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中国经济积极巨变的前奏

中国经济积极巨变的前奏

尹国明

一、挑战在内部

中国来自外部的挑战固然有很多，但更大的挑战是在内部。

能够阻挡中国前进步伐的，从来不是外部的对手制造的麻烦，而是内部的问题。所谓，内因起决定性作用，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总是那么有道理。

苏联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没有被外部的对手打败，而是倒在内部的问题上。苏联的解体给中国提供了最典型的反面教材，我们应该一次次的提醒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在此，需要引用一下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经济学教授大卫·科茨的著作《自上而下的革命》（另译《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摘要。因为这本书写的实在是太好了。

关于苏联解体的解释，西方有个主流观点，它包括两个方面：第一，计划经济是走不通的。早在80年代，苏联的计划经济就开始崩溃了，所以，苏联别无选择，只有实行市场化和私有化。第二，这是苏联人民的选择。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旦给人民真正的民主和自由，人民就会提出废除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制度。而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

1990年前后，许多西方国家在苏联进行了多次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支持实行资本主义的人在5％－20％左右，高达80％的人民都希望坚持社会主义。如1991年5月，美国一个民意测验机构在苏联进行了一次一千人规模的民意测验，其中一项内容是“你是否赞成在苏联实行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只有17％的人表示同意，83％的人表示不赞成。这样看来，苏联公众的大多数并不想取消社会主义而建立资本主义。

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个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着高层权力的党政要员。分析结果是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拥护改革，并希望社会主义实现民主化；76.7％认为应实行资本主义。

苏联之所以解体，真相是统治国家的精英集团的贪婪。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来自苏共内部大约10万人左右的占据着党政机关重要领导岗位的“精英集团”。 正是这个“精英集团”想实行资本主义，以便他们享有更大的权力，拥有更多的财富。

他们开始考虑实行什么改革方案对自己最有利。许多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会减少自身的权力，改革前的社会主义虽然赋予他们某些特权，但也限制了他们把权力传给子女和聚敛更多的财富。显然，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的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

叶利钦之所以能够采取较为和平的方式迫使苏联解体，就是由于共产党内那些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精英”们的支持。那些“精英”支持叶利钦，使俄罗斯顺利地向资本主义过渡。

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前苏共精英们并没有想错，如今俄罗斯最富有的人正是当年党内的“精英”。

比如切尔诺梅尔金，80年代他当过苏联天然气总公司的总经理，1992年后天然气公司私有化了，切尔诺梅尔金摇身一变成了天然气股份公司最有实力的控股人，目前他控制着全世界40％以上的天然气资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几个人之一。前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科尔科夫斯基，利用自己的职位创办了一家大银行，把原属于人民的财富变成了他个人的财产。

大卫·科茨

1991年之后的俄罗斯大富豪中，绝大部分人是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原党政干部。

不仅仅是在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占人口极少数的苏联精英的意志压倒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苏联人民的意志。在是否保留联盟的问题上，苏联“2亿人敌不过14个想做总统的人”。解体之前举行的全民公投的结果是76%的人支持保留联盟，维持现状。但是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通过一纸《别洛维日协定》，就把苏联解体了。

苏联解体之后，苏联的前加盟共和国纷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苏联精英大获全胜的结果，不仅仅是精英的暴富，还有人民的贫穷。财富就那么多，甚至经济总量还出现多年的萎缩，有人能够一夜暴富，就自然会有更多的人一夜之间一贫如洗。

经济如何自由落体，人民的生活如何一落千丈就不细说了，就说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发展指标：人均寿命。俄罗斯在1989年人均寿命为64岁，1994年降为57岁。1998年略微攀升到61岁，1999年又降到60岁。这种人均寿命的下降程度，以往只有发生大规模的惨烈战争才会出现，这里根本原因是苏联解体之后，前加盟共和国的国家经济状况严重恶化，居民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国家包办一切的福利体系也一时陷入崩溃。这意味着期间有多少人非正常死亡？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生育率也在下降。据俄国家杜马妇女、儿童和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卡捷琳娜·拉霍娃曾透露，现在几近半数的俄罗斯家庭中没有子女，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占家庭总数的34%。年轻人不愿意结婚，俄罗斯1/5的16岁以上公民，大约2500万人，从未结过婚。结婚的很多也不愿意生孩子，至于原因，莫斯科大学的一名研究生的想法就很有代表性：我喜欢孩子，生孩子不成问题，但养孩子的钱在哪里？

