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反思西方经济学——对“林毅夫反思”的反思

作者：高冠中来源：《政治经济学评论》 2018-04-12 1871

如何正确反思西方经济学

——对“林毅夫反思”的反思

高冠中

在北京日报2017年8月14日刊发的《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就如何对待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林毅夫的反思”[①]。事实上，该文的观点或者说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与其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之后的学术观点是一脉相承的，比如其对经济研究方法论的反思、对西方主流发展理论的反思以及对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的反思等等。林毅夫教授的反思，相对于那些主张全盘应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西天取经”的学者来说，是极为少见的，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否真实地反映了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林毅夫教授反思后得到的结论是否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这是我们必须要认真分析和科学对待的。本文结合林毅夫教授近年来的学术主张，分析其对西方经济学的反思，探讨如何正确对待西方经济学和构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

一、林毅夫教授的反思：观点与方法

在卸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之后，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思。特别是近年来，林毅夫教授更是以构建其“新结构经济学”为目标对西方主流理论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应用性进行了反思，这些反思散见于《新结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的反思与重构》、《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家非得学习西方吗》、《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前提》等系列著述之中。归结起来，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主要是围绕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理论和新自由主义理论的批判展开的。对这两种理论思潮的批判，反映了林毅夫教授所秉持的立场和方法论逻辑。

在《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一文中，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思潮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并在实践层面讨论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绩效。林毅夫教授认为，基于市场失灵的资本形成理论，无论是平衡增长还是非平衡增长路径，都没有使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的目标。其后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不仅未能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意图良好的政府干预措施都宣告失败。20 世纪60~70年代普遍执行以进口替代以及产业保护为核心发展战略的拉丁美洲、非洲及南亚便是例证。[1]林毅夫教授将旧结构主义思潮的失败归结于结构主义思路违背了由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原则，因为在资本极度匮乏的经济中，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不仅会由于这些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大量的财政补贴使国家的财政负担难以承受，而且还会造成其他效率的损失，甚至滋生腐败。

随着结构主义教条指导下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在许多国家的纷纷失败，自由市场理论开始胜出并逐步影响了发展经济学，这个趋势因宏观经济学领域的新革命而进一步加强，以反对政府干预为中心思想的华盛顿共识成为引领发展中国家转型发展的主流思想。然而，以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为圭臬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推广蔓延，并没有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经济繁荣，反而弊端不断暴露，消极影响日益凸显，给众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2]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林毅夫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主张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制度及其发展模式为圭臬，主张后进国家要想实现经济的起飞和现代化，在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上必须向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看齐，实施全面的、彻底的甚至是过度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过度的自由化导致东欧和拉美国家民族经济凋敝，国内经济和金融大多被外国资本所控制;过度的私有化导致拉美国家储蓄率大幅下降，进而导致其经济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过度的市场化导致多数拉美、中东和东欧国家基础设施得不到有效改善，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2]

林毅夫教授对早期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源于其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理解。林毅夫教授认为，“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条件的相适性。如果条件不一样，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来看很有说服力，但是与现实不相干，可能会起相反作用。”也就是说，在林毅夫教授看来，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经济起飞和实现持续增长，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是行不通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了解其背后的道理，提出新的理论。[3]对此，林毅夫教授主张回到亚当·斯密的方法：亚当·斯密的结论是研究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现象，了解背后国家财富创造的原因是什么，然后提出一套逻辑解释。但是条件是在变的。亚当·斯密的方法是什么?是从问题的现象去探究它的本质是什么，它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实际上亚当·斯密之后的经济学大师大致都是遵循这个方法去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的经济学现象，给出逻辑解释。[4]因此，在林毅夫教授看来，以中国的资料来检验西方现有的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是“坐在金矿上挖煤”，所得结论也很难发挥帮助中国社会各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那么，该如何认识复杂的经济现象?林毅夫教授主张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这是因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现象，把发达国家的上层建筑作为暗含的前提，没有看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明确指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阶段不同而必然有结构差异。但在研究范式和应用什么范畴上，林毅夫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革命的理论，由于缺乏对一定结构下经济怎么运行的研究，因此，马克思经济学不能用以指导中国的经济运行。强调在研究经济运行时，不仅要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还要参照其研究范畴，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的结合点，就在于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5]

