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论金融危机（16）： “互联网+”极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

“互联网+”极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

李慎明

原编者按：本文是由思想火炬独家推出的“李慎明论金融危机”系列文章的第十六篇，也是最后一篇。前十五篇推出后，引起读者较强烈的反响。有的读者来电来信，一些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等纷纷转发，也有出版社来电，希望能尽快集结出版，奉献给广大读者。我们对各位媒体、自媒体和各位读者表示诚挚的谢意。“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我们愿同所有志同道合者手牵手、肩并肩，不忘初心，砥砺前行。“21世纪中叶前后，极可能是全球范围内民族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次复兴”(李慎明语)!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最好的结束语。

本文最初刊登于《红旗文稿》2016年02期，修改增补后刊登于《中国人大》2017年07期，原题为《“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和生产关系大变革》。

作者指出：“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和‘指示器’”，“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而“当今世界又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这一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工业领域，主要是互联网+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传统制造业等;在农业领域，是互联网+智能农业+生物工程等;在第三产业，是互联网+金融+商务+教育+医疗+媒体+各种新兴服务业等;在社会领域，是互联网+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

作者指出，“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将加剧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其结果就是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给资本主义带来“大灾难”。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的甚至传统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

作者指出：“‘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完全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随着全球工作岗位的逐渐减少，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逐渐加大，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随着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随着全球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也就不可避免了。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不断壮大，其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必将会在斗争中不断提高。”

作者指出：“‘互联网+’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无比光明。”“‘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必然会更加尖锐，并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必然发生大冲突，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的一定变革甚至大变革。”“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却是日趋接近。”

　　“互联网+”极可能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

　　这是一个繁荣浮华的时代，又是让人惊愕惊叹的时代。

　　在全世界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几乎让全世界的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为了说明本文的观点，请允许笔者一开始就接二连三地引用西方报刊所报道的西方政要、研究机构和学者所讲出的事实。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就职典礼上就抱怨说：“长久以来，我们国家首都的一小群人收获了执政的好处，却要人民来承受代价”;“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财富，政客们飞黄腾达，但工作流失，工厂关门”;“当他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庆祝时，全国各地挣扎奋斗的家庭却没有什么可以庆祝的”。

　　2017年1月17日，世界经济论坛(WEF)在瑞士达沃斯召开之际，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Oxfam)发布报告：去年全球贫富悬殊已达历史最严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于36亿贫穷人口的总财产，占全球总人口一半。全球最贫穷的10%人口，在1988年至2011年间，每年收入只增加少于3美元，而最富有的1%人口，收入却暴增182倍。报告称：“若再不处理，愈来愈大的财富不平等恐会撕裂社会。”

　　2015年9月，教皇方济各的首部宗座劝谕书《福音的喜乐》在梵蒂冈出版。在这份长达84页的报告式的著作中，方济各措辞犀利地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颠覆了不少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信不疑的市场和经济学理念。他说，现代资本主义是“一个新的专制”。方济各在这本著作中提及，“资本主义专制”将导致更广泛的社会动荡;由这个体制造成的不平等性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崩溃和死亡。他表示，西方金融体制需要“全面整顿”，并指责这个体制鼓励毫无节制的消费主义思想。

　　何种原因导致全球范围的如此贫富悬殊的现象?

　　美国《外交》双月刊2015年7/8月号刊登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题为《为什么说技术乐观主义者错了》的文章，文中指出，有这样一个“乐观的版本”：“人类将在信息技术、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的突破令过去两个世纪所取得的成就黯然失色。人类将过上更像神一样的生活。”但马丁·沃尔夫并不赞成这样的观点，他认为，“从理论上讲”，“真正智能机器”“能够使人类过上比现在好得多的生活。它们最终能否做到这一点，取决于这一成果如何产生和分配”，“首当其冲的就是经济增长疲软与不平等显著加剧的并在”，“最终结果也可能是产生极少数大赢家和大量失败者”;“毕竟，决定结果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如果我们现有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不能给我们想要的结果，我们就必须修改它们”。