上图为俄罗斯人均寿命变化

我们为什么要从苏联的悲剧开始谈中国的内部挑战呢？因为使苏联解体的理论思潮也在中国大行其道；出现在苏联末期，导致苏联走向解体的很多现象，也令人担忧的出现在中国。

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终结，也标志着苏联一流大国地位的结束。道路和制度的改弦更张，并不只是内部财富的分配结构发生巨变，更意味着人民的灾难，还有国家联盟的分裂和国际地位的暴跌。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制度的被结束，不仅仅是苏联社会主义者眼中的灾难，同时也给苏联的民族主义者留下痛苦。2016年，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俄罗斯“MIR”电视台的采访中透露：“普京仍然认为，这（苏联解体）对于生活在同一个联盟国家屋檐下的各族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这是一场灾难，让我们在发展中落后了很多”。

民族主义者往往只关注国家是否强大，而不关心国家的道路问题，有爱国主义观念却没有社会主义观念，我认为是很不够的。

中国现在确实有不少民族主义者，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为什么说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和发展中国。大道至简，真理的表达是朴素的，远不如那些鸡汤文那么养眼。但这些高度概括、极度浓缩的道理，是中国用一百年时间，经过各种试错，付出艰辛努力和沉重代价的总结，也是苏联用惨痛的教训，留给中国的反面教材。

社会主义被终结的灾难还远没有结束，等到俄罗斯彻底走上了资本主义，俄罗斯强大的工业能力也被消灭的差不多了。完成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的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失去强大工业基础的病人，主要靠从苏联继承的老本和丰富的自然资源继续支撑，但这样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参与世界顶级竞赛的资格。

所有的民族主义者都明白，一个国家的工业基础对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发展前景意味着什么。

把俄罗斯的工业能力消解的，就是资本主义，更具体的说，是新自由主义的药方，主要的办法就是企业的私有化和经济的自由化。纳粹德国用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都没有把苏联击垮，苏联的工业能力尚在，战后几年时间就得到恢复。而新自由主义用不长的时间，就把苏联留下的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不可逆的解体了。

强人普京，可以抓住机会拿下克里米亚，但却不能让俄罗斯的工业恢复昔日荣光。一个国家的强大，不能建立在沙滩上。俄罗斯的幸运是，他的广袤国土下面埋着取之不尽的能源，用来维持生计还是没问题的，但用来实现强国梦，显然是不够的。如果从苏联继承的老本吃的差不多了，光靠卖资源谋生，俄罗斯就是一个大号的沙特。

俄罗斯为什么不能重建工业体系，恢复工业能力？这个答案跟他是怎么失去工业能力，几乎是一样的。

因为普京没办法恢复公有制，所以他没法像当年的苏联那样，用公有制集中资源，重建工业体系。私人资本是很现实的，最关心的是眼前的利润能不能实现，既然卖资源就能赚的盆满钵满，谁还去关心没有工业能力的俄罗斯的未来命运会怎么样呢？

普京很强势，但是他不是列宁，也不是斯大林，他用民族主义把俄罗斯重新团结在一起，但是却没有办法让苏联再次走上社会主义，或者找到让俄罗斯可以不经过社会主义再次恢复工业能力的办法。现在的俄罗斯，即便是重新把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版图，即便是在叙利亚问题上将了美国一军，也不能绕过工业能力的重建，就可以让俄罗斯重新伟大。

现在的俄罗斯其实是相当的外强中干，有两个心酸的例子可以说明情况多么严重。

一个是关于造船的。1993年，俄罗斯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海军司令格鲁莫夫在乌克兰总理库奇马的陪同下来到黑海造船厂，研究把“瓦良格”号航母建造完毕、并移交给俄罗斯的可能性。厂长马卡罗夫此时报告道：“‘瓦良格’号不可能再完工了……”大家问道：“为了将航母完工，工厂究竟需要什么？”马卡罗夫回答道：“苏联、党中央、国家计划委员会、军事工业委员会和九个国防工业部。”马卡罗夫说，只有伟大的强国才能建造它，但这个强国已不复存在了。

