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树东：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纠正市场经济的相对贫困化陷阱

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纠正市场经济的相对贫困化陷阱

黄树东

市场经济中，相对贫困是必然还是偶然？

当市场原教旨主义在概念的迷宫里拼图的时候，历史却在用事实来演绎逻辑。

市场经济有不同类型，比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点，比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市场经济、欧洲大陆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这些市场经济之间有许多不同，甚至有本质的不同，但是，既然是市场经济，那么它们就受共同的基本法则支配。所以，我们的实证和历史分析，就既关注共性，也关注个性。在这里，我们把美国市场经济当成一只麻雀，通过解剖这只麻雀，从而对市场经济某些带有共性的东西形成一个客观的了解和把握。

面对严重的贫富悬殊和收入不公平，人们自然会问，中下层贫困化是不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在市场经济里，“相对贫困”究竟是一个内在的、必然的、普遍的走向，还是一个外生、偶然的、个别的现象？

“相对贫困”不是一个新名词，是马克思100多年前的一个基本发现。马克思的这个发现对不对呢？马克思研究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有没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特性呢？

答案针锋相对。反对的一方认为，市场经济能自动消除贫富悬殊。他们只承认均衡，不承认贫富悬殊。支持的一方则认为，中下层相对贫困的不断扩大，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走向，一个内在法则。他们反对把均衡当成“绣了花的创可贴”一样，贴在中下层相对贫困的伤痛上。

从实证的角度看，判断劳动者不断扩大的相对贫困是不是市场经济一般特性的一个基本法则，就要看这个相对贫困是一个短期的波动，还是长期的趋势？大家都知道，短期的波动是噪音，是随机走动，会自动调整。而长期的是趋势，是结构的走向，会自我强化。前者是经济运行中的自然波动，后者是经济运行中的内生变量；前者是偶然的，后者是必然的；前者是操作偏差，后者是制度性使然。长期数据描绘的趋势吸纳掉了随机变化的偏离和偶然因素的噪音，会告诉我们数据背后的本质关系。

如果劳动者相对贫困在市场经济中是一个长期的数据趋势的话，那么，它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内在法则，一个必然走向；如果劳动者相对贫困是所有市场经济的共同的数据趋势的话，那么，它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普遍的内在法则，一个普遍的必然走向。

事实胜于雄辩。让实证的材料来证明或证伪这点吧。有时候历史是用故事来叙述自己的逻辑，有时候历史是用数据来表达自己的逻辑。

早期市场经济的历史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回答。从工业革命以后到20世纪30—40年代，劳动者相对贫困化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此不仅马克思有揭示，西方的各种经济学、经济社会史料、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皆有记录。《资本论》从理论上揭示了私有制基础上市场经济的种种弊端；而从《悲惨世界》到《雾都孤儿》再到《镀金时代》等文学作品群，则从感性的角度为我们描绘了一组宏大的、关于中下层贫困的历史画卷。它们是无声的音乐，无形的雕塑。它们共同展现了19世纪在欧洲大陆、英伦三岛和北美社会分化和中下层困苦的历史，是市场经济的“清明上河图”。

从20世纪30—4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严重的贫困悬殊、革命抗议和战争，把市场经济推向崩溃的边缘。西方市场经济开始了局部自我修正或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许多国家由许多细节构成，最后汇成了一股历史浪潮。这股潮流卷起的浪花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基本走向却是共同的。这个浪潮虽然没有完全改造西方的市场经济，但是的确涤荡了它浑身上下某些毛孔里面的污垢。

有鉴于此，我们不能再用过去的旧画卷来图解今天的新现实，我们不能对当代（西方）市场经济作有罪推论。当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发现“相对贫困化”的时候，它是一种事实。面对新的历史环境，我们当然要进一步追问，在今天，马克思的论断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当代市场经济是不是已经不一样了？中下层贫困化是不是已经不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然的、普遍的现象？

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们解剖现代市场经济的逻辑起点。

当代市场经济与相对贫困

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观察历史数据的走向和趋势。

第一，从劳动收入同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在市场经济中，劳动收入和GDP增长有一种什么样的长期趋势？随着GDP这张大饼不断被摊大，劳动收入在这张饼中的份额增长，是持续稳定的，还是不断萎缩的？

