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强：中国很多经济学人已成利益集团代言人

中国很多经济学人已成利益集团代言人

朱富强

一般地，要判定一个经济学家是否合格，首先要弄明白两个基本问题：(1)经济学家的职责何在？(2)他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了这种职责？显然，就经济学家的职责而言，这与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目的密切相关。为此，对一个经济学家的评价，就取决于他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那么，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根本上在于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并集中于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包括两个方面：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增进和社会福利结构的优化。就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问题而言，影响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增进和福利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制度的改进和公共领域的关系理顺。为此，关注公共领域的失范问题并促进社会制度的改进，就称为当前中国经济学者以及其他公共知识分子的基本职责。

事实上，经济学毕竟是一门致用之学，是一门推进社会福利尤其是穷人福利的学科，因而任何合格的经济学家都首先必须是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相反，那些不关注社会问题而致力于特定个人或群体发财致富之学的人决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最多只能称得上是经济分析师，或者是特定行业或组织的研究人员。当然，也有一些学者致力于逻辑推理或者历史考据，他们的工作以及发现大大促进了经济学的研究，成为现代经济分析不可或缺的工具或基础，如当前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如此。但是，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也并不懂得经济的运行，也没有将他们的研究运用到经济的分析和福利的提高上。其实，按照孔德的分类，属于最后序列的经济学研究必然要用到处于以前序列的数学、天文学家、物理学、植物学、心理学等各方面的知识，如果仅仅他们的发现对现代经济分析极有助益就称为经济学家，那么，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牛顿、欧拉、拉格朗日以及汉密尔顿等都成了经济学家了。同样，很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如纳什、夏普利)从来没有学过经济学，也从未教过经济学，对经济学的运行更是一无所知，又怎能被称为经济学家呢？

同时，作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仅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还不够，还必须具有承担这种社会责任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他的学识。因此，作为一个真正关注社会问题的经济学者或公共知识分子，就可以从这样两大基本维度进行评估：(1)他的社会责任观，(2)他的学识广博程度。其中，前者往往更为根本，因为一个学人的知识无论如何丰富，但如果没有公共的视野并愿意承担这种责任，将无法将这种知识服务于社会大众，从而也就必然无法成为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一、国内经济学人的面貌

基于上述两大维度，我们来对当前中国经济学人作一简要审视。

首先，就社会责任的承担而言。儒家学者的基本理念和使命就在于：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但是，目前一些经济学人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价值中性”之思维支配下，往往极端地隔裂经济学与伦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之间的关联，从而抛弃了对弱势“生民”的关怀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当前中国社会很多经济学人已经蜕变为抬轿主义者，或利益集团的代言人：(1)他们努力揣摩领导的意思，只要上面已经作了决定或领导已经表了态，他们就会为此找理据，为此造势，为此阐释细节和意义；(2)他们还为了获得一些物质利益而甘愿沦为国内外利益集团的“御用”专家，为社会明显不正义的行为寻找辩护的理论依据。

事实上，有学者就将中国社会那些热衷于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现象归纳成这样几类：(1)欧美大企业、大银行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高薪聘用一些经济学人，试图利用其市场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2)外国机构和外国基金会在中国境内出钱资助一些经济研究机构，使其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重要工具；(3)中国社会某些企业明里暗里“团结”部分经济学人，使其成为本企业或本行业的代言人；(4)经济学人本身在某行业或某市场(比如股市)就有巨大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而借“著名专家”的地位来影响政府决策；(5)个别领导干部亲自带研究生，迅速提拔嫡传弟子，以致他们的门徒大都身居要职，在政治和学术上形成一个相互维权、相互“抬轿”的“小圈子”。[1]试想：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使命都弃之不顾甚至还背道而驰，这样的学人还能被称为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其次，就知识结构的广博而言。由于社会经济现象错综复杂地联系在一起，因而解决现实问题必须具有非常广博的知识；但是，相当一部分经济学人却对现实问题往往熟视无睹，而局限于教材上的基本原理来闭门造车，并通过发表一些形式文章来获得学术声誉。事实上，当前中国社会新近起来的一些知名经济学者基本上都是凭借在一些所谓主流刊物上所发表的那几篇数理文章而成名的，而成名之后就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而将他们的抽象研究转化为各级政府的政策建议；但是，由于这种抽象理论本身就是推理现实的，因而由他们鼓噪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教育改革、住房改革、医疗改革以及其它社会保障等就极大地损害了民众的利益。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人往往装聋作哑，或者根本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或者认为把这些问题都与己无关，而将之推给其他领域，如某些条件没有满足等等。