　　尽管上述结论极有可能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的改良主义的主张，但笔者读到此文，仍然感到欣慰。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入发展，随着世界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有所复兴，在资本主义的心脏地区，在美国主要的刊物上，竟然也出现了对现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及分配制度必须修改的观点。这对现在一些仍执着笃信“新自由主义”能够救中国、救世界的人应该是一个提醒。

　　一、当今世界处于“互联网+”为领衔的生产工具

　　大变革的时代

　　从一定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的发展变化，往往是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开始的;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程度的“测量器”和“指示器”，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力的大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大发展最终必然要求变革现存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不变革，就会极大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人民群众是实现和体现社会生产力的最终决定性力量，必然最终刺破现存的生产关系的外壳，要求建立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石器时代决定原始社会形态，青铜器时代决定奴隶社会形态，铁器时代决定封建社会形态，蒸汽机和电力时代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迄今为止的旧的生产关系的废止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人民群众在其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阶级和有阶级的社会里，重大的科学技术，往往是先从军工领域诞生，因为这一领域是生死搏斗的最前沿阵地，同时又是“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优越性”的集中表现地。美苏争霸，美军诞生了互联网。苏联亡党亡国后，美国的军事实力在全球取得绝对统治地位，当时的美国政府把“互联网主干的运营管理交给了商业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用风险资本家约翰·多尔的话说，这是“地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法财富创造行动”。

　　笔者认为，当今世界又处在生产工具大变革的前夜。这一大变革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的诞生和发展。从生产工具的角度看，全球已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在工业领域，主要是互联网+机器人+3D打印技术+新能源+新材料+太空技术+传统制造业等;在农业领域，是互联网+智能农业+生物工程等;在第三产业，是互联网+金融+商务+教育+医疗+媒体+各种新兴服务业等;在社会领域，是互联网+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的交往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等。

　　这也就是说，在今后若干年内，“互联网+”这一新兴和先进的生产工具的诞生与发展，将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劳动效能，并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迅疾地冲击全球人类的时空观念和交往思维方式，改变着经济社会运行模式和政府治理方式，改变着军事作战模式等。“互联网+”已经并正在成为全球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最为重要的新生领域。笔者认为，以数据海量采集、存储及其分析应用为基础的“大数据”理念和技术，也是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全球信息产业的又一次聚合和提升。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些都是以互联网为领衔或作派生或作基础，都属于“大互联网”的范畴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说，以互联网技术为领衔的信息革命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相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和第四次科技革命正在全球范围内兴起和迅猛发展，充分彰显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威力。

　　二、“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正在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主导着“互联网+”，推动着新的高科技革命，似乎不可一世。一些人也与日裔美籍学者、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弗朗西斯·福山相呼应，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全世界都应向美国看齐，并以此来规制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

　　有的同志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拥有“互联网+”这一高新科技并渗透全球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军事、教育等诸多领域叹为观止，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复兴信心不足。还有的同志则为此欢呼，认为仅仅依靠“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自身的大发展，不需要变革生产关系，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消灭剥削，从此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其实，对马克思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复兴信心不足的同志，只是看到历史的局部空间和时段中的现象;而认为仅仅依靠“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自身的大发展就可以消灭剥削，从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想法则是忘记了任何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生产关系的框架内存在或发展或遭到破坏的，或是有意“忘记”这一基本常识而误导他人。1853年，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谈到英国资产阶级在印度采用的新技术时就明确指出：“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让我们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放入当前全球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框架里，放入历史的长河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基本观点来考量，我们就可以得出与上述两种结论完全相反的结论来。

　　前些年，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泛滥，资本主义一路凯歌行进，不少国家以学习美国为荣。但天上突然掉下个“林妹妹”：2008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七年过去，依然故我，何时见底，至今扑朔迷离，前几年的各种“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研讨会也都了无踪迹。这也使得国内外不少知名的大牌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瞠目结舌，使得全球有识之士特别是广大民众“有所思”。

　　2008年爆发的至今仍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哪呢?相当多的人原本以为马克思这个“幽灵”早就离我们而去，但绝没想到，他一直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上空“徘徊”，冷峻而自信地俯瞰着茫茫宇宙中我们这个“小小寰球”。让我们看看马克思140多年前在《资本论》中所言：“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正因为资本认识不了列宁所说的“不是生产食物更加困难，而是工人群众取得食物更为困难”这一基本道理，所以资本所遇到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让我们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拥有的“互联网+”为领衔的高新技术作如下简要分析，来看看“互联网+”这一高新科技与生产工具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运行，将如何逐步削弱甚至给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带来“大灾难”。