二、林毅夫反思的进步性：历史与条件

林毅夫教授坦承，1988年是其思想转变的一个分水岭，这源自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当时中国发展的实际境况，其将这一点归于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前提与条件不同。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与否的反思，一定程度上是契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事实上，对经济规律的研究和学说体系的构建，并不存在某种超历史的先验逻辑，存在的只是对历史发展进程的事后的逻辑分析、本质抽象和规律性概括，因而，每一种学说体系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和历史情境。由于各国经济学研究所依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及其适用性也就不同。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么，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6]从这一点来看，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与新自由主义化的“西天取经”派学者所主张的所谓的“普世价值”和西方经济学普遍适用论相比，具有较大的进步性。林毅夫教授强调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来进行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与创新，并且认为：“由于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发生在中国的问题，它的现象、它的限制条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很接近。所以我们研究的理论对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会更有借鉴价值”。[5]林毅夫教授的这一逻辑，既体现了辩证法的思维——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尽管一定程度上这是林毅夫教授无意识思维的结果)，也指出了中国道路与中国经济学的世界意义。林毅夫教授的这种主张，一定程度上强调了对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性规律揭示的重要性，这是揭示一般规律的前提。对典型事实的分析，是马克思构建资本论的出发点。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谈到，“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7]8这里，马克思通过英国这个典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特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暂时性。这一规律对后来者来说，典型对象的规律性东西就是后来者未来的景象。[7]8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转型与振兴的规律性东西，也必然会成为类似的后来者的一个未来景象，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价值。

正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立场和视野[②]，林毅夫教授对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思潮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批判。在经济学说史上，发展经济学的旧结构主义思路，将资本形成看作是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起飞和发展的唯一因素，因此过于强调政府在资本行程中的作用而忽略了制度、技术以及人口素质对发展的影响，也忽略了市场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也就是说，在早期结构主义思潮中，其理论方法的形而上学性，使其忽略了发展是一个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使其政策主张在实践上收效甚微。所以，有学者将这一思潮称为增长和发展理论“静态的插曲”。从林毅夫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来看，其能承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停滞——“迷失的二十年”是新自由主义的过度自由化、过度私有化和过度市场化所导致的，这对经受西方经济学全面而系统教育的林毅夫教授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这一反思还不彻底。林毅夫教授的反思，与他在方法论一定程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向有关，其并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中国经济学发展与创新的来源之一。这种转向，为林毅夫教授的理论主张增添了科学成分。

与方法论的转向相对应，林毅夫教授在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强调经济发展是一个产业、技术、基础设施和制度结构不断变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有“有效的市场”，又要有“有为的政府”。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要扮演软、硬基础设施提供者的角色，以解决“协调外部性”问题。事实上，那种认为“所谓的市场缺陷，很大程度上是市场批评者的臆想和由此导致的政府干预的结果”[8]的主张是不成立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实际，都宣示了市场机制调节的负效应。英国学者托尼·基利克在其《过分的倒退：经济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作用》一书中，对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而否定政府作用的主张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事实上，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市场发展生产力，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必然的要求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任由市场作为唯一的调节者，必须要发挥市场和计划两个调节者的作用。我们在利用资本的同时，必须通过政府调节节制资本，特别是在社会领域和公共产品领域，不能由市场调节其决定性作用，而应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林毅夫教授关于“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并存的观点，相对于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无为政府的主张，更具有科学性和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三、林毅夫反思的不足：立场、方法与观点

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反映了我国部分系统接受西方经济学训练学者的一种警醒——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庸俗化性质并没有改变，这是一种可喜的转变。然而，以林毅夫教授为代表的警醒派学者，虽然意识到了不能全面照搬西方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实践，但他们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反思和批判也还存在着不彻底性，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和需要进一步改进之处。

1.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反思的不彻底性

正如前文的梳理，林毅夫教授着重对西方早期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潮和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了反思和批判。但是，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批判并不彻底。