尤其是，功利主义心态还使得这些经济学人热衷于吸引眼球，好发雷人之言、作惊人之举，刻意地把自己打扮成为社会大众生产喜剧或轰动效应的明星和演员。譬如，一些经济学人就提出通过提高火车票价来缓解春节的交通压力，通过上调大学学费来促进穷人就读，通过提高水价来防止富人搭便车……，这些建议都招致社会大众的广泛不满和嘲讽。再如，面对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一些经济学人又主张将国家的外汇储备拿出一半分给全国老百姓，以增加国民财富和拉动内需，甚至将现有上市公司中央企业国有股的40%(约6万亿)拿出来分给13亿人民。甚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蒙代尔也建议中国拿出1万亿消费券发放给全体公民，并认为这可拉动有效需求增长3.5%，而如果这些消费券在三个月内花完则可拉动有效需求上升14%。实际上，大规模发放消费券的建议本身就是一个雷人之言，因为这些好事者自己根本不承担其中的责任；或者，它仅仅是为政府规划的8%增长率而出谋划策，却根本没有考虑它的长期后果，最多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功利之举。其实，只要静下心来深思就会明白，大规模发放消费券根本是不可行的，其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甚至是适得其反的。试想：如果没有广博的知识，如何能够全面理解复杂多变的经济现象呢？这样的学人还能被称为合格的经济学家吗？

二、合格经济学人的特质

作为一个合格的经济学人，他必须具备独立的、不受强力因素支配的学术立场，具有严谨的、以求知为乐的学术作风和科学素质。只有这样，其研究工作才能不受权力、金钱等外力干扰，其研究成果才能真正具备本应具备的前瞻性、指导性。说明如下：

首先，就独立的学术立场而言。作为一个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的根本任务不在于解决特定具体的那些私人领域的问题，更不在于为了私利而形成相互攻讦的利益集团；相反，他能够跳出个人利益关系的束缚而承担起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道德责任，努力通过知识探究来启蒙社会大众和促进社会进步，这也正是知识分子不同于社会其他群体的特征。譬如，启蒙运动时期的很多思想家都有社会特权背景(是贵族或高等法官的子弟)，但他们却能够跳出其(教会或贵族)精英圈子，积极推动社会的改革，而不是维护社会等级和现状；而且，为了实现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他们甘愿冒着很大的风险，小到被罚款、丧失经济保障，大到被流放、被投入监狱，甚至被处以死刑。同样，在古典经济学大家中，除了斯密没有见到自己的父亲外，马尔萨斯、李嘉图、约翰.穆勒、葛德文、孔多塞以及马克思等的父母都对他们的培养基于了厚望，但他们最终都反抗其父母的权威而选择了自己的人生道路。

其实，尽管马克思的阶级理论认为，无论一个人的理性如何坚实、慎密，他们的阶级背景或其他社会因素将决定他们思考的方式和结果；但学术史却表明，真正的学者很少有意识地为其阶级、集团利益辩护，他们的价值判断和立场甚至与其所隶属的阶层往往相差很大。[2]马克思出生富裕阶层，却一辈子为穷人呐喊；相反，现代经济学人(如弗里德曼、罗斯巴德等)很多都出身于社会底层，却往往坚持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为为现实制度和市场经济辩护。更鲜明的例子是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所形成的鲜明对比：李嘉图致富后买了大量的土地而成为一个大乡绅地主，而马尔萨斯一直是一个清教徒和教师而不是地主阶级的成员；但是，李嘉图却极力主张非常当时有利于传统地主阶级的谷物法而倡导自由放任政策，而马尔萨斯却极力维护谷物法而最多是一个冷淡的自由贸易者。[3]之所以如此，就在于，真正学者的立场和政策主张主要不是取决于其出身阶层，而更主要取决于知识结构和所接受的理念。

