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卫东：我国金融领域的五大问题及其根源

　　摘要：我国金融方面存在五大问题，包括依据外汇被动发钞;推进资本项开放改革;低人民币汇率;政府给市场提供净资金过少和向西方出卖银行股份问题，它们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和金融经济风险。其根源是主流金融界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迷信以及美国精英通过胡萝卜和大棒推销的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假说的华盛顿共识。美国基本没有执行华盛顿共识政策和“货币大师”弗里德曼提出的所有14项货币政策建议，它们纯粹是美国误导他国，控制他国思想的意识形态工具。我们应学习美国成功的实际做法，而不是意识形态，它们本身就是为美国利益服务的。

　　1、 依据外汇发钞带来的问题

　　自1995以来20年，我国一直依据外汇储备被动发钞[1]，就是依据西方购买我们的产品和资产需要发钞，增发的人民币都拿去购买外汇，交给西方。最近两年有所改变。但是，直到2017年5月，我国依据外汇储备发钞的人民币还有22万亿元[2]。央行换来的外汇，作为人民币发行的依据，是不能使用的，如果使用了，就回收了发行的人民币，因而等于将发行的人民币22万亿免费交给了西方。而且西方使用它们购买国内资产，以资产做抵押贷款，控制了更多人民币和我国经济资源，包括金融市场。发行货币都交给西方，是国内企业和银行货币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换来的外汇储备大都存在西方金融系统，使人民币发行依据被西方控制，给我国金融带来较大风险。出口产品换取外汇而增发人民币，使国内市场上物资减少而货币增多，从而在两方面导致通货膨胀。国家应立法禁止央行拿增发人民币购买外汇;央行应将外汇交给政府，换取政府增发的22万亿国债，从而将所有人民币发行依据转换为国债，政府财政部门就可以支配使用外汇，在外汇市场兑换为人民币，让企业进口物资，用于国内建设;也可以交给国有公司，到国外投资。

　　2、 推进资本项开放改革带来的问题

　　又称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就是政府单方面承诺货币可兑换;从实际操作来看，是政府被动参与货币兑换，交出货币主权，推进者公开说[3]，“中国落实资本项目可兑换，将是正当可兑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新兴市场国家还可以有一些额外的管理”，暗示它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要求。在货币方面，我国唯一加入的国际协定，就是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该协定最初是1944年制定的，到1960年只有9个国家加入[4]，主要是美国控制的拉美国家，没有一个西欧国家加入。该协定并无约束力，是各国自愿加入的，其好处也很有限，可以拿本国货币兑换到特别提款权，从而可以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兑换到西方货币，对中国来说，可以拿人民币换到200多亿美元，此外，就是在苛刻条件下，可贷款600多亿美元。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按照协定第八条[5]，在贸易方面有限开放货币主权，让西方可以使用他们的货币购买中国物资，其净购买量则由我国政府控制。虽然反过来也是成立的，但实际效果就是如此。其中第八条第2款要求各国政府不得对国际往来的付款和资金转移施加限制，也就是要开放货币主权，让他国可以用他们的货币到本国购买物资;而第4款则要求对方政府承诺，例如要求美国政府承诺，如我国政府申请，美国政府必须用人民币或特别提款权兑换我国政府因贸易往来结存的美元，如果美国不能兑现承诺，则我国有权限制任何人使用美元支付来购买我国物资，也就限制了美元对人民币货币主权的侵犯程度。协定不涉及货币兑换，第四条明确规定，各国自行决定货币兑换办法(官方中文版故意将兑换译成汇兑)。

　　协定条款是政府间的承诺，不是对民间的承诺。但是，我国金融界根据美国金融专家麦金农观点[6]，将协定解释为政府对民间承诺货币可兑换，而且要按照麦金农观点和美国精英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单方面要求，进一步扩大到资本项[7]，等于交出货币兑换主权，让政府被动参与货币兑换。西方各国政府很少参与货币兑换[8](p504)，美国联邦储备法第16条第一款明确声明，美元是法定货币(lawful  money)，也就是对外没有任何承诺，美国金融学教科书都介绍了这些常识[9]。自1933年以来，美国政府就再也不向民间承诺美元可兑换了[10](p126)。此后的所谓“美元可兑换”，是在美国政府安排下，美元和西方盟国货币之间的货币兑换市场化，由银行负责兑换，而不是政府被动参与货币兑换[9]。美国政府并没有安排美国的银行进行人民币兑换，实际上严格管制了人民币。所谓美元可兑换，是可兑换西方货币，对我们毫无意义。此外，美国精英极力推销，货币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淡化货币主权原理。