后来的情节大家都知道了，未完工的“瓦良格”号卖给了中国，中国的工业能力体系把它变成了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

库兹涅佐夫号与未完工的瓦良格号

另一个例子是，俄罗斯现在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赴叙利亚执行参战任务的航行过程中，遮天蔽日冒着黑烟，说明该舰的性能已经很差，而该舰上一架米格29战机在赴叙利亚执行军事任务的期间坠入地中海，还真应验了张召忠关于库兹涅佐夫号赴叙利亚参战航母自身不出事故就是最高目标的预测。

这些都说明了，一个失去工业能力的俄罗斯，他今天的国际地位不过是苏联落日的余晖。当余晖散尽，俄罗斯还能剩下什么？英明神武的普京，为什么在这么长的任期内，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还是那句话，普京可以战胜政治上的对手，但是却无法战胜经济上的对手，因为他的经济对手是已经通过私有化建立起来的势力顽固的私有制，而普京可以依赖的国有企业，大都是资源类，还有一部分正在失去领先技术优势的军工企业。

把俄罗斯的工业体系一夜间解体的，就是最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休克疗法”。私有化的结果，并没有带来生产率的提高，而是造成了工业体系的灾难性毁灭。“休克”之后，20多年来俄罗斯经济一直没有摆脱对能源、原材料部门的依赖，俄罗斯经济的 “三化”问题十分严重：一是经济原材料化；二是出口原材料化；三是投资原材料化。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和原材料，而能源和原材料的定价权又在美国手里，这样的经济结构是异常脆弱的，俄罗斯经济的周期与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周期是高度相关的，就是脆弱的表现。

不要以为新自由主义只对俄罗斯人民很残酷，搞新自由主义的美国和英国，工业能力也不如当年之勇。美国国力衰退的原因也是因为经济的空心化，这也至少要部分感谢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资本在国内市场的行为不受政府的干预，资本的跨国流动不受国家的干预。在资本自由的条件下，美国的制造业受马克思说的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影响，大量资本要么把制造业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要么因为传统制造业的利润下降，资本流向利润更高的服务业，玩起钱生钱的金融“旁氏”游戏。

俄罗斯的经济至今还没有摆脱新自由主义。在美元本次升息过程中，俄罗斯的卢布就先中枪。美元的升值预期，油价下跌，加上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俄罗斯国内的资本大量外流，造成了俄罗斯的“卢布危机”，2014年，卢布曾经两天就下跌20%，年内曾下跌超过100%，对于日常生活用品严重依赖进口的俄罗斯来说，卢布的暴跌意味着俄罗斯老百姓日常生活成本支出的增加。俄罗斯央行为了阻止卢布下跌，把基准利率大幅上调至17%，这么高的利率对俄罗斯的实体经济又是一场灾难。在俄罗斯资本大量外流的时候，俄罗斯并没有做出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北京时间2014年10月2日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称，俄罗斯不打算对资本外流进行管制。这也说明，俄罗斯经济并没有摆脱经济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正是俄罗斯二十多年无法重新实现工业化的主要原因。

那么中国的情况呢？一直到国家金融工作会议之前，有段时间，也是不那么让人感到乐观。因为一段时间的金融自由化改革，让这个国家坐在了金融高杠杆、资产高泡沫的火山口上，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幽灵在中国的金融系统内徘徊，还出现了资本出逃、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在最危急的关头，中国叫停了金融自由化的改革，开始强调防范金融的系统性风险，把金融安全置于金融改革前面，同时在房地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政策。因为金融和房地产是中国经济风险最为集中的领域，所以变化也首先从这两个领域开始。在金融和地产领域的这些政策变化，虽然还远远不够，但可能预示着中国正处于一场经济巨变的前夜。当然，这种变化是中国的买办化资本所不愿意看到的，而他们不喜欢的正是中国所需要的，巨变的原因就是中国开始用行动向市场经济自由说不。在中国能够摧毁中国经济的，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私有化和自由化。

二、关系国运的一战

中国从房地产和金融领域发起对新自由主义的反击，原因是被金融自由化引发的风险，逼到了经济的悬崖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管理层在金融和地产出台的措施，都是为了把中国经济从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悬崖边拉回安全区。

