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起步——兼谈陈云对“一五”计划的贡献

摘要：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从工业化起步并以“一五”计划为标志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和执行。他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一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开端。这一切为当代中国的进步创造了重要条件。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回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留下的智慧和经验，具有深刻教益。

新中国现代化建设是从工业化起步并以“一五”计划（1953年—1957年）为标志的。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和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都明确提出，革命胜利后要将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国民经济恢复任务完成后，周恩来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完整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概念，并指出要“经过几个五年计划，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从1953年“一五”计划“着手有系统地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36、133页。）陈云作为政务院（1954年9月后称国务院）副总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主任，在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探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陈云“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回顾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五”计划编制和执行过程中留下的智慧和经验，具有深刻教益。

一、从国情出发，借鉴苏联经验，着手“一五”计划的编制

“一五”计划是我们党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规划，“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国是一个大国，资源没有调查，技术水平很低，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又没有编制长期建设计划的经验”。（《陈云文集》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599页。）面对这些困难，1951年2月，中财委根据中共中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方针，在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组成的“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的指导下，从国情出发，启动试编工作。

把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化强国从何起步，是“一五”计划初编时讨论的核心问题。当时有人认为，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情况，我们有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不急于工业化。“党中央坚决地驳斥了这种错误意见”，明确外援虽然“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有利条件”，但“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改造我国的经济，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高涨，才能巩固我国的国防，才不致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陈云文集》第2卷，第591页。）“一五”计划以发展重工业为中心，是党根据国情和国家根本利益做出的自觉选择。

1951年11月的新中国第一次计划会议，明确中财委是国家最高计划领导机关，其计划局是工作机构；并向各地布置了编制计划任务。会后，“一五”计划试编在全国范围展开，年内完成试编一稿。

跨入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任务趋于完成，中央要求加快“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年初，陈云从对国民经济全局情况调研入手，启动二稿编制工作。在调研基础上，2月9日，陈云同李富春联名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报告，对“一五”工业布局及管理方法提出三点建议：第一，“不失时机地首先恢复东北工业，提高东北工业的生产能力，以便回过头来援助关内”。第二，“若干年内在中国高级技术人员未养成时，聘请苏联设计组是一种迅速、省钱又十分稳当的办法”。第三，请求中央综合审阅42个设计对象；“指定中财委党组为审核批准这些初步设计的负责机关”。（《陈云文集》第2卷，第357、358、359页。）这三点意见受到中央肯定，在“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过程中得到贯彻。

因“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陈云对“一五”期间提高国家机械制造能力高度重视。5月14日，他在全国机械工业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提高机械制造的力量是我们国家的紧迫任务。”“经济建设的根本是工业，工业化就是机械化。”目前提高机械制造能力，内容有三：“由小到大”“由粗到精”“由少到多”。要做好三件事：确定大的、新的产品清单；增加装备力量；增加能够制造大机器的能力，挖掘自己的潜力，“力争外援和自力更生要结合起来”。方法也有三：组织起来抓住重点，“以国营的、大型的为主向外扩张”，聚集国内公营与私营的机械制造力量；各工厂要有专业分工，又要有彼此合作；要实行集中统一管理。（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404—406页。）这些思想对“一五”计划机械制造工业项目的确定和实施，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在陈云领导下，经过半年努力，6月下旬，中财委试编出《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内含《关于编制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三个文件。这就是“一五”计划编制二稿。7月1日陈云致信毛泽东，对二稿编制情况作出汇报：“这次我们写的五年计划的主要点，是在今后五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这样准备的原因“是为了七八月间可以向苏联提出一个五年中供我装备的要求”。现准备好的材料共有25册，1至15册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器、汽车、船舶，电器，化学，建筑材料，电力，煤矿，石油，纺织，轻工业，矿产地质勘探，铁路，交通，邮电。16至24册包括农业、林业、水利、建筑业、物资平衡、工业设计的统计、劳动（技师、工人）、贸易、财政。每册前扼要报告计划主要内容。第25册是国民经济总说明及总表，约有1万字说明，反映国民经济总轮廓。另市政建设、海关、银行三件正在做。（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419—420页。）