　　第一，“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资本所雇佣的人数愈来愈少，使得全球范围内更多的民众与高新的甚至传统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对需求逐步减少甚至锐减。在今后一些年内，“互联网+”的大发展，必然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必然根本改变各个产业的生产方式和运行方式。互联网+商业，必然使传统的大商场大量倒闭;互联网+金融，必然使传统的不少银行破产;互联网+医疗，必然使传统的医院生存困难;互联网+教育，必然使传统的教育陷入窘境;互联网+媒体，必然使传统的纸质出版物大量萎缩;互联网+文艺，必然使传统的文化娱乐场所“门庭冷落”;互联网+交通，必然使人们的出行便捷价廉;互联网+军事，必然使传统军队的组织形式、作战样式等发生质的变革;等等。

　　以亚马逊公司这一网络电子商务公司为例，它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秉承“天天低价,正品行货”信念，顾客们对其效率和便捷的喜爱无可厚非。但美国著名媒体人安德鲁·基恩在《互联网不是答案》一书中说，“实体店产生1000万美元的营业额平均需要47名员工，亚马逊只需14名雇员”;仅“亚马逊2012年在美国大概毁掉2.7万个工作岗位”。“汽车共享服务公司UBER有1000名雇员，市场价值达182亿美元，其估值相当于租车业巨头安飞士和赫兹两公司之和。所不同的是，这两家汽车租赁公司雇佣了大约6万名雇员。”英国牛津大学的两名研究人员评估了美国700个职业“计算机化”的可能性，得出结论：“‘美国47%的就业机会面临危险’。在今后10年至20年的时间里，半数工作都有可能自动化!”无人驾驶汽车“是作为一种技术壮举出现的”，“司机这个职业在美国是最普通的(开重型汽车、轿车、客车和出租汽车的司机多达400万)”。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和劳伦斯·科特利科夫甚至认为：“即将到来的变革所导致的生产力提高，可能使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总体上变得更加糟糕。工人被机器人取代，他们的收入也可能落入机器人的所有者手里，大多数工人将‘被退休’，而他们的储蓄想必比年轻人还少。”随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完全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十年内，无人工厂必然会大量涌现，这些无人工厂的机器人，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每时每刻都在生产着物美价廉的产品，但这些工厂都不雇佣或很少雇佣工人了，都不给工人发工资了，谁还会有钱再来买这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呢?

　　消费决定生产，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条铁则。“互联网+”的发展，无人工厂的出现，必然逐步带来就业人口和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必然导致更多的企业破产和更多就业人口的衰减;导致新的社会相对需求的衰减和更多企业的破产。这正如159年前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疲劳。”

　　第二，“互联网+”的迅疾发展，使得垄断产品的价格和质量却愈具竞争力，因而垄断产品的市场便愈具全球性。“互联网”+现代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必然使得工业产业形成新的百舸争流之势，也必然使得资本主义的竞争必然产生垄断的经济规律这一铁则得以新的充分的展现。所谓自由竞争本质上是厮杀的过程，而垄断则是厮杀后的必然结果。在“互联网+”进程刚刚开启的首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即看到从现代化交通工具、通讯工具、计算机软件等高科技产品到牙膏、洗衣粉等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在全球处于垄断地位的大都是那几家国际知名品牌。连世界各国底层民众在普通日用品上都能与当年美国的总统小布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平起平坐：他们都喜欢并使用高露洁牙膏。随着“互联网+”的深入发展，物美价廉的产品会层出不穷，这就使得国际垄断资本通过超额垄断利润或薄利多销积聚着大量财富，从而在生产与销售领域又迅疾地加剧着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

