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城：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

作者：周新城来源：微信“昆仑策研究院” 2017-05-26 976

必须重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

周新城

　　1959年12月10日到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带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边读边议，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启迪性的意见。今天，在大家热烈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必须重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表的意见，把它作为我们讨论的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成熟起来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来说，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

　　他说：“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1]

　　理论著作、尤其是成体系的教科书，绝不是几个秀才关在书斋里拍脑袋能够写出来的，它是实践的总结。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会有成熟的理论著作。

　　毛泽东批评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表明经济学家不懂得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2]

　　就是说，他批评这本书不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毛泽东说的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但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来，大概也可以这么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到现在，不过35年时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算起，也不过近40年时间。这么点时间的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很多带规律性的问题，现在还看不清楚。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的确还很难写出一本像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

　　毛泽东明确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3]

　　生产关系是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有巨大的反作用。

　　因此，“要研究清楚生产关系，就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当然，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

　　他主张，“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4]

　　毛泽东还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从分析矛盾出发。

　　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他认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最大的缺点是：

　　“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

　　“不承认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认矛盾的发展和转化，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还是矛盾，怕讲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斗争。这本书的缺点就在这里。”[5]

　　他批评说：“教科书只说社会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团结一致，十分稳定’，不说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说精神上政治上的一致，是社会主义国家强大的社会发展动力，不说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样一来，矛盾的普遍性这个规律，在他们那里就被否定了，辩证法在他们那里就中断了。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社会总是运动发展的。在社会主义时代，矛盾仍然是社会运动发展的动力。因为不一致，才有团结的任务，才需要为团结而斗争。如果总是十分一致，那还有什么必要不断进行团结的工作呢?”[6]

　　毛泽东提出：“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7]

　　从哲学的高度，始终运用唯物辩证法来研究经济问题，这是毛泽东经济思想的一大特点。

　　毛泽东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的，不是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即生产力问题。甚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说成是中国的发展经济学。这就把研究对象搞错了。

　　但是，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必须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要善于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来研究生产关系，从中发现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性。

　　我们来看一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状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晶。这“中国具体实际”指的是什么?按照十七大和十八大的说法，它既包括中国国内的实际，也包括当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实际。后者主要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联系。我们着重考察国内的实际。

　　就国内来说，我们最大的国情是;我国尚处在、而且在一段时间里仍将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意义上，实质上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学。它的主要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的。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一定范围内，即对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因为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很难越过初级阶段，直接进入发达阶段。

　　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以后。有一段时间里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处在什么发展阶段上缺乏清醒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三大上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论断。

　　十三大是怎么论证这个问题的呢？

　　十三大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别的许多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现代化。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就是要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十三大详细描述了当时中国的实际情景：

　　“我国当前的情况是，一方面，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已经确立，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已经消灭;另一方面，人口多、底子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于世界后列。突出的景象是：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8]

　　从这一实际情况出发，十三大提出，在经济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要求纯而又纯，必须“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⑨]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种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特点，也是根本的特点。这是分析一切具体经济问题的根本依据。它决定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决定了分配关系。

　　公有制经济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又有非社会主义因素(其中主要的是资本主义因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并存的社会，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私有制经济;既有按劳分配，又有按要素分配;既有以满足人民需要为目的生产，又有以追逐剩余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有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又有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这大概就是说我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的原因吧。

　　既然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因素，怎么能叫社会主义社会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一个分析社会性质的方法论原则。他说，在一个存在多种矛盾的综合体里，总有一个主要矛盾，它规定着、制约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事物的性质就是由主要矛盾的性质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两种因素，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水平不高，发展又不平衡造成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起主导作用，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客观条件，说明它的客观必然性，同时要阐明两者的相互关系以及发展趋势：一方面，它们之间存在合作的关系，各自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这两种因素，性质不同，它们之间必然存在矛盾和斗争。这种矛盾和斗争集中表现在两种因素争夺主体地位上。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它们不安于补充地位了，竭力想转变成主体。学术界散布的各种把国有经济妖魔化的言论，鼓吹私营经济效率高、私营企业主是“社会最能干的精英”，都是为争夺主体地位制造的舆论。他们争夺主体地位的斗争是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在这方面国内外资产阶级是相互支持的。

　　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这两种性质不同的生产关系并存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关键问题。从静态来说，我国出现的一切经济现象，归根结底是这个问题造成的，不抓住两种因素并存及其矛盾和斗争，就不可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的本质;从动态来说，这种矛盾和斗争，关系到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途。两种因素并存及其斗争，使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确实存在朝哪儿走的问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斗争的结局取决于两种因素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最终解决，也许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直存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回避这种矛盾和斗争，因为它是客观存在的，而应该正面阐述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和斗争，从中得出一些带规律性的结论。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它带有过渡性，而不是僵化的、凝固的。问题是往那儿变，无非是两条道路：或者向社会主义的较高级阶段发展，未来发展到共产主义；或者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躲是躲不开的，我们应该正视它，把它当作一个重大问题来研究。全部经济工作都要明确一条：我们是把当前的现实纲领与最高纲领统一起来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向最高纲领迈进的一步，而不是背离最终目标。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共产主义这一最终奋斗目标，坚定我们的理想信念，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向较高级阶段发展，而不会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倒退到资本主义去。