8月11日，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完成。该文对“一五”计划方针、各项主要指标和项目、长期建设的准备等作出系统阐述，使“一五”计划蓝图框架更加清晰。四天后，周恩来、陈云及李富春率政府代表团携带《草案》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赴莫斯科，与苏方商谈“一五”计划问题。这两个文件聚集了中国政府对“一五”计划的基本意见。

因缺乏经验，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又极其复杂，《草案》中一些主要指标和项目准确性差。斯大林在会见周恩来和陈云时提出，《草案》所订工业年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勉强的，建议降至15%或14%。中方指标是根据前三年工业年平均增长34.8%的速度设想的，计划指标虽已低于这个数字，但对带恢复性质（数量小、基数低、恢复易）的高速度不能持久估计不足。斯大林还提出，计划不能订得太满，必须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202页。）因中方没能提供金、银、铜、铁、锡等许多矿产储量和分布情况的报告，苏联国家计委提出：“在矿物原料未经勘察的基地上建设企业，会招致得不偿失的结果”；中方“应当加强地质勘察工作，查明预定建设地区的确实可靠的矿源，然后再去确定企业建设的期限问题”。（《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

此次商谈情况表明，“一五”计划编制二稿有很大缺陷，党在经济建设具体实施方面缺乏经验。因“苏方对我们五年计划中新设计的项目需两个月时间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们共需供应我们多少装备，以及能否如数供应”（《陈云文集》第2卷，第422页。），周恩来、陈云9月下旬回国，李富春则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方协商援助项目事宜。

陈云回国后，在1952年最后三个月配合中央接连推进几项与“一五”计划密切相关的大事：第一，集结基本建设力量。10月，陈云用两天时间，主持中财委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加强基本建设问题。陈云提出，从生产部门抽调干部和技术人员，迅速建立和充实基本建设机构和设计机构的想法，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华东、华北、东北等大行政区迅速遵照执行，快速集结了全国基本建设力量。第二，加强国家计划管理部门。11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陈云多次号召财经部门的干部，要努力学习计划管理知识，积累经验。第三，推进地质工作的发展和队伍的壮大。12月，陈云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提出实现地质工作大转变的战略方针和任务。

为保障1953年“一五”计划顺利启动，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一九五三年计划及五年建设计划纲要的指示》，对“一五”计划编制提出更加具体的要求：第一，“必须按照中央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来从事国家的建设”。第二，集中资金和建设力量“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以此来发展我国的五金、燃料、机械、电力工业与国防工业，使一九五七年的工业生产比一九五二年提高一倍到一倍半”。第三，必须充分发挥现有企业潜在力量，反对保守主义。“预计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国家全部工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要依靠工业企业的积累来解决”。为此，必须重新审定各种产品的技术经济定额，以平均的先进技术经济定额作为制订计划的标准。第四，“对一九五二年生产的实际数字，企业的利润、成本、劳动生产率的实际状况及由此而来的预计数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种恰当的生产技术财务指标”，以编制1953年的计划和五年计划纲要。第五，各部门和各地方编制计划时，要吸收群众特别是各部门中先进人物参加讨论。第六，中央各经济、文教部门，各大行政区必须首长负责、亲自动手，于1953年1月10日前首先编制好1953年的计划送达国家计委和中央。（参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9.10—1966.5）》第10册，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28—432页。）

按照中央指示，从1953年初起，陈云主持中财委会同国家计委、中央各部和各大区对《草案》进一步修正和充实：对项目发展速度等参数重新计算，对以往各经济部门和各年度互相配合、基建投资在各部门分配等方面的缺陷作了弥补。这就是“一五”计划编制三稿。