　　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和东欧国家正是因为迷信美国专家的误导，实施政府被动参与货币兑换的所谓资本项开放，让美国政府支持的金融大鳄制造了多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大量财富被美国洗劫，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多次拉美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国金融界一直谨慎地推进资本项开放，是美国金融大鳄没有在中国成功制造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但主流金融界制定和推进的资本项开放目标[11]，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交出了政府参与货币兑换的主权，给我国货币和金融管理带来的巨大障碍和安全风险，也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

　　我们早已在2003年建立了货币兑换市场，各种机构和个人可自由参与货币兑换，我国政府早已没有限制，因而我们的货币兑换早已与西方同盟内部实施的货币兑换市场化一致。政府有权指定几家银行，在使用政府的人民币和外汇参与货币兑换时，按照政府指定的条件进行兑换。以政府有条件使用自己资金参与货币兑换为理由，指责人民币不可兑换是错误的。而且西方盟国之间有限开放货币主权，还有政府间货币互换保证，防止外汇短缺影响经济，如七十年代美国从德国获得的马克[12]，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给西方提供的5800亿美元(反映在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我们向西方，即使是有限开放货币主权，也是单方面的，我们应管制西方货币。

　　3、 低人民币汇率问题

　　美国通过开放国内市场、提供贷款和援助，以及扶持政权等鼓励措施;通过军事侵略、威胁和封锁等手段压迫各国，实施“华盛顿共识”经济政策[13]，其中第五项政策，就是实行有竞争力的汇率，或者说低货币汇率政策。低人民币汇率，等于低价贱卖我们的物资，从而带来巨大的贸易损失。萨缪尔森在教科书[14](p240)中指出，比较不同国家经济规模或者说产出价值，应该用购买力平价汇率进行货币转换。美国的金融学教科书也介绍了该方法。以2010年为例，我国当年出口产品价值人民币10.70万亿元，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购买力平均汇率1美元兑换3.11元人民币计算，价值3.2323万亿美元，实际仅换取外汇1.5779万亿美元，从而损失1.6544万亿美元。

　　低人民币汇率也使进口商品价格过高，从而抑制进口，增加外汇储备。我们的人民币汇率明显过低，年年大量贸易顺差，使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就是证明。贸易的目的是物物交换，低货币汇率就是政府强制降低物物交换比例，拿更多的物资换回较少的物资。克鲁格曼在教科书中指出，应避免过大贸易顺差或逆差[15]。对外贸易平衡也是德国法律规定的四大经济目标之一[16]。低人民币汇率明显偏离了西方教科书介绍的常识和德国政府的法定经济目标[17]。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我们依靠低人民币汇率和优惠引进外资等政策，积累了大量外汇，它们基本储藏在美国和西方国家金融系统中，被美国和西方控制。中美一旦发生公开冲突，很可能被美国拿走或冻结。不久前，卡扎菲的利比亚政府和萨达姆的伊拉克政府，都曾储备了数百亿美元西方货币，在他们被西方军事打击的时候，这些外汇储备都被西方精英交给西方支持的反对派，用于推翻他们了。储备大量西方货币，等于为西方在我们内部寻找代理人，提供了免费资金，等于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我们必须大幅度减少外汇储备，预防这种悲剧。曾担任美国央行行长的格林斯潘说过[18]，“外汇可能因政治、金融或者军事原因而变得一文不值”，就暗示了这种情况。西方各国都实行高货币汇率，基本不储备外国货币。西方国家最多储备的外国货币，就是1992年德国，也仅有800亿美元，不到中国3%。

　　4、 政府给市场提供的净资金不足

　　现代金融制度下，所有资金，包括现金和银行存款，都是政府控制人为产生的，都对应了债务。央行印制的现金是央行负债，西方国家央行多购买国债交给中央政府，通过中央政府支出，让现金流入市场。市场流通的现金对应的是央行储备的国债，也就对应了中央政府负债。如果政府消除了这部分国债，也就等于央行收回了市场上流通的现金。我国央行长期以来，一直购买西方货币，交给西方政府，央行储备的是西方货币，因而人民币现金对应的是西方政府负债，也等于将增发人民币免费交给西方。

