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延政到刘伶利——当代“知识精英”的命运与出路

“我们不仅仅是500强、我们肩负着全人类科技生活的社会责任、我们肩负着国内企业样板的使命、我们胜则举杯相庆败则拼死相救，华为存在到今天靠的是“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的价值观，听着这些谆谆教导，我热血沸腾……”

这是魏延政生前在博客上写下的一段话，然而谁能想到，当他写下这段话时，已是身患绝症。自2011年确诊为透明细胞肉瘤以来，扩大切除、扩散、截肢、放疗、化疗，尽管经过5年与病魔的抗争，魏延政还是在2016年8月8日离开了这个世界。讽刺的是，正是这让他热血沸腾的华为公司，在他患病期间无情地解除了劳动合同，“人生惨淡不过如此”。

无独有偶，就在6天后的8月14日，兰州交通大学博雅学院的教师刘伶利因癌症并发心脏病去世。2012年外语专业硕士毕业的刘伶利仅仅工作两年后便被确诊为卵巢癌。没想到的是，学校在得知刘伶利的病情之后不但拒绝继续为其购买医疗保险，还以旷工为理由将其开除。面对高昂的医疗费用，刘伶利不得不选择保守治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想着的仍然是能否向学校追回一些经济补偿，以补贴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

学历，是知识、教育的象征，更是经济地位的一种保证。刚刚迈入象牙塔的莘莘学子，大多怀有丰盈的情愫，充满朝气的眼眸中，既有对科研学术之道的满怀自信，又有对幸福平安生活的美好愿景，这两道清泉汩汩流淌，汇集成一条"从优秀走向卓越"的"知识精英"的梦幻河流。但现实并不是梦幻，随着资本的触角向每个人生活的更深处满溯，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们不得不承认自己原来是处在何其惨淡的情境之中。

人才市场竞争激烈，“三座大山”不堪重负

近年来，就业压力的增大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掉入“新穷人[1]”的行列。据统计，2016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765万，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2月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就业压力巨大。虽然就平均收入来讲仍然要略高于普通体力劳动者，但毕业生们的追求不仅仅只是一份稳定的工作，更多的则是在城市里安家落户，结婚生子。教育、医疗、住房“新三座大山”会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根据麦可思研究院的《就业蓝皮书：2016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5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只有3726元，相比14年仅仅增长239元。3726什么概念？在北京租一间十平米的房子就能花掉你一大半的工资。大连某高校教师就表示：“细细算来，现在每个月我所有工资补贴加在一起不过5000元，学校周边的房价已涨到每平方米1.4万元。一些有商业头脑的青年教师，有的在民办培训机构做兼职，有的开起了淘宝店、做起了微商，然后让学生帮忙打理和推销，还冠以勤工俭学和大学生创业的名义。

年轻老师一旦选择这条路，还谈什么学术呢？”笔者读博期间也经常目睹耳闻师兄师姐们的就业经历，或是削尖脑袋去争一个北京户口，或是嫁个官二代富二代以求后半生衣食无忧，而更多的，则是为了一套几十平米的房子准备把大半辈子的血汗钱贡献给银行和房地产商。2012年，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杨元元在宿舍内自杀，死前她对母亲说：“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

“知识精英”还是“高级打工仔”？先从咱身边的高校青年教师(青椒)说起。目前中国的教育、科研的产业化进程，使得资源分配更加集中于少部分上层学校和教授，而青椒们在科研经费、晋升渠道等方面往往面临巨大的压力。《人民日报》记者今年做了一个调查，结果发现青椒在学校里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教学任务，同时为了获得晋升还要兼顾自己的研究课题，上课、批作业、写论文、准备会议……不少青椒每天从早到晚的日程安排得满满当当，甚至有人坦言：“现在上一堂课也就20多块钱，很多人就把教学当作副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上，这也是一些青年教师私底下所说的生存法则。”而像徐伶俐这样不能再继续被榨取剩余价值的青椒，就会被这套体制无情地抛弃。今年5月，北京市又出台了一个政策，叫做《创新事业单位管理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意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高校医院将试点取消编制管理，从此以后，事业单位的用人机制将完全由市场进行调控。可以想象，今后青椒们为了获得一个稳定的教职必然面临更大的教学和科研压力。那怎么办呢？两种方法：一是不断地为企业做项目拉经费，成为资本的赚钱工具，以维持自己的科研工作；二是拼命压榨实验室里的廉价劳动力——研究生。笔者曾听一位博士生师姐亲口描述她在实验室的苦逼经历：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点，每天上班期间要打四次卡，仅有的一天休息，有时还会临时被导师拉去汇报工作，而且常因为工作没有进展被骂得无地自容，很多人都因为工作压力过早患上了颈椎病和腰椎病。有些导师在外面自己开公司，就会让学生给自己的公司干活，却只给发很少的补助。难怪现在研究生都把导师称为“老板”，把做实验称为“搬砖”了。

至于企业里的“知识精英”，那日子就更不好过了。当年的“IT精英”早已自嘲为“IT民工”。魏延政的死也并非个例，近几年以华为、“四大”等为代表的公司，过劳死事件层出不穷：2011年，普华永道25岁女硕士潘洁猝死；2015年，清华计算机系毕业生张斌在连续加班至凌晨后猝死。前一段一首叫做《感觉身体被掏空》的神曲风靡一时“十八天没有卸妆，月抛带了两年半”的歌词也是形象地反映了企业白领的生存现状。工作加班加点，生活难以为继，连命都保不住了，还谈什么“摆脱物质的奴役”，“不忘初心，矢志不渝”呢？

“精英”梦碎，知识青年何去何从？“高级打工仔”背后的实质仍然是雇佣劳动，他们同样是无产阶级队伍中的一员。马克思在19世纪后半期先后提出了“脑力无产阶级”和“总体工人”的概念：“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它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恢复高考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给了知识青年们“精英”的幻想，那么，今天的市场经济体制则让其中的绝大多数逐渐看清了自己“脑力无产阶级”的真实地位。因此，当我们肆意批评国企垄断和老工人端着铁饭碗时，是否想到有一天公务员的铁饭碗也会被砸得粉碎？当我们说起富士康工人跳楼是因为心理素质太差的时候，是否想到过某一天自己的师兄师姐也有可能从宿舍楼顶一跃而下？当我们跟在楼部长们后面指责劳动法对工人的"过度保护"时，是否想到过如果没有劳动法，自己的命运可能会比魏延政或刘伶利更加悲惨？所以，当我们谈论工人的现状时，不妨结合自己的命运思考一下，工人们的今天，或许正预示着我们自己的明天。又或者，二者的命运从根本上就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希望你们的努力将使大学生们愈益意识到，正是从他们的行列中产生出这样一种脑力劳动无产阶级，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作用。”

或许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立场，知识青年的命运和出路，乃至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和出路，都需要我们每个人认真的思考。

注释：[1]汪晖在《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中谈到了“新穷人”的概念：“他们同样是全球化条件下的新的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过程的产物，但与一般农民工群体不同，他们是一个内需不足的消费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通常接受过高等教育，就职于不同行业，聚居于都市边缘，其经济能力与蓝领工人相差无几，其收入不能满足其被消费文化激发起来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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