1953年4月4日，米高扬正式向李富春通报苏共中央、苏联国家计委和经济专家对《草案》的意见，即：“一五”计划的基础是工业化，首先建设重工业的方针和任务是正确的。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由20%下调到14%至15%为宜。要注意培养自己的专家。加强地质勘探等发展经济的基础工作。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小工业，以补充大工业的不足。要十分注意农业发展，不仅要大量生产质量好、价格低的农机具和肥料，还要保证工业品对农村的供应，发展城乡物资交流。巩固人民币，扩大购买力，发展商品流通。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长速度，以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长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长速度，以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参见《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435页。）“这些意见虽然主要是立足于苏联的经验而谈的，但基本上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3页。）5月15日，中苏两国签订《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援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展中国国民经济的协定》，明确苏联政府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援助新建与改建91个项目，加上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援建的50项，共计141项。

6月，国家计委根据中共中央要求，参考米高扬的意见，再次“对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03页。），完成编制四稿。陈云因病在外地休养，编制工作由计委主任高岗主持。四稿确定了“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即：“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相应地培养建设人才，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有步骤地促进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继续进行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正确地发挥个体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作用。”（《周恩来经济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159—160、165页。）

“一五”计划实施初年即突显出两个问题：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加剧供求矛盾，影响市场稳定；私人资本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经营，妨碍国家经济建设有计划进行。为解决这两大问题，1953年中央采取两大举措：一是向全社会公布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二是推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陈云在后一项决策拟订中发挥主要作用。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必然的；在财力物力匮乏情况下，执政党以政策作用弥补建设需求不足也是必然的。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五”计划内的基本任务，实行结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49、750页。）统购统销政策稳定了市场，积累了建设资金。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取消农产品“统派购制度”时指出：“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过去曾起了保证供给、支持建设的积极作用。”（《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6页。）

二、集中全党智慧，完成“一五”计划编制工作

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苏联援助141个项目的确定，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以及“一五”计划实施初年积累的经验教训，使确定“一五”计划草案的条件成熟。1954年1月7日，毛泽东在致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各同志信中说：“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8页。）

2月1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立由陈云、高岗、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陈伯达、贾拓夫组成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工作小组，陈云任组长。会后，陈云先组成五人起草小组，对编制四稿进行研究，整理了五稿的初稿，于4月16日送交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转刘少奇、周恩来、彭真、邓小平等阅。从4月22日起，陈云开始主持八人工作小组对“一五”计划中的间接计划、主要内容、投资比例、购买力与物资平衡、财政收支紧张、工农业指标能否完成等问题进行讨论。

6月29和30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时，首次提出按比例、综合平衡的发展思想，即工农业、轻重工业、重工业各部门、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要按比例发展。财政收支、外汇收支、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主要物资及技术力量的供需必须平衡。陈云说，我国经济落后，又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42页。）

陈云在汇报中说：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每年递增15.5%是可以完成的，并可能超过。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141个项目，大多在“二五”投入生产，有些要到“三五”才起作用，“一五”投入生产的很少，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25%，约75%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5%，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目前见效最快的是合作化；（参见《陈云文选》第2卷，第235、236、237、238页。）在计划编制过程中陈云谈到农业生产时，不只一次强调这个观点，因为他洞察到：“引起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不是由于粮食减产”，而是“小农经济的生产终究赶不上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陈云文集》第2卷，第616页。）。以后实践的结果证明了陈云估计的正确性。

陈云对中国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思考是实践引发的。旧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新的工业基础没有建立起来，旧工业没有进行技术改造。农业方面，小农经济技术落后，生产发展缓慢；195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加重了财政负担，使工业建设的原料和资金紧张。计划执行首年，建设出现“小冒”，工业设备和原料不能满足工业生产需要，供产销不平衡，技术力量不足和技术水平不高的矛盾突显。陈云在汇报“一五”计划编制情况的同时，向中央领导层讲明经济运行中的规律及当下存在的症结，为中央领导层的正确决策创造了认识上的条件。