　　商业银行制作的储蓄卡，也是一种货币，同样可以完成支付功能，通常叫衍生货币，对应的是商业银行欠储户的债务。商业银行提供的每一分衍生货币，都对应了一分债务，并不能为市场提供净资金。对于企业来说，从整体上来看，只有个人和政府欠债，才能通过金融机制给企业提供净资金。我国历来个人存款超过贷款，只能给企业或政府增加债务，因此，只有政府负债，才能为企业提供资金。这是现代货币制度决定的，从会计原理也可以简单推导出来。

　　美国后凯恩斯学派经济学家兰德尔雷在《现代货币理论》中详细介绍了政府收支与私营收支之和恒等于0的规律[19]。根据该规律，政府负债增加，企业和个人才会增加净收入。

　　但是，我国政府负债太少，甚至长期以来有净存款，从而给企业增加负债。例如，按照央行提供的统计资料，2015年我国政府存款则高达24.2万亿;政府贷款包括国债10.66万亿，地方债务9.93万亿，总计20.59万亿;等于政府拥有净资金3.6万亿。加上个人存款54.6万亿减去个人贷款27.0万亿，也就是个人净存款高达27.6万亿。等于个人和政府都有净资金，总计高达31万亿，超过央行发行的现金，企业必然负债超过自有资金，也就是负债率超过100%了。

　　最近20年来，按照中美两国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我国所有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其负债率长期保持在115%到125%之间。而美国则为50-70%。从发达国家近年来实践来看，西方各国中央政府都高负债，负债率基本上与一年的国民产值相当。例如，美国中央政府发行的国债已经超过20万亿美元，超过了美国一年的国民产值。我国中央政府负债率不到20%，净负债率更是低于0，与发达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市场经济要发展，政府就必须不断增加资金供给。我国市场上的净资金供给很少，而且主要来自依据外汇储备发行的现钞，这种方式的代价太大，等于将增发现钞免费送给西方。2016年以来，我国央行不再依据外汇增发人民币，但增发的人民币主要购买商业银行债券，仍然不能为市场提供净资金。

　　政府大量负债，并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决定物价的是货币数量，而不是政府债务数量。  只有投放货币超过市场需要的货币数量，才有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最近十年来，西方各国一直负债与一年国民产值相当，物价却很稳定，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我国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应政府借贷要求增发货币，增发量超过市场需要量，从而导致物价上涨过快。如果政府向民间借贷，就不会影响货币数量，也就不会引起物价上涨。

　　市场经济，就是赚钱的经济，政府不提供净资金，企业如何赚钱?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我们的大部分企业都很难取得很好的业绩。这是上市公司难以分红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国企业普遍负债率高，普遍拖欠工资，甚至很多名人也被拖欠工资，等于赤裸裸抢劫。而且是地方政府暗中支持的。这也说明，我们并非市场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下正常运行。

　　5、 出卖银行股份问题

　　美国的金融教科书都很清楚地介绍，货币不仅包括央行印制的现钞，而且包括商业银行自行制作的银行卡等[9](p28)  ，说明能够办理存款和支付业务的商业银行也是印钞机构。因此，西方各国都严格监管商业银行，严格区分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业务，防止不受政府控制的银行过度增印衍生货币。美国金融教科书指出[9]，全国性商业银行对经济影响大，如果倒闭，就会波及经济的正常运行，政府必须救助它们，因而其经营风险是政府承担的，政府必须严密监管它们[20,  21]。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美国央行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给美国几家大银行贷款高达7.77万亿美元[22]，防止它们倒闭而给经济带来灾难。

　　中央银行必须提供资金救助大型银行，这是写进美国银行学教科书的。切凯蒂著《货币，银行与金融市场》一书[9]  (p419)介绍，美国911事件导致提款猛增的银行危机(日提款5亿增加到500亿)，事件发生当天，美联储决定给任何一家需要准备金的银行提供资金，在13日和14日美联储提供了多达1500亿美元。米什金的教科书则介绍，2008年美国发生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提供7000亿美元购买大银行手里债券，救助大银行[23](p200)。

