社的管理者并不是土地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就避免了建立在产权私有化基础上的剥削的出现，保证了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民主管理和控制;其次，也正是在上述基础上，劳动成果能够归全体劳动者所有，实现按劳分配。

　　毫无疑问，与那些背井离乡在“世界工厂”里打工的农民工相比，与那些分田单干后守着几亩薄田勉强度日的农民相比，周家庄的集体经济为其成员提供了一个另类的、同时也更加有保障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愿死者已矣，生者如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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