　　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从所有制出发

　　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肯定了教科书从所有制出发的写作方法。

　　他说：“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的，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我们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可以从所有制出发”。

　　“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也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研究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如何决定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性质是基本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商品的两重性。所以，马克思从商品出发，来揭露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的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虽然还有两重性，但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由于劳动力已经不是商品，社会主义商品的两重性已经不同于资本主义商品的两重性，人与人的关系已经不再被商品这种物与物的关系所掩盖。如果照抄马克思的方法，从商品出发，从商品的两重性出发，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反而可能把问题模糊起来，不容易使人了解。”[10]

　　马克思恩格斯是十分重视所有制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人们要生活，就必须进行物质生产。人们作为单个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从事物质生产的，必须组织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生产。在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中，谁占有生产资料，他处于优势地位。他可以凭借生产资料的所有权，驱使丧失生产资料的劳动者进行劳动，并无偿地占有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体系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一个社会的性质，从经济上说，就是由占主体地位的所有制性质决定的。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在谈到工人阶级乃至全人类获得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时，强调所有制问题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问题”。[11]“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彻底的决裂”。[12]他们提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13]

　　恩格斯总结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指出社会革命虽然是政治行动，但归根到底是为了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

　　他说：“迄今的一切革命，都是为了保护一种所有制以反对另一种所有制的革命。它们如果不侵犯另一种所有制，便不能保护这一种所有制。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是牺牲封建的所有制以拯救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确，一切所谓政治革命，从头一个起到末一个止，都是为了保护一种财产而实行的，都是通过没收(或者也叫作盗窃)另一种财产而进行的。”[14]

　　这段话，确切地阐明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所有制问题放到首位。一切淡化所有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不问所有，只问所用”，是会把整个研究工作引到邪路上去的。

　　由于分配直接关系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人们往往更关心分配问题。以至有的经济学家提出，应该确立分配问题在经济学中的中心地位。这种看法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不就对象来说是如此(只有生产出了产品，才能进行分配)，而且就分配方式来说，也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分配，作为生产关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由所有制决定的。离开了所有制，分配问题是说不清楚的。马克思曾经批评，拉萨尔主义者把社会主义描绘成主要围绕着分配问题兜圈子，这是“仿效资产阶级济学”的“庸俗社会主义”。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决定分配、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原理。他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对研究分配问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必须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出发来研究分配问题，即联系生产条件的分配来研究消费品的分配。

　　他批评教科书撇开生产资料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来谈论消费品的分配，并把消费品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种观点，指出：

　　“这是一种分配决定论的错误观点。就以分配问题来说，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分配首先是生产条件的分配，生产资料在谁手里，这是决定性的问题。生产资料的分配决定消费品的分配。教科书在这里不讲生产资料的分配，只讲消费品的分配，并且把消费品的分配当作决定性的动力，这是对马克思上述正确观点的一种修正，是理论上的一种极大的错误。”

　　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目前在分配问题上常见的错误研究方法。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把所有制放到首位。市场经济只是发展生产的方法、调节经济的手段，关键是谁来用这种方法、手段，为什么目的来运用这种方法、手段。这就是所有制问题。相对于所有制来说，市场经济是第二位的、从属的。不能撇开所有制，就市场经济研究市场经济。一定要记住，我们的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四个字。这不是画蛇添足，可有可无，而是画龙点睛，点明了我国市场经济的性质。我们要研究的是，市场经济是怎样在公有制基础上运转的，它怎样为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服务。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所有制问题，把所有制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写作方法

　　他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

　　“这本书的写法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这本书“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15]

　　毛泽东对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提出一个原则，即必须具有战斗性。他指出：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16]

　　客观上存在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存在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有应该批评的批评对象。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批判的，它是在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中发展的。毛泽东号召学习鲁迅的战斗精神和方法，鲁迅的文章是投枪、匕首，是同敌人战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几乎每一个问题都遇到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我们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不能不同新自由主义进行斗争。如果回避争论，平铺直叙，不回答读者思想上的疑惑，那种著作是没人要看的。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见，对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有指导意义的。我们应该重视他的意见，认真学习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批注和谈话，并把它贯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去。

　　注释：

　　[1]《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3—804、152—15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2]《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0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4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4]《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42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5]《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712、742—74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6]《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7]《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73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8]《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804、805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