在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中，林毅夫教授虽然认识到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经济现象，更不能照搬西方经济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发展实践。但是，林毅夫教授仅仅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失效或失败归结于理论的适用条件，并强调“如果条件不同，这个理论即使从内部来看很有说服力，但是与现实不相干，可能会起相反作用”，这实际上掩盖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阶级本质和庸俗化的性质。经济学作用一种社会科学，总是有其阶级性的。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制度，代表的是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社会性质的本质区别，才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解释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实践失败的根本原因，而绝不仅仅是林毅夫教授所说的发展阶段不同而导致的扭曲和成本递增问题。马克思在谈到经济学的阶级性时曾经指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7]10对于经济学的阶级性，不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过这样经典的论述，而且资产阶级著名的学者凯恩斯也有过直言不讳的表述：“如果当真要追求阶级利益，那我就得追求属于我自己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在阶级斗争中会发现，我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9]建基于自然主义思维、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观以及边际主义分析方法之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潜含了浓郁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凡勃伦也曾指出，边际效用经济学“自始至终是一种价值学说，就形式和方法而言，它又是一种评价理论。因此它的整个体系就属于分配理论领域，相对于分配现象而言，它与其他经济的关系都是次要的——分配这个词要按照其公认的金钱的分配，或者有关所有权的分配这种含义来理解。”[10]中国作为一个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生产关系性质，林毅夫教授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中国的失效仅仅归于发展阶段不同而导致条件差别，掩盖了经济学的阶级本质，也掩盖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本质。正是由于这种抹煞阶级性的认知，使林毅夫教授在反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时，仅仅批判其主张的“过度私有化”、“过度自由化”和“过度市场化”，而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自由化”和“市场化”。也就是说，林毅夫教授不是反对私有化，他所反对的只是过度私有化，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是相悖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需要利用资本、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生产力，但绝不是要搞私有化。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常态的困境，一定程度上不是我们私营经济发展的太少，而是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够导致的。而且，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论述中，林毅夫教授也忽略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本质差别，而仅仅是一般化地讨论“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混淆了不同社会制度下政府作用的特殊性。与此同时，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反思的不彻底还表现在其对西方经济学理的科学性的认知上。在林毅夫教授看来，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发展中国家的失败，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自身的问题，而仅仅是条件的不同。这意味着在林毅夫教授的视阈中，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科学的。然而，经常性爆发的周期性危机，以及由此引致的结构性危机甚至系统性的危机，已经用铁的事实证明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庸俗性和伪科学性。

2.方法论的形而上学与唯心主义

在反思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为什么不能解释中国现象和无法指导中国实践之后，林毅夫教授提出了他的关于如何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主张：一是必须以中国的经济现象为理论创新的来源;二是要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深入认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结构差异;三是在研究中要采用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和范畴，这样才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交流沟通。[11]林毅夫教授的主张，有其科学的成分，但也存在方法论上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成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表现为唯物辩证法的缺失。林毅夫教授的主张，是建立在其对理论科学性和理论贡献的评价标准基础之上的。在林毅夫教授看来，“理论的重要性取决于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11]那么如何评价现象的重要性?林毅夫教授认为，“发生在重要国家的现象就是重要现象”。[11]那么，何为重要国家?显然，林毅夫教授的这一主张带有强烈的主观判断。理论研究要以典型国家和典型事例为对象，这是对的，但仅仅将理论的贡献和科学性与否归于现象是否重要，这必然滑向唯心主义。事实上，理论虽然能指导实践，但理论永远不能代替实践本身。马克思就曾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12]理论的贡献和科学性在于是否揭示了事物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这里，林毅夫教授已经将事物的因果关系弄反了。