　　第三，“互联网+金融衍生品”模式的泛滥，使得国际资本流动速度以几何级数加快，在瞬间就能掠夺别国和他人的大量财富。圣经《新约·马太福音》中的“凡有的，还要加倍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的“马太效应”在当今国际金融垄断领域表现得异常充分。国际垄断资本可以脱离实物经济和生产环节，在金融及其大量的金融衍生品领域，仅仅通过小小的鼠标轻轻地一点，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成几何级数的增长。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当今世界上所有股市、期货、汇率、种种大宗商品等金融衍生品都是世界统一大赌场的有机组成，都是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坐庄”。金融是经济全球化和当今几乎所有国家经济的命脉和血液。“互联网+”既是金融帝国主义找到使它登上自己所要登上的顶峰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又是造成当今全球范围内贫富两极分化的最为直接、最为便捷、最为重要的通道。

　　正是主要基于广大民众就业岗位逐步减少、产品市场的全球化和国际金融的高度垄断，以上这吮吸穷国、穷人的“三管齐下”，使得在当今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里，在全球范围内，与其说必然，不如说已经出现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经济现象：穷人愈来愈多、愈来愈穷，富人愈来愈少、愈来愈富;几乎所有国家都愈来愈穷，愈来愈穷的根本标志，就是各国主权债务都在急剧增多。换句通俗的话讲，日益贫穷的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已经没有多少钱可供富人再来榨取。这是“互联网+”引领的生产全球化(其中包括金融衍生品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带来的必然结果。

　　为了维持本国GDP一定的增长率和就业率，世界各国的货币发行量几乎都在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但这些宽松的货币的绝大多数最终又都打进了极少数人的账户。人类财富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2013年全球个人财富掌握在百万富翁手中的有40%，2014年则为41%，而波士顿咨询公司预计，到2019年，这一比例将上升至46%。全球85位富豪积累的财富超过了35.7亿这一半数的世界人口的财产。本次美国总统大选之前，美国富有阶层的各个阵营都在谈论美国的贫富差距。共和党的总统热门候选人特德·克鲁兹说：“从全国范围来看，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据的收入份额之大超过了1928年以来的任何年份。”

　　不少战略家都在判断，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应该说，全球范围内的绝大多数人相对贫困与绝对的贫困和极少数人暴富的两极分化，这是国际局势深刻变化中最深刻、最基础的变化;这一变化是其他所有变化的基础和根源，其他所有变化都是这一根本变化的派生。

　　三、“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变革必然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

　　在任何时候，社会生产力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存在并运行的。邓小平作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判断无疑是指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框架内的科学技术，我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这一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在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框架之内，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有着永恒的魅力。

　　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以“互联网+”为领衔的高新科技革命和以美国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于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而言，无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在一段时日内，可以使得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基本矛盾转嫁其他发展中国家，使其内部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在一定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可以保护和促进高新科技这种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超越一定的时段，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即必然造成的广大人民群众相对的甚至绝对的贫困，必然容纳不下新科技带来生产力的急剧增长，则必然抑制甚至破坏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

　　马克思明确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毋庸争辩的事实。”科学技术本身没有阶级属性，但科学技术必然为科学技术占有者所服务。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还必然利用和占有科学技术，技术和科学的进步就意味着资本榨取血汗的艺术的进步。以工业生产为例，“互联网+”时代的生产模式可以表述为：劳动者+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其中，“劳动者”是人，“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则是资本所拥有的生产工具，这些智能生产工具，都是资本的承担者。在当今世界，在短时期内，智能机器人还一时无法全部代替人工，因此工业生产仍然离不开大量工人。“智能机器+智能网络+智能终端”将使得流水线上的生产速度加快，结果则是工人的劳动节奏和紧张程度明显加大。由于智能机器、智能网络和智能终端的发展，工人操作也将日益简单化、工人可替代性明显增强，加上过剩劳动力大量产生，使得劳动力价值又最大化地贬值，工人的实际工资都将降低。因此，“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不但不可能消弭反而会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

　　随着这一矛盾的进一步加剧，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垄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等世界性难题，也将进一步趋向激化。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进一步强化，只会使这些矛盾与难题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加剧。正因如是，我们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框架之内，放入历史的长河中，从根本上说，科学技术的本质是资本的奴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最终制约甚至破坏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引起社会的革命。也正因如此，马克思说，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蒸汽机、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布朗基(见文末注释)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这也就是说，“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必然造成富国、富人愈来愈富，穷国、穷人愈来愈穷这一状况的加剧，就必然会造就一批又一批对于国际垄断资本来说是“比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革命家、军事家等，并进而发展壮大由先进理论武装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队伍。随着资产阶级掘墓者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资本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则是可想而知的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互联网+”这一新生技术力量只有归还人民大众，才能使其更好地发挥作用。所以，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上说，经济全球化和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高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但不是距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越来越远，而恰恰相反，却是日趋接近。当然，谁也不否认，这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其中还可能有较大甚至更大的曲折。