这是三种不同的历史表达。

1.如果中下层收入占GDP的比重随着经济增长而不断上升，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下层的相对贫困是暂时的，不是市场经济制度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可以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逐步解决。广大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只不过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需的“恶”，是产妇临产的阵痛。经济发展了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大幅缩小相对贫困而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观点：蛋糕做大了，贫富悬殊自然就会消失。

2.如果中下层收入占GDP的比重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中下层的相对贫困是一个稳定的、固化的现象，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扩大化。虽然市场经济固化了中下层的相对贫困，但是这个贫困是历史的原因导致的，它是历史的“恶”，市场经济没有让它更“恶”。

3.如果中下层收入占GDP的比重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下降，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中下层的相对贫困随着GDP的增长而不断扩大。它不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制度性问题，是市场经济的问题。

实证材料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呢？

图1和图2显示了这样一个历史轨迹：相对贫困化的不断扩大是一个长期趋势。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就伴随着GDP的增长而不断下降。这个趋势在60年代稍有缓解。当时，约翰逊提出了“建立伟大社会”（这是非市场因素），这个比重在那几年中因此有所反弹，随后又开始下降。到了里根的新自由主义以后，这个下降的过程开始加速。其间虽然在高科技泡沫时有所反弹，但随后又继续下降。

这是两个数据系列：一个是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一个是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劳动收入”是指劳动总报酬。除了工资外，它还包括医疗保险、社会保险、退休金等等；而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是指劳动收入扣除各类保险和退休金以后的那部分占GDP的比重。

图1　美国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

图2　雇员工资占GDP的比重

从这两个系列中，你可以发现劳动收入和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在过去50年中，处于一个下降的趋势。目前处于50年来最低点。二者当中，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下降更快。注意，我们在这里需要做两点调整：（1）单就雇佣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和“工资总额”而言，这两组数字是被高估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劳动报酬和工资总额是统计口径，它还包括了中小业主的收入，以及他们的利润。如果扣除它们，真正雇佣职工的劳动报酬和工资总额就小得多。（2）这个劳动报酬和工资总额还包括金字塔顶所谓1%的阶层的工资收入。如果再把它们也从这个总额中扣除，中下层的劳动报酬和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就下降得比数据表达的要快得多。

经济增长不仅不能解决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反而导致相对贫困的不断扩大。

萨缪尔森在2013年发现，在过去10年中，美国大约有7500亿美元的收入从工人流向了资本。

那么，这是美国独有的，还是市场经济的共性？

经济学家蒂莫西·泰勒（TimothyTaylor）指出这是一个全球现象。他在2013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经济合作组织中的30个发达国家的经济体，在过去10年中，有26个国家提供了相关的数据。根据这些相关数据，所有这26个国家都出现了劳动收入占GDP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他还指出，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这个趋势在亚洲和非洲更加严重，在拉美要稍微稳定一点。

这些实证的材料显示，无论经济发展程度是高还是低，无论是劳动密集型还是资本密集型，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无论是美国的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呈现出这个共同的趋势。它不因地缘的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而改变。蛋糕做大了，劳动者的份额缩小了，相对贫困扩大了。做大蛋糕本身没有解决相对贫困化。

第二，从阶层关系看。我们要看看，社会不同阶层的收入份额或收入差距有什么变化？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而不断缩小，相对稳定，还是不断扩大？

西方把收入分为两个阶层的收入：顶部10%的收入，其余90%的收入。如果二者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同上层精英相比，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化在加速扩大。如果二者间的差距相对稳定，那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市场经济中，阶层差距是相对稳定的。如果二者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市场经济中固然出现了中下层的相对贫困，但是单从工资收入来看（不考虑财富存量的收入和增值），阶层或阶级差别还是在不断缩小。

市场经济宣称提倡“机会平等”。这个阶层关系的数据走向会揭示“机会平等”的实质。中下层作为一个阶层，市场经济有没有为它提供必要的机会，让它能不断改善自己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让收入分配上的阶层差距（阶级差距）不断缩小，或者至少是稳定下来？