其次，表现为其对逻辑实证主义的崇拜。林毅夫教授认为，科学的理论建构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的规范，而数学模型是最严格的形式逻辑;二是严格检验那些依照这个理论的逻辑推演产生的推论是否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如果一致, 就是不被证伪的，这个理论暂时就可以被接受;如果不一致,，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13]林毅夫教授所主张的这一研究方式，就是学术界称之为“逻辑实证主义”的方法，也就是所谓的“库恩范式”论及其应用与拓展。在库恩看来，科学家持有某种范式就等于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持有不同范式的科学家戴着不同颜色的眼镜看世界，因此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库恩用“格式塔心理学”的鸭兔实验来证明他的这一论点，其最终的结论是，具有不同心理的人观察同一对象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每个人心目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那么，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库恩的答案是：世界是不可知的。[14]由此可以看出，林毅夫教授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张，是库恩范式论的现代翻版。这种不可知论，既否认了客观规律的存在，又否认了物质决定意识，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唯心主义的。

3.新结构经济学的庸俗化成分

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是以构建其新结构经济学为指向的。在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反思的基础上，林毅夫教授认为，虽然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经济学发展创新的一个重要来源，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一定结构下的经济运行研究较少，而这又是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因此，需要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范畴结合起来。但由于两者是不同的理论体系，该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林毅夫教授认为，结合点就是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和其结构，即“新结构经济学[③]。”[11]正如前文我们指出的，林毅夫教授的主张有其合理的成分和科学性之处。但从其新结构经济学立论的初衷来看，却存在不小的庸俗化成分：一是庸俗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二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比较优势立论这一李嘉图经济学庸俗成分的继承。

(1)马克思经济学没有研究经济运行吗?

林毅夫教授将其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是对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理论之一。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虽然是中国经济学创新和发展的来源之一，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较少研究经济运行，因此是不能用来指导中国发展实践的，这是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误解或庸俗化的理解。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不仅研究了经济运行，而且还为其宏观经济运行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微观理论基础，这是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所不具备的。

马克思从商品这一资本主义财富的简单形式出发，在对价值形式的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微观领域的企业是如何建构和演变的。借助劳动力商品这一中介范畴，考察了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给出了行会手工业转化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直至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的工厂组织的两个相互联系的初始条件：即为实现一个规定的剩余价值额和支配协作劳动而必须的可变资本限额和不变资本限额——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从而界定了一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企业是如何产生的，并给出了市场主体——企业的最小规模边界。[15]其后，马克思研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的运行机制和资本的竞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7]714这一规律又会以竞争的方式转化为对资本家外在的强制规律发挥作用。[7]334现实的资本主义竞争，是通过使商品变得便宜来实现的，[8]722而商品的便宜程度，是由各个企业所具有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因此，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最大限度地否定必要劳动，是资本的必然趋势。[16]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调节部门内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再是抽象或简单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而是转化为市场价值规律。每一个生产者面对的都是一个共同的由市场价值决定的市场价格，每个生产者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与市场价值的比例关系，也就是个别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与部门内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的比例关系，就成为决定企业生死成败的关键。如果企业的个别生产率高于部门平均的劳动生产率，企业不仅可以获取正常的剩余价值，而且还可以获得一个超额的剩余价值。反之，如果企业的个别劳动生产率低于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企业就可能只实现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亏损。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如果加上必要的限定，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17]这样，追求价值增殖和应对部门内部与部门之间的竞争，就推动了资本主义企业不断调整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实现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作为资本主义逻辑和历史起点的协作，转化为以企业内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以大机器体系为标志的大规模生产，最终发展为当代的以全球性分散生产的国际分工网络。相应地，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也由绝对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化为以缩短劳动者必要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正如马克思总结的，“不言而喻，资本的趋势在于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来，把最大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同时雇用最大数量的工人结合起来，并且，与此同时，把必要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从而把必要的工人人数限制到最低限度。……摆在这里的矛盾表现为矛盾着的条件不时地互相交替的过程。这一点的必然后果是：尽最大可能增加劳动的——或者生产部门的——使用价值的多样化，所以，资本的生产一方面力图发展和提高生产力的强度，一方面又追求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追求生产内容的全面性，使自然界的一切领域都服从于生产。”[18]这样，资本的逐利和应对竞争，不仅促使资本会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和区域间流动，使不同部门的供求发生变动而引起价格波动，进而引导资源的配置。而且，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使以生产的需求为约束条件的产业多样化进程不断加速。伴随生产方式的演化，劳动对资本的隶属也由形式隶属转化为实际隶属，这种资本和劳动的对抗性分配，决定了社会需要，即消费。马克思对微观领域生产方式及其演化的考察，使其建构了一个动态的微观经济运行的机制，揭示了资本雇佣劳动的本质。

