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走全盘市场化的路子——从武汉生物疫苗问题看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不能走全盘市场化的路子

——从武汉生物疫苗问题看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

李达希

继长生生物之后，武汉生物也被爆出存在不合格疫苗问题，与在长生生物疫苗问题上鸦雀无声的姿态相反，自由派经济学家在武汉生物疫苗问题上纷纷表示强烈谴责，原因很简单，因为前者长生生物正是他们所鼓吹的产权明晰的独立法人企业，而后者武汉生物则是一家国有企业。自由派经济学家欢呼雀跃，以为扳回了一局，实际上，只要我们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作为国企武汉生物之所以也出现疫苗问题，正是因为自由派经济学家用新自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误导国企改革方向的结果。

一、“市场化”之前，武汉生物硕果累累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是著名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与今天的制假贩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曾拥有辉煌的历史，而彼时它的名字中并无“有限责任公司”的后缀。

新中国成立之初，当时的中南卫生部计划在武汉成立一所研制防疫、治疗、诊断用品的生物制品机构，名称为“中南生物学制品厂”，并聘请了著名微生物学家杨永年教授负责筹划。1950年的春夏之交，正式开始建厂。1953年，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武汉生物制品所”。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成立即当年完成霍乱菌苗4万人份、牛痘苗720万人份。狂犬病疫苗生产从小量到大批量过渡，并形成规模，为以后的几十年里狂犬病疫苗的改良换代、研发提高及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上世纪50年代，已故著名微生物学、免疫学家、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名誉所长谢毓晋教授在国内首先采用胃酶消化法精制白喉和破伤风抗毒素，并在同行业中推行，使我国精制抗毒素质量提高到新水平。

上世纪60年代初，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卢其材在我国首先采用发酵罐深层培养白喉毒素，并成功地创立先精制后脱毒新工艺，为全国同行所采用，至今白喉毒素生产工艺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此，精制吸附白喉类毒素产品荣获1982年国家优质产品银质奖。

上世纪70年代末，林放涛教授等研制出原代地鼠肾细胞组织培养人用狂犬病疫苗并在全国同行业中推广使用，该产品曾获1986年全国第二届发明展览会金奖。

上世纪80年代，谢毓晋、陈尚华等教授研制出抗人胸腺淋巴细胞球蛋白，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开创我国临床器官移植医学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段时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一直是卫生部直属领导非盈利的事业单位。

直到1989年，转由中国生物制品总公司领导。

次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在武汉市江夏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成立，公司经营范围包括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制造、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等。其名字中出现“有限责任公司”的后缀。至此完成了从研究所向有限责任公司的转变。

既然变成了公司就要有个公司的样子，那就是盈利，因为按照公司法公司即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

很快其产值从1953年的177万元，到2004年，销售收人已超过1.7亿元，利税370万元。

2009年9月，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与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实施联合重组。根据新国药集团发展战略，2010年5月，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决定实施内部整合，重新组建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

而这次改制后再生，主要是为在香港整体上市做准备。

中生股份改制完成后，其下属二级企业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长春生物制品研究所、成都生物制品研究所、兰州生物制品所、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北京国生医药开发中心等七家研究院所同时分别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并全部更名。中生股份持有前述改制后七家有限公司100%股权。此外，中生集团的债权债务全部由中生股份承继。

在大股东中国生物面临整体上市的压力之下，作为子公司的武汉生物利润要求和压力随之大幅攀升。

2010年当年，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所长魏树源在建所6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话时即特别强调该所“2007-2009连续三年被原中生集团评为A级企业，是集团内发展速度最快的企业之一，年产值从2002年的1亿元递增到2010年的7.1亿，年均增长达26%；年利润从2002年的122万元递增到2010年的3亿，增长了246倍，资产总额从2002年3.1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5.5亿元，增长了5倍。”

但是近几年，国企武汉生物在私企长生生物的恶性竞争下，经营压力却非常大。

据天坛生物的收购报告书披露，武汉生物2016年收入7.11亿元，利润4384万元，销售净利率仅有6.19%。而相比之下，长生生物销售净利率高达45.53%。

虽然武汉生物是国有企业，但是国企改革之后，利润也是极其重要的考核标准。因此武汉生物的盈利压力非常大。

不想背上“效率低下”的骂名，那就争取做到长生生物那样的净利率，而长生生物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利润率的原因我们今天都知道了，那就是造假。而巧合的是武汉生物被查出不合格疫苗便是在2017年。

二、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下，国企向私企看齐，从业界良心变为问题企业

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作为曾经拥有辉煌历史的科研单位，发展到今天生产出劣质疫苗的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这与当前中国新自由主义势力对国企改革的深入干扰和误导不无关系。