还是让数据说话吧。

我们在第一章中已经列出了许多相关数据。它们表明这个阶层差距在加速扩大。此外，劳伦斯·米歇尔（LawrenceMishel）在2012年一篇研究美国的文章中用数据显示，在1979—2007年的大约30年中，如果新增的收入为100%的话，顶部1%的家庭占有了新增收入的60%（其中最顶部0.1%的家庭占有了所有新增收入的36%）；次顶部9%（顶部的10%扣除最顶部的1%）的家庭占有了新增收入的31%。二者相加，顶部10%的家庭共同占有新增收入的91%。而底部90%的家庭只占有新增收入的9%。图3就是这组数据的形象化显示。

图3　1979—2007年新增收入在不同阶层间的分配比例

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60%流入了最顶部1%的家庭，91%流入了顶部10%的家庭，而只有9%的新增收入流入90%的寻常百姓家。30年，9%？这证明，90%的家庭在30年中几乎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如果扣除通货膨胀，90%的家庭收入几乎停滞了30年，甚至下降！然而人均GDP同期却增长了75%左右。伴随经济的繁荣，是中下层的普遍贫困和顶级阶层的财富爆炸性增长。

这是一个繁荣和停滞的时代。现代市场经济没有为中下阶层提供必要的公平机会，社会阶层的正常性流动被阻断，阶层固化成了一种常态，阶层之间的“公平”竞争变成了势不均力不敌的拔河比赛，富有阶层帮助中下层依然是一个神话。

中国前30年也出现了工资停滞。停滞的工资带来的是社会公共积累的大幅度增加，是国家的工业化。而美国30年中下层工资的停滞，带来的是投资不足，实体经济相对萎缩，和极少数富有阶层。

第三，从劳动生产率看。我们要看看，劳动者的收入同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如果单位小时的劳动报酬（扣除通胀）同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那么劳动生产率增长创造出的新财富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流向中下层，中下层的相对贫困化不会随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化；如果劳动报酬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长创造的新财富以一个越来越小的比重流向中下层，那么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就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扩大；如果劳动报酬以高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增长，劳动生产率增长带来的新财富，就会以一个越来越大的比重流向中下层，劳动者的相对贫困化就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缩小。哪一个才是历史划过的真实轨迹呢？还是让数据说话。

图4 美国1948—2011年间非管理职工实际小时工资与劳动生产率的累积变化

图4引自劳伦斯·米歇尔的同一篇文章。我们可以发现两个现象：（1）从1948—1973年美国私人行业劳动的平均实际小时工资的增长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同步。那是政府对分配干预比较强势，新自由主义没有控制政策的时期。政府的有效干预可以实现实际工资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增长。（2）从那以后，尤其是里根上台以后，美国私人行业劳动的平均实际小时工资的增长就远远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中下层的贫困在不断扩大。单位小时的蛋糕做得大了，中下层的份额变小了，相对贫困扩大了。

上面三组历史数据证明了实证的历史逻辑：中下层相对贫困化是市场经济，包括当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它不是一个随机的波动，一个偶然的噪音，一个外生的结果，而是一个制度性的趋势，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过程，一个内生的结果。实证的数据引导我们回到了马克思。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非包容的经济，一个低人权的经济，一个繁荣和贫困并存的经济，一个边缘化中下层的经济，一个中下层被致贫的经济。它的增长和发展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相对贫困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发现的是真理，至今都颠扑不破。而这个真理没有表现出国别的差异。

既然GDP的增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阶层关系的互动都不能解决相对贫困化，那么请问，在市场经济里，还有什么内生的变量或制度性因素可以解决占人口90%的劳动者阶层的相对贫困化呢？中国方案给出了回答。

看清了这个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了解了那些复杂的忽悠，我们对中国政府持续不断的消除贫困的努力和消除贫困的承诺就有了一个历史的参照系，对几年来惠及民生的许多政策就有了世界这个大背景。中国运用制度的优势纠正市场经济的相对贫困化陷阱，是中国混合经济的一个伟大的特点，是中国制度的特点。

市场经济一方面展现了巨大的活力，另一方面提倡“物竞天择”和“适者生存”，把炫耀赤裸裸的利己主义当成一种美德，把社会分裂贫富悬殊当成进步的标志。这些值得我们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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