以微观领域对生产的分析为基础，马克思还构建了一个宏观的经济运行理论。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的连续运动出发，考察了资本的流通过程：既考察了资本连续循环所要求的必备条件——资本不同职能形式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又考察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并得出了按比例协调发展这一科学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在私人占有生产条件而无法矫正经济危机这一本质原因。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以资本积累和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这两个生产力发展的表现形式为线索，构建了一个比哈罗德-多玛模型早了将近100年的动态增长理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对经济运行的研究，不仅是林毅夫教授等接受系统西方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没看到的，甚至我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忽略了这一点。

(2)比较优势理论能用来指导中国的实践吗?

林毅夫教授在其发表于《经济评论》2017年第3期的文章中指出，其新结构经济学的发展处方是遵循比较优势原则。[19]事实上，比较优势理论是李嘉图理论的一个庸俗成分，马克思就曾批判说：“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产生使用价值他称为财富，不产生交换价值”，“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 [20]对于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及其现代的翻版，笔者和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在诸如《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国际交换领域的运用与发展》、《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逻辑为什么要倒过来》和《马克思价值转形视阈下的产业转移思想》[21-23]等文献中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这里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理论视阈对林毅夫教授的这一观点进行考察。

还在世界银行工作期间，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GIFF框架(增长机会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用以指导发展中国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多样化进程。[24]GIFF框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选择那些人均收入相当于自身2倍左右、资源禀赋大致相同国家的产业结构作为追赶对象，把为私营企业发现并成功地得以发展的产业纳入到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合加以推进，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转型与升级，从而形成了一个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多样化的“标杆理论”。然而，这种基于潜在比较优势的赶超型产业转型升级与产业多样化的思路，既无法精确评估一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也无法解释具有相同或相似资源禀赋国家为什么具有生产不同类型产品的能力而失去普遍性。而且，过于强调比较优势产业的选择，可能恰恰是造成后发国家产业发展困境的一个因素[④]。不仅如此，林毅夫教授的主张还受到了斯蒂格利茨的批判。在《破除比较优势神话，创建学习型社会》一文中，斯蒂格利茨针对林毅夫教授所提出的顺应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才可能成功的观点指出，“一个国家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内生的，是它自己行为的结果，这看起来是一个循环。今天，核心问题是，一个国家究竟应该怎么做，才能建立起动态比较优势?要清楚地了解一个国家的静态比较优势是很困难的，而掌握它的动态比较优势则更难。我们注意到，标准的比较优势关注要素禀赋(资本劳动比)。可是，资本是流动的，资本禀赋甚至在去了解静态比较优势的过程中都起不到什么作用。……因此，比较优势很难预测。”[25]既然比较优势是很难预测的，那么以此为核心的新结构经济学能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尽管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

四、结论与启示

林毅夫教授对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反思，部分地反映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不适用性。但林毅夫教授的反思是不彻底的，其反思后的结论也不能用以指导中国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社会主义的，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要以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而不能以西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为指导。因此，西方主流经济学不能成为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不能成为指导中国改革的理论基础。对于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就指出，“坚持独立自主，就要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具体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依赖外部力量、跟在他人后面亦步亦趋实现强大和振兴。那样做的结果，不是必然遭遇失败，就是必然成为他人的附庸。”如果我们用比较优势理论来指导我们的经济发展，其结果必然是跟在他人的后面亦步亦趋。因此，中国的发展，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学及其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为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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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照搬西方主流经济理论是行不通的[J].求是，2016(20).

[3]林毅夫.固守“西天取经”得来的教条危害甚巨[N].北京日报，2017-08-14(15).

[4]林毅夫.中国经济学家非得学习西方吗[EB/OL].(2015-09-21)[2017-09-01].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50921/0919233026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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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J].经济导刊，20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