会后，陈云及李富春主持中央编制五年计划八人工作小组会议，对“一五”计划草案五稿的初稿逐章逐节讨论和修改。10月12日，苏联政府又增加15个援助项目，加上已有的141项，共计156项。

11月3日至2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广州集中20余日，共同审阅“一五”计划草案。在审核中，毛泽东等感到：“亟须要有各省市地区计划。”11月10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联名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讨论的“一五”计划草案，要11月底前将意见反馈中央；同时要求各地召集计划工作会议，结合当地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地方五年计划纲要，于12月10日送中央。各地计划纲要应包括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农业生产、林业生产、地方交通运输、国内贸易、基本建设、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地方财政等十个方面；特别是本省农业生产计划。（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13页。）

陈云没去广州。11月15至25日，他主持在京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国务院负责人参加的中共中央会议，讨论“一五”计划草案规定的方针任务、发展速度、投资规模、工农业关系、建设重点和地区布局等问题。随后，陈云一边继续主持计划草案的修改，一边开始准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稿，并于12月17日报送毛泽东审阅。次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陈云的复信中说：“整个报告是很好的，看了觉得很高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

1955年2月下旬，“一五”计划纲要草案，汇集各方意见，增加地方计划一章（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39页。），经中央集体审定，于3月1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五稿在“一五”计划整个编制中有着决定性意义。此稿经中央集体讨论和审阅，全方位征求了中央各经济部门及地方意见，内容更加丰富、具体和接近中国实际。在中国史无前例的中长期规划制定中，中国共产党锐意开拓进取的精神在五稿中得到充分展现。

3月21日，陈云代表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会上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对“一五”计划的基本任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实施的社会经济基础、工农业建设规模等重要问题作出说明。作为“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的主要主持人，陈云的报告是人们认识“一五”计划和新中国经济问题的钥匙。3月31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一致通过陈云的报告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会后，毛泽东于4月6日将“一五”计划草案和陈云报告送给赫鲁晓夫。（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第84页。）根据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决议，4月至5月，仍由陈云主持，吸收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意见，参考苏联顾问建议，对计划草案作第六次修改，由原来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人民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167页。）6月18日，陈云主持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了“一五”计划草案，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审议。陈云在会上说：五年计划的规模是很大的，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进行这么大规模的建设。我们是依靠自己的财力进行建设的，也有外援，但数量很少。我们必须做好吃苦的准备。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通过时已执行两年半，是“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06页。），这在新中国经济史上独一无二，是计划编制时的特殊历史背景造成的。抗美援朝争1953年7月才结束，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1954年10月才全部确定，这些因素使计划编制受到很大制约，且中国共产党首次编制中长期建设规划，没有经验，材料缺乏，国家大情况复杂，又处于新旧社会变迁、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集全党智慧，立足国情，借鉴苏联经验，群策群力，成功完成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实属不易。

三、“一五”计划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经济建设道路的成功探索

无论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对“一五”计划的评价都是一分为二的，以肯定为主。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从前四年执行情况看，“一五”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也难免，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总的说来，现在看不出“一五”计划有什么根本性质的错误。周恩来在会上也说：整体看“一五”计划大体正确，成绩很大。从生产指标看，今年多数指标接近五年计划指标；从基本建设看，投资超过计划数字；从预算看，财政支出超过不多。欠缺方面是，“计划不那么准确”，“我们缺乏经验和知识，是在不断地发现错误、修正错误的过程中前进的”。现在看“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变化，有的是由于形势的变化而需要修改，有的是由于经验和知识不足而犯了错误”。（《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35、236页。）

