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资本主义的关键不是“官僚”而是“资本主义”

官僚资本主义，其实它的关键并不是官僚，恰恰是资本主义。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不是进步的吗？官僚资本主义之所以要反对，不是因为它存在着封建性吗？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或者说，封建官僚的特点并不是官僚资本主义反动性的主要原因。

因为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既包括殖民国家占有统治地位的发达资本主义，也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那种不发达的资本主义，而这两者又往往是勾结在一起的。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末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更是如此。这并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发展水平低，而是因为少数发达资本主义的发达恰恰是建立在对大多数不发达资本主义地区的掠夺上。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体系中不发达的资本主义永远是大多数，更具有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中国历史上的官僚资本主义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具体到中国近代史上，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帝国主义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阻碍因素。而官僚资本主义这种对于帝国主义的依附性，就是其作为必须被打倒的对象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积累的官僚垄断资本，“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就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抗日战争期问和日本投降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个资本，在中国的通俗名称，叫做官僚资本。这个资产阶级，叫做官僚本产阶级，即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这个报告也显然是把官僚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的结合放在了第一位，而且非常明确地指出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什么封建官僚阶级。

但是这样一来，又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在一战以后的土耳其，特别是在二战以后广大的亚非拉地区，出现了很多民族独立国家。他们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外，主要的形式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如果要是说依附于西方帝国主义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和从洋务派到国民党的官僚资本主义十分相似，却说他们是进步的，洋务派到国民党的中国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反动的呢！？

关键还是对这种依附性或者买办性的理解。判断第三世界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究竟属于官僚资本主义还是民族资本主义，标准的确是依附性，但是这个依附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像一战以后的土耳其以及二战以后的广大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虽然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但是当时在这个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他们的政权是不满的，总是千方百计的想要颠覆其政权，扶植符合自己利益的代理人。而像李鸿章，袁世凯，蒋介石这些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人物，则是得到帝国主义支持的。所以显然，两者虽然都对帝国主义有依附性，但是又有质的不同。前者之所以具有依附性，是因为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反对不够彻底，而后者具有依附性是因为他们本身就依赖帝国主义。像我们谈辛亥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说孙中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袁世凯则是帝国主义扶植的？基本的依据也是这个标准。就是孙中山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承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但是仍然得不到帝国主义的支持。相反，袁世凯是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因此，这两者之间显然对帝国主义的依附程度是不同的。

同样的道理，我们一般说官僚资本主义是大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是中小资产阶级，这个大与小也并不是从企业规模上判断的。其实，如果要是单纯论企业规模，那么中国近代荣氏兄弟的企业要比很多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大得多。同样在独立后的亚非拉很多民族国家，他们当时采取的国有化运动中，国有企业的经济比例是很高的，反倒是说成官僚资本主义的那些西方扶植的人，往往企业规模并不大，甚至有一些没有企业只能算是公知一类的知识分子。所以大与小，主要指的是后台的大与小，也就是说在整个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的大与小，而不是个体企业规模的大与小。

另一方面，官僚资本主义与民族资本主义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比如说在国民革命中的蒋介石，他就属于是民族资本主义，而到1927年以后就把他说成是官僚资本主义。为什么这么说呢？是不是仅仅是基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偏见呢？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国民革命时期，外国帝国主义主要的支持对象是北洋军阀，对于蒋介石的北伐军反对的。而412以后，帝国主义的主要支持对象就变成了蒋介石。同样，蒋介石以及整个国民政府的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打倒列强除军阀，而现在则是强调在尊重列强在华权益的基础上收回国家主权。就当时来看，没有比蒋介石对于帝国主义依附性更强的势力。而且越到后期，这种依附越明显，像著名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就是一个例子。

当然这种依附性并不指的是他们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比如说，像汪精卫伪政权其实和日本谈判的时候也是非常辛苦的，也是要尽可能的多争取一些对于自己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能够否认汪精卫是一个伪政权这个事实吗？显然是不能的。因为如果要是离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汪精卫就不能生存。同样的道理袁世凯，蒋介石这些人当然也是和帝国主义有矛盾的，但是，这种矛盾较之他们同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来说是处于第二位的，离开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他们也就很难生存下去了。二战以后的亚非拉地区民族国家就不一样，帝国主义列强时期极力要颠覆他们扶植新的代理人的。看待历史必须看到其主流与支流，看到其主要矛盾及其相互转化。

关于官僚资本主义的资金来源和其性质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并不是绝对的。因为严格意义上说，他一旦形成了官僚资本主义，就是变成了另一个阶级。这就好像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其实如果要是从资金来源和最早的出身来看，也基本都是封建社会的贵族地主，但是我们判断与它的性质应该看他现时的地位，而不是看它历史的来源。这就好像看待一个人，不能看待他的出身，应该看他的现实表现。这当然不是说出身对于人的现实表现没有影响。

对于官僚资本主义，推动了中国近代化，或者说是工业化的这些东西。现在学术界讨论的很多，而且评价也很高。其实工业化与现代化本身并不一定是进步的，而要看他们具体的结果。或者说是工业化只是途径或者手段，国家富强和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人口绝大多数劳动者地位的改善，才应该是判断发展与否的基本标准。就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某种意味上是一种发展陷阱。因为它的发展的那些工业，其实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上的一个部件，其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中国掠夺的，因此越发展，对于中国的国家和人民来说就越不利。这当然不是说这其中没有任何积极意义，但是这种客观的进步性也只能是第二位的。

最后一点，如果把整个第三世界的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看成一个整体，那么无疑他们的依附性是第一位的。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市场，而在世界市场中，帝国主义是占有统治性地位的。所以二战以后亚非拉地区，虽然建立起了很多民族独立政权，但是由于没有能够打破这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最终要么垮台，要么逐渐被同化了。一直到今年这个巴西政权垮台，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所以说资本主义走不通是正确的，二战以后，那些亚非拉民族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不但不能证明资本主义走得通，恰恰证明了资本主义走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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