　　“互联网+”的大发展，往往会首先和主要冲击着所谓的“中产阶级”即本质上的“中等收入阶层”。在当今世界语言霸权中的所谓“中产阶级”的“产”，实质上应该是指生产资料的“产”，而“中等收入阶层”中所谓“中产阶级”的“产”，却是生活资料的“产”。因此，把“中等收入阶层”这一概念偷换成“中产阶级”，实质上是剥削阶级为了掩饰自己阶级的剥削本质，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起来，从而遮掩甚至企图颠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把西方社会的稳定寄托在所谓“中产阶级”即中等收入阶层的不断壮大上。这就是建立所谓的“贫富两头小，中间‘中产阶级’大”的“橄榄型社会”。在全球经济繁荣时期，在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说来，所谓的“中产阶级”是发展壮大的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可以利用自己的金融、贸易规制、科技等霸权，一方面源源不断地从海外获得物美价廉的商品特别是生活必需品以供给国内各个阶级阶层购买;另一方面用海外获取的丰厚垄断利润又为所谓非“中产阶级”的穷人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待遇，建立所谓的“福利社会”;三是用海外获取的丰厚的垄断利润为所谓的“中产阶级”支付比生存工资要高的薪水，使他们在就业期间享受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在发展中国家，所谓的“中产阶级”也会处于正常的发育之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谓“中产阶级”经济上的标志，就是有着相对较高的工资等较为稳定的收入，并以此作为抵押，还可以进行“车贷”“房贷”等，以提前支取和享受自己甚至是子孙后代的“资源”。但经济一旦进入下行通道，甚至步入停滞和危机阶段，就不仅造成大量普通劳动者的失业，而且会把大量的所谓“中产阶级”抛入失业大军。美国《外交政策》首席执行官戴维·罗特科普指出，“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技术的幸福结合带来生产力的巨大提高，将在创造就业方面产生前所未有的可怕效应”;“换句话说，律师和会计师很可能要感受到流水线工人几十年来感受到的痛苦”。据美联储统计，由于房价、股市等暴跌，2007年至2010年间，美国家庭中位数净值就缩水39%;有50%的“中产阶级”在经济衰退期间与原有的经济地位相比有所降低甚至明显下降。

　　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依据，就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国家中等收入阶层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不断深化而必然不断出现的一次比一次更大的阶级分化上。完全可以预见，随着“互联网+”的大发展，随着全球工作岗位的逐渐减少，随着贫富两极分化的逐渐加大，随着各国广大普通民众购买力逐渐下降，随着各国主权债务突破无法承受的极限之时，随着全球各国其中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广大的中等收入阶层被抛入绝对贫困行列，资本主义社会的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动乱也就不可避免了。不仅工人阶级队伍在数量上不断壮大，其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也必将会在斗争中不断提高。更何况，这里所说的中等收入阶层绝大部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白领阶层”。这些人年纪轻，学历高，掌握着各种高科技技术，当这些人被抛入贫困行列之时，他们与本来就处于贫困行列的“蓝领工人”阶层相结合，其斗争的反抗形式和效果便与以往经济危机中有很大的不同。

　　2015年7月2日，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布伦达·M·西弗在一篇文章中对总统奥巴马的“中产阶级经济学”表示如下忧虑：“决策者一般都颂扬全球中产阶级崛起所带来的长期好处”，“不幸的是，中产阶级扩张在短期内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一直被相对地忽视了，而且这两者还因全球化和数字革命而被放大”;美国“中产阶级”“仍然面临薪酬增长停滞、裁员、大学费用飙升以及债务等诸多问题”;“其他发达的工业国家中的中产阶级也承受着类似的或者更糟糕的厄运”;“这一趋势可能助推关键国家发生社会革命”。这位学者在文中还引用了《文明的冲突》的作者亨廷顿这样的观点：“中产阶级甚至是最具革命性的社会阶级。”美国这位学者和亨廷顿是站在为资本主义补天的角度而担忧的，笔者认为，他们不是杞人忧天。当然，这是全球范围内所谓的“中产阶级”在全球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多年积蓄在股市、房市等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上被洗劫一空，又被抛入失业大军之后的绝望、觉醒与反抗。