　　对中国来说也一样，例如，国内的四大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任何一个倒闭，必然引起经济和社会崩溃。除非政府放弃统治，自动下台，中央政府或者说统治者都必须控制和救助境内的主要银行，也就是说，在商业银行需要资金的时候，政府的中央银行印钱低息或无息贷给商业银行，让银行无偿获利。

　　商业银行依靠政府无风险地印钱赚钱，必须是政府控制的印钞机。美国和西方虽然要求其他国家开放银行业，让美国商业银行进驻，美国和西方盟友之间也相互让对方商业银行进驻。但是美国和西方却很少让其他国家银行进驻美国和西方。这是因为美国和西方本是盟友，致力于推动经济一体化，共同对付其他国家。

　　但是，我们却将五大国有银行股份低价出售给西方，换取西方货币，而换来的西方货币并无其他用处，而是购买美国和西方国家国债，很长时间内，年利率只有0.26%，等于免费借给西方，从而等于免费借钱给西方买我们的银行股份，然后给西方分红。我国金融界积极支持的网络支付公司，其功能与商业银行类似，也是印钞机，而且股份基本属于西方资本家，等于让西方资本家在我国境内增设政策更加优惠的商业银行，让西方在中国土地上印钞，操纵我们的金融市场，带来的危害更大。

　　最新的中美合作百日计划，同意美国全资金融服务公司提供债务评级服务，等于让美国影响和控制我国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衍生货币，必将威胁我国金融和经济安全。

　　6、我国 金融存在五大问题的根源：

　　我国和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一样，根据美国精英推销的学说和主张制定了很多货币和金融政策，它们与西方国家实行的政策是相反的，也违背了西方货币金融常识。直接原因是主流经济界笃信美国推销的新自由主义谬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观念，就是市场看不见手会总动配置好资源，推动经济发展;政府的作用多是负面的，政府不应干预经济。因此，新自由主义管理经济的三项基本原则是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削弱政府作用，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的主要主张，甚至公开提出，政府只应成为“守夜人”[24-26]。无视西方各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很全面[27,  28]，而且是不断增强的。

　　早期自由主义者彻底否定政府作用，主张无政府主义，包括政府不应介入货币发行[29]的完全自由主义。这原是学者们的一派观点，美国和西方精英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为他们的成功经验。但是，正如张夏准先生所论证的[30]，西方的成功，并非他们推销的自由主义政策和制度，他们实际实行的政策与自由主义是完全相反的[28]。

　　美国精英推销的货币理论以“美元化”谎言[31](p16)为依据，要求各国，主要是第三世界国家政府承诺，货币可兑换美元或其他西方“可兑换货币”[6]，要求他们以美元等西方货币为依据，发行货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推销[32]。事实上，从国际法来看，我国人民币与美国美元在地位上是完全对等的，不存在任何差别，尤其是人民币加入货币篮子以后。实际则因美国通过军事威胁等干涉手段，强迫很多小国以美元结算，从而使美元结算比例大。

　　美国精心包装的“货币大师”弗里德曼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一系列的货币政策建议，涉及14项货币政策，基本没有被美国政府采用[33]。所谓新自由主义货币理论，实际是美国精英向第三世界国家推销西方的殖民地货币体系，让其他国家一直采用西方殖民地货币制度，当西方国家经济殖民地。由于美国通过胡萝卜加大棒推销，加上通过培养大量经济学家控制了各国精英思想，直到现在，还有169个国家按美国和西方要求，或多或少单方面承诺资本项货币可兑换[34]。按照储备的外汇计算，大部分发展中国家货币都是西方货币代用券，都向西方免费交出了货币发行主权。