1954年4月22日，在计划编制期间，陈云对“一五”计划的检验曾提出四条标准：一是苏联援建项目能否如期完成，二是确定的工业发展速度能否实现，三是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程度，四是市场是否稳定。（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498页。）按这四条标准审视“一五”计划，在建设成就方面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几十年，是成功的。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上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时，对此有过全面、具体的论述。也许因为陈云主持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提出检验标准，他本人无论当时还是以后，都没有综合评价过“一五”计划。他只点评过“一五”期间“我们的机械制造能力大大提高了”；“设计工作有很大成绩”，“有了一套设计的经验”；“有了一个相当大的勘察设计队伍”；以东北为工业重心的战略布局是正确的。（参见《陈云文集》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249、228页。）

经过历史沉淀和检验，1981年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一五”计划作出完全肯定的评价：我国“一五”计划取得重大成就。“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点六，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点八。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0页。）学术界也公认，“一五”计划为中国“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第1卷，第180页。）；是1953年至1980年之间5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与同期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相比，也是非常快的”，“也是1979年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一五”计划的编制和实施是党执政初期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探索，积累了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长久指导意义的经验。

1956年9月16日，周恩来在中共八大报告总结“一五”计划执行情况时，提出希望全党在“二五”期间注意四个问题：一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规定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二是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三是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四是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只顾建设要求，不顾财政可能，不顾设备、器材和技术力量是否能够供应，提出过高过大的拨款和投资计划是不对的。（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18、219、221、222—223页。）

陈云处在经济工作领导第一线，针对“一五”计划编制和实施中出现的问题，不断对如何进行经济建设作出规律性总结。前面已提到1954年6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思想。针对1956年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情况，陈云1957年1月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的讲话中，又提出“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论观点，并精辟论述了防止建设规模超过国力的五个方法：（1）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必须平衡，且略有结余。只要二者平衡，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2）物资要合理分配，排队使用；先保证必需的生产和消费，然后再进行必需的建设。（3）人民的购买力要有所提高，但是提高的程度，必须同能够供应的消费物资相适应。（4）基本建设规模和财力物力之间的平衡，不单要看当年，而且必须瞻前顾后；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5）我国农业对经济建设规模具有很大约束力。（参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53、54、55页。）李富春、薄一波在“一五”期间，也从不同角度提出过经济建设要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观点。（参见《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02—405页；《薄一波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83—194页。）周恩来、李富春、薄一波关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按比例关系发展的思想，说到底，就是要实现陈云提出的“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理念。无论现代化建设发展到何种水平，建设规模都要受到国力的制约。这一真理性认识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共识，由陈云作出精辟概括。

在随后的经济建设实践中，党对“一五”期间总结出的经济科学发展理念有所背离，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不得不进行两次国民经济调整。“一五”计划后的中国经济建设实践证明，什么时候遵循按比例、综合平衡发展的理论就顺利，什么时候背离这一理论就受挫折。“一五”计划展开后，由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又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为保障和推动工业化建设，党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这些都是从国情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在推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也不应否认，由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这些决策在以后经济发展中的消极影响逐步加重。

回望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道路选择上中国共产党是高度自觉的。无论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工业布局的确定，还是社会主义改造方式的选择，党都是从中国实际出发，选择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没有照搬苏联经验。但在计划经济管理及具体工程建设方面，我们的确没有经验、缺少技术力量，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陈云曾非常坦诚地说：“一五”时期“在重点项目的建设上，我们还是小学生，先生就是苏联。那时无论工厂的设计、施工、安装、试运转及事故的处理，主要是苏联包下了的”。（《陈云文选》第3卷，第107页。）苏联的援助和我们向苏联学习是“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经济在一段时期带有苏联模式痕迹的源由。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都有突破苏联模式的论述，反映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经验的积累，党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自主意识愈来愈强。

“一五”计划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中华民族复兴历史上有着特殊意义。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就是引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一是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一五”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开端，奠定了中国工业化基础，创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也可以说是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迈进的开端。这一切为当代中国的进步创造了重要条件。

（作者迟爱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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