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误导下，国企改革曾出现两大错误的方向。

一个方向是彻底的私有化，即所谓“一卖就灵”，长春长生就是典型的在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下从一个国有企业变成了造假贩假唯利是图的私营企业的，而长春长生今天发生的严重问题已经毫无疑问的证明了这种不加区分，对国有企业一律私有化的思潮的错误。

而武汉生物的疫苗问题则暴露了国企改革的另一个错误方向，即所谓“完全市场化”，“一股（份制改革）就灵”，“一（上）市就灵”，不加区分的把原来非盈利性的研究所在产学研结合的旗号下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并以最大程度的盈利作为对其业绩的考核，使其从非盈利的为人民服务的导向，变成以最少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为导向，再进一步将其上市，迫使其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行为进一步向私营企业转变。

当然我们并不是反对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市场化运作保值增值，我们反对的是不加区分的将不适合、不应当通过市场来运作，以盈利为考核的科研机构事业单位（尤其是医疗卫生行业的科研机构和生产企业）以及部分国有企业市场化，以盈利为考核标准。

要知道，国有企业具有特殊性，往往超出经济效益，承担社会职能，甚至履行国家发展的长远战略职能。完善国有企业治理机制，不是简单地私有化，也不能简单的将其上市，而是要使它更好地履行战略职能。

对于这种战略职能，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计划经济时期修建的成昆铁路。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即使有私企，也不会有任何一家私企会承担这种铁路建设。就是当时国家下属的铁路单位，修建起来也极为吃力。成昆铁路开工后，在投入1.1亿元后(当时的币值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只建成10公里隧道，5公里桥梁，只有成都到青龙场的61.5公里铁路铺轨通车。1964年，成昆铁路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中央决定，由铁道兵来负责修建。18万铁道兵与铁道部第二、第四工程局组成30万筑路大军，开进崇山峻岭。1970年，成昆铁路完工。一举盘活西南各省经济。

如果单纯以上市盈利为考核，不会有当年的成昆铁路。正是中国铁路在四五十年计划经济时期内积累了雄厚的技术，才有了有今天的高铁成就。中国铁路和中国航天一样，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攻击为计划经济最顽固的两大堡垒，恰恰是将新中国技术积累保留最多、今天核心技术最强的两个部门，而市场化改革与西方接轨更早更彻底的中国汽车行业和中国大飞机行业，新中国曾经十分强大的技术积累则几乎都被败光了。

我们还要知道，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特征并不能够保证它的社会主义属性，单纯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同样可以指向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时已经明了的事实。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同样存在国企，一定程度上，国企的性质取决于国家的性质和政权的性质。近代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及北欧诸国都有非常多的国企，但是它们还是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有区别，因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仍然主要是由垄断资本控制的，其全民性和公共性非常有限，当然与纯粹的垄断财团所掌握的私企相比，这些企业的全民性和公共性当然要更大一些。

一定程度上说，企业的行为不仅仅取决于其所有制性质，更直接取决于其目标函数。如果我们将上市盈利作为其唯一的考核标准，并将盈利能力与国企管理者的升迁直接挂钩，同时放松党和政府对企业的监管和领导，那么即使是百分百国有控股，其行为也会与私营企业看齐。然而，企业盈利能力，并非一定等于企业生产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反而会降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这一方面，研发费用1个亿而推广费5个亿的长春长生，可谓是典型案例。

公益性的科研机构和企业，其员工的激励模式应该以生产更物美价廉的产品和获取更多更强的核心技术为标准，而不是单纯的盈利——中国铁路、中国航天包括中国的疫苗产业在市场化之前，就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技术进步和积累，原因就在于此。

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我们可以将一些符合条件的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进行改制上市，但是对于具有明显公益性质的，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领域的国企也进行市场化运作并以盈利为考核的话，其行为的异化所导致的后果将是很严重的，武汉生物的疫苗问题便是教训。

三、医疗事业的公益性，是医疗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公立医院和国有药企的根和本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要总结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也要吸取一些教训。国企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总结国企改革的宝贵经验，也要总结教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两会上指出的：“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民身体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2014年12月，在江苏镇江考察时，他再次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改，公认的世界难题，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中国的医改更是难题中的难题。让13亿多人民看上病、看好病、看得起病，考验着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魄力与执政智慧。

“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医改难题刻下定盘星。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医疗改革强调：“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这说明，保持医疗事业的公益性，是医疗改革的重中之重，是公立医院和国有药企的根和本。

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区分了商业类、公益类两大类国企改革的差异性目标。指出

【“公益类国有企业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对公益类国有企业，重点考核成本控制、产品服务质量、营运效率和保障能力，根据企业不同特点有区别地考核经营业绩指标和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考核中要引入社会评价。”】

“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这才是医疗卫生行业及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公益化与技术化并举的改革方向，才能避免像武汉生物这样的国企再出现类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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