　　很多国家采用西方殖民地货币制度，其根本原因是上层迷信西方，中国的某些人将美国打扮成无私帮助中国人民的天使，公开提出，让西方殖民中国300年[35]，似乎美国从来没有歧视奴役过中国，无视美国对新中国的军事侵略、威胁和封锁，无视美国和西方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掠夺和侵略，反诬中国人民封闭落后，不知道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从而陷入愚昧贫穷落后的境地。西方强盗和骗子成了少数人眼里人类先进国家的先进代表了。1840年以前，中国和西方贸易往来，西方是垄断公司，例如，英国是东印度公司，不准其他人和公司包括美洲殖民地与中国进行贸易;美国独立后，美国联邦政府一样成立垄断公司，垄断美洲毛皮、人参等资源，控制价格，中国当时是国家指定的13大商行，相互还有竞争。鸦片战争战败后，英美通过武力威胁，要求中国开放市场，让英美垄断公司直接进入市场，从而可以直接面对消费者，进入垄断对个人消费者的交易模式，从而可以获取垄断利润，这本是不平等的贸易模式，可是，现在很多主流经济学家自觉地赞扬为洋人利益服务的西方垄断贸易模式，称之为开放，而将以前比较公平的贸易模式，污蔑为封闭。

　　于是，他们主动延请西方精英指导，努力实施美国精英指导的“华盛顿共识”政策[36]，努力发展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使中国融入西方[37]。还将大量人员派往西方学习经济学理论，同时请美国和西方专家来本国“指导”经济发展，主动让美国和西方对他们洗脑误导;还引入大量美国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主动请美国精英来洗脑本国人民。

　　美国政府经常用胡萝卜加大棒来推销基于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华盛顿共识政策[38]，但美国政府执行的政策，往往与之相反[28]。很多国家推行了这些政策，引起了经济萧条债务高企等严重问题[39]，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承认，它给多国带来了严重后果[40]。

　　美国精英推销的理论学说只是假说，并没有得到实践证明，也没有在西方付诸实践。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理论同样是对自然现象的高度抽象，是对实际的近似处理。很多热门领域都有很多理论假说，包括科学大师们的假说，谁也不会迷信为真理。人们在从事工程建设时，主要依据设计规范，例如给排水设计手册，它们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通过实践总结的经验，很少受新理论影响，往往几十年不变，很少会象经济界那样经常变幻。前沿性科学理论是帮助我们认识客观规律的，很少直接用于工程实践的。而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不仅仅是总结客观规律，而且要塑造人心，影响人们的行为和行为规律。

　　美国很多学者评论西方的经济学是意识形态。2001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长期担任美国内务部经济学家和总统私有化委员会研究部主任、马里兰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教授罗伯特  尼尔森，根据自己在政府工作经历，撰写了一部经济学著作，题目就叫《从萨缪尔森到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都是宗教》[41]，在美国引起了广泛关注，有十几位专家学者发表文章评论它[42]。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邓肯  弗利在其著作《睿智--亚当谬论及八位经济学巨人的思考》[43]中指出，历史上著名经济学家们的经济学说都是经济神学。西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Kenneth R.  Hoover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经济学就是意识形态》[44]。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马克  林德曾发表与萨氏经济学篇幅相近的专著《反萨缪尔森论》[45]，以萨缪尔森《经济学》为对象，全面批判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斯蒂格利茨[46]总结波兰尼的主要观点之一是“(美国精英推销的)自由市场这种意识形态，本是新兴工业利益团体的仆佣，这些利益集团选择性地利用这种意识形态”。  美国的大学使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培训普通美国大学生，以便占据他们的思想，从而在意识形态上让资本主义思想能够战胜其他思想，让资本主义制度深入人心;推销给其他国家，同样控制了他国精英和老百姓的思想。

　　经济学与自然科学还有一个本质区别。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曼昆教授[47]在《经济学原理》中指出，“经济学家的意见不一致，原因之一，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就是指经济学家从某些人的利益出发，建立经济学理论，其理论是为某些人的利益服务的，是有适用对象的。美国人编著经济学著作，是为美国人服务的，很可能损害中国利益，我们必须区分，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接受。美国的金融教科书，是为培养金融从业人员服务的，介绍美国金融与美国金融界的实际操作是比较一致的，才是我们学习美国成功经验的有用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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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oover, K.R., economics as ideology, Keynes, Laski. Hayek and the  creation of contemporary politics. 2003,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45. Linder, M., 反萨缪尔森论，梁小民译，1974年德文版，1977年英文版. 1992, 上海: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46. Stiglitz, J.E.,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序言, in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 K. Polanyi, Editor.  20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 p. 3-16.

　　47. Mankiw, G.N., 经济学原理(上). 1999: 北京大学出版社. p. 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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