其次，就严谨的学术作风而言。要真正承担公共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光有心不够，还需要有能，不仅能够深刻洞悉社会现实，而且还能前瞻社会未来发展。显然，这就需要学者能够静下心对人类所积累的知识进行潜心梳理和思考：(1)只有通过长期思索而发现的理论以及由此影响的制度安排，才是夯实社会长期发展的基石；(2)只有具有哲学王般的知识、操守和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关注弱势群体和人类的长期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的评价标准根本上体现在他的求知精神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这两大方面，经济学家对社会最直接的功效也就在于培养青年学子自由的学问精神和独立的思考能力。从根本上说，自由的学问信念和交流风气是社会科学之学术发展的核心条件，只要有自由的求知精神和交流氛围，人们对社会渐渐现象的认识就一定可以不断深化。

特别是，就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现状而言，学风恰恰是制约其理论发展的结症所在。正因如此，在当前中国社会，评估一个经济学家的根本标准不是依据在英文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数量或者被引用的次数，而是依据他的基本学风，是否是在于提高已有的认知。徐复观就指出，“一个人在学术上的价值，不仅应由他研究的成果来决定；同时，也要由他对学问的诚意及其品格之如何而加以决定。学问是为人而存在；但就治学的个人来说，有时也应感到人是为学问而存在。”[4]在很大程度上，徐复观的看法更适合社会科学。试想，如何一个学人对学术并没有浓厚的兴趣，也不是努力在研究中提高自身的认知，那么，他所写的那些文章能够有多大实质价值吗？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通过一些噱头来装腔作势罢了，通过各种歪道来填充那些形式上的指标。更不要说，相对于自然科学的教研是努力提高研究者和受教者的个人生产技能而言，社会科学教研的首要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社会性、充实人的精神、提高人的社会责任，以及形成踏踏实实的学习风气和生活风气。

三、结语

最后，我们就可以对经济学家的评价作一总结：除了社会责任观和学识广博程度这两大基本维度外，还又派生出了另一要求：学术风气。一般地，一个经济学人的学风主要包含这样两个基本方面：(1)对知识追求的热情态度，一个真正的学者总是寻求与他人交流思想的机会，即使为此需要付出巨大努力和成本也在所不惜；(2)对知识追求的执着努力，一个真正的学者将非常珍惜自己的科研时间，不愿意浪费在大量的与学问无关的琐事上。试问：在目前那些出名的经济学人中，有多少人愿意免费作学术报告？事实上，在欧美学术界参与各种学术研讨会基本上都是没有报酬的，受邀演讲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是一次思想交流的难得机会；但是，中国社会那些“有名”经济学人往往首先是谈妥出场费，甚至有专门的经纪人进行操作和联系。[5]试问，这算什么真正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目的是传播学术和交流思想吗？同时，再计算一下他们的时间分配，有多少是用于读书和思考的？他们所发表的那些文章又有多少完全是由其本人完成的？尤其是，作为一门关注公共领域问题的学科，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必须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关怀人类，向社会提出自己长时期思索的洞见，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而这需要渊博的知识；也就是说，知识的广度和丰度也是衡量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尺度，那些专注于运用一些抽象分析工具进行疑难攻关而对社会常识无知的人，也算不上是真正的经济学家，尽管他也许在一些主流的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符合规范”的文章。

[1] 姜艾国：“时评：为何经济学家经常挨骂”，http://finance.sina.com.cn/review/20090318/11185992419.shtml。

[2] 施密特：“方法论个人主义、心理学个人主义和对理性的辩护”，载韦尔和尼尔森编：《分析马克思主义新论》，鲁克俭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 不过，尽管马尔萨斯不是地主阶级的一员，而李嘉图则是一个大地主，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有关谷物法的观点却往往被马克思主义学者视为分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地主阶级的利益。

[4]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页。

[5] “经济学家出场费3年飙升10倍 郎咸平谢国忠最高”，http://finance.sina.com.cn/money/lczx/20090514/074462239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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