　　四、“互联网+”引发生产关系大变革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无比光明

　　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被国际金融及产业等垄断资本所占有和主导，它们主导和规制着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在通往“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大变革的路途中，不仅不同的国家、民族和阶级有着不同的合作、竞争直至较量，而且不同的国际金融、产业等垄断资本之间同样有着不同的合作、竞争直至较量。互联网无国界，但互联网企业往往有“国籍”。就是一国之间的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的本身也在十分激烈地厮杀着。

　　2000年左右，美国的互联网是以每年2300%的速度在增长;2000年3月10日，以互联网为领衔和主要内容的纳斯达克指数创下5132点的历史最高纪录。但随后一路狂泻到1500点以下，超过5万亿美元的市值随之蒸发。但是，“互联网+”在今日的美国重新又在“崛起”。这说明，互联网和“互联网+”领域既是新的生产力孕育和壮大的“摇篮”，也是金融衍生品孳生和冼劫的“乐园”。“互联网+金融”在美国的泛滥，使得金融垄断资本首先在美国不仅不是为物质商品生产服务，反而不断吞食工商业资本，使得美国逐步失去物质商品的生产能力与创造能力。它还利用自己的金融霸权，进一步吞食世界工商业资本，从而在美国与全球范围内酿就失业的加剧和全球各国有效需求的衰减。美国自身失业的加剧和社会有效需求的衰减，才是其近年来迟迟不敢加息的根本缘由。所以，美国近期的战略也只能是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通过滥发美元，向世界各国借债度日。

　　全球化不是始于今天，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00多年前的《共产党宣言》中，已经宣布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的开始。新一轮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始于苏联亡党亡国之后。这与“互联网+”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登上全球舞台几乎同步。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不仅广大发展中国家，而且除美国之外其他发达国家，也都开始品尝美国主导的“互联网+”的苦头，即使美国统治者自身也在嘟囔着“互联网+”带来的诸多“麻烦”：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的上升，全球“恐怖主义”和所谓“恐怖主义”的增多，国家和私人信息受到惊人的攻掠，发达国家的孤立主义和不少国家的民族主义、反移民情绪的急遽上升，等等，这些都似乎成为全球需要共同治理的“新的公共安全领域”。更为重要的是，主导经济全球化的“领袖”即“地球村”的“村长”的“领导能力”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世界上有的学者甚至判定：“全世界已进入‘去全球化时期’”;“在2013年，最富裕的国家比2009年多采取了23%的保护主义措施”;“互联网的自由度正在降低，许多政府给本国互联网筑起了围墙”;“去全球化时期过后，世界最终都会恢复正常，但有时要到发生全球冲突(如二战)之后”;“历史表明，当前这样的去全球化时期可能会产生持续数十年的影响”。

　　笔者赞同上述判断。笔者更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世界就是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不断交替中曲折前进的。我们十分清醒地知道，资本主义社会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的发挥还有一定的潜力，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的合作、竞争、较量还在进行之中;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的角度讲，“互联网+”与反“互联网+”的合作、竞争、较量也都在进行之中。但是，“互联网+”这一生产工具的大发展必然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生产的社会化的基本矛盾必然会更加尖锐，并与现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必然发生大冲突，从而引发生产关系的一定变革甚至大变革。这种变革在未来一些年内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一是实质上的“小变革”，就是说，国际垄断资本“割肉”，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较大的调整，为绝大多数穷人让利，则可以延缓资本主义的生命，罗斯福新政的本质之一就是如此。二是实质上的“不变革”，即国际垄断资本不作让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将被全世界绝大多数的穷人所变革。在21世纪乃至22世纪，世界左翼和社会主义思潮乃至运动必将有较大的复兴。这一复兴，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国际垄断资本无论是“小变革”还是“不变革”，社会主义的全球化必然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

　　互联网还会使先进的革命理论的传播变得如同国际金融资本通过互联网掠夺别国和他人财富一样便捷和迅疾。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高度评价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在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中的作用。他们说：“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如果说在马恩时代，铁路使工人们联合几年时间就可以达到，那么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会使当今工人阶级的联合几个月或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达到。特定条件下的“蝴蝶共振”的效应足以使整个地球卷起“当惊世界殊”的风暴。

　　当然，我们深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帝国主义在全球经济政治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那么，它们也必然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金融帝国主义的这一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上层建筑，并进而决定意识形态这一文化的上层建筑。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对苏联的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成熟的技术和办法。其中，它们运用广播电台以及电视、报刊发挥了独特、重要的作用。比如，用许多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对苏联人民反复灌输，并使许多人深信不疑。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新式媒体，它的最大特点不仅是速度快、容量大，而且显然更是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双向互动。信息发布者发布了虚假信息和错误东西，知情者就有可能对此立即进行揭露和反驳。这种双向互动，恰恰是单向灌输的广播、电视和报刊等其他媒体所缺乏的。毫无疑问，对于这些揭露和反驳，世界文化霸权主义的发布者固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控制，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和一段时日内取得成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能不能这么说，由于互联网的诞生，世界文化霸权者企图运用互联网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侵蚀，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遇到了极大的障碍。

　　当然，互联网上各种观点都有，可以说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也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辟了坦途。人们在争鸣中可以比较、鉴别、提高，这对提高世界各国全社会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理论水平有极大的好处。从局部和短时段看，互联网有着很多弊端;但从长远、根本上讲，互联网可是个不可多得的好东西。这一崭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有可能会使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距离我们越来越近。使得全球各地零散的“社会主义复兴的幽灵”长上在全球迅速传播和集聚的翅膀，这无疑有助于极大地推动全球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的反抗与斗争由自在转为自为，并进一步更加紧密地团结和联合起来。

　　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还宣布：“历史中的资产阶级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读到马克思这样的论述之时，只要不是站在资本而是站在劳动的立场上，都会发出赞许而又会心的微笑来。谁还会再持“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的观点呢?当然是有意无意站在资本的立场上，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来。

　　从一定意义上讲，正确或错误的理论都是自在，都是古今中外不同阶级和不同利益群体的特定代表人物对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不同的把握与不同的表述，而人们的认识才是自为。人们不被正确的理论所说服和掌握，就必然会被错误的理论所说服和掌握;不把正确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必然把错误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人们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人们的错误思想如何才能被抛开去?也只能通过社会实践。舍此都没有它途。人们实践的结果，一个是成功，一个是失败。而失败，则往往是通往成功的必经之路。我们决不是为苦难和灾难本身唱赞歌，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没有五万多名将士血染湘江、中央红军从八万多锐减为三万余人，就没有后来的遵义会议。人们不仅需要正面说教，反面教材的作用往往比正面教材来得更为刻骨蚀心。从一定意义上讲，在通往世界社会主义复兴的道路上，可能还会发生苏联亡党亡国这样震惊全球的灾难，但我们也会牢记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这样的警世恒言。真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各种灾难中汲取深刻的教训而不断成长的。通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无疑是曲折的，但前途无疑无比光明。

　　注：布朗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财产私有制度，在其76岁的生涯中，他多次领导起义，多次失败，曾两次被判为死刑，其中有36年在30所监狱中渡过。布朗基主张通过政治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但其基本策略是少数人的起义或阴谋手段，这与马克思主义主张的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夺取政权是根本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是群众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布朗基是英雄史观，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但他无疑又是19世纪法国反对封建君主制度的伟大旗手，是早期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头脑和心脏”(马克思语)。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取得初步胜利后，他缺席被选为公社名誉主席。1881年1月1日布朗基去世后，巴黎20万群众自发为其送行。

　　(本文最初刊登于《红旗文稿》2016年02期，修改增补后刊登于《中国人大》2017年07期，原题为《“互联网”发展的最终结果必然引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大危机和生产关系大变革》)

　　(作者：李慎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原副书记、原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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