把中国经济拉向金融系统性风险边缘的，就是那股强大的力量，他们要以金融市场化为由，把中国金融导向自由化。

而金融自由化就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必要条件，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都实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实行金融自由化的国家，几乎都发生过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美国也不例外，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炸药，也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埋下的。自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发生经济大萧条之后，到八十年代里根成为总统之前，美国都是以凯恩斯主义政策为主导。国家对经济进行干预，对金融实施比较严格的监管。同时，国家建立社会福利体系，减少社会矛盾。凯恩斯主义成为主导政策，内部原因，是美国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引发严重经济危机，不得不通过国家干预的方式解决问题；外部原因，是受到来自当时社会主义苏联的压力。罗斯福新政就是用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主义代替原来古典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

新自由主义正式登上世界各国的经济舞台，是里根和撒切尔上台之后，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开始的。

撒切尔夫人因为实行新自由主义，被资本控制的英国主流媒体称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首相之一，但她同时又被很多英国下层民众称为英国史上最坏的人之一。她在任期间，降低了大多数民众的福利待遇，扩大了社会的贫富差距，加剧了社会矛盾的激化。撒切尔还严厉镇压工人运动，打压工会。在她担任首相的前两届任期内，英国失业人数几近增加3倍。2003年，英国电视台Channel 4举办了一场“你最痛恨的100个最坏的英国人”的民意调查。参选条件是“目前还活着而且没有关在监狱中或者正被起诉的人”。撒切尔夫人排名第三。撒切尔去世后，资本阵营对其进行沉痛哀悼，而英国的工人却狂欢庆祝。这也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本质上是利益向资本倾斜的政策。一些经济专业人士，对撒切尔的改革，也并不看好，有人称她的政策：“繁荣了3个月，衰退了30年”。英国的去工业化，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功不可没。

后来，美国政府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1989年把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总结为“华盛顿共识”，在上个世界九十年代，向前苏联东欧地区和拉美国家等第三世界广泛传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潮和经济政策。“华盛顿共识”的内容，主要是三条：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

2008年始发于美国次债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动摇了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统治地位。

中国改革开放，正式开始于八十年代，正是新自由主义在资本主义主要国家取代凯恩斯地位的时期。而这个时候，美国通过福特基金会等培训合作项目，开始帮中国培训经济学家，中国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接受过美国基金会资助的培训。后来，这些人学成回国，成为中国从经济学术圈、高校财经专业、政府智库的主导者，一些人还学而优则仕，出现在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要岗位上。所以一直到现在，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学术界，占据着最大话语权。

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并不是科学，更像是一套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是新自由主义，有专家甚至说它是“一种包含经济倾向的宗教情节”。

新自由主义作为最敌视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论体系，表现在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持最强硬的否定态度，并最坚决的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它还自带反政府基因，他们认为“政府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政府本身才是问题所在”，反对政府对经济进行干预，坚持自由市场能够实现自动均衡，这样资本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自由。同时，新自由主义也反对民族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要满足跨国资本最大可能不受国界限制的跨国自由流动的内在要求。

新自由主义是最体现资本利益最大化的理论体系，所以最受资本的喜爱和拥护。新自由主义能够成为最近三十年世界范围内的主流经济政策，背后正是来自资本力量的推动。

看到这里，有人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年，在中国的舆论场，为什么反政府、反社会主义、反爱国主义的声音那么大。因为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掌握了强大的话语权，甚至有一段时间独霸了话语权。新自由主义虽然主要是一种经济理论，但是所有的政治自由主义者，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拥趸，信奉经济自由主义的人，也都主张政治的自由主义。

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话语权是经济和政治力量在舆论场的投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强大的思潮，而且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从教育、媒体、文艺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去观察它那令人感到恐怖的力量。

教育。教育是整个意识形态链条的上游。西方经济学不但是西方国家的经济显学，竟然也成为中国高教经济学教育的显学。“今日之所教，塑造了明日执政者的头脑，因此也塑造了我们栖身的社会”，这是西方国家学生都意识到的问题。

我国高校的经济学教育“与国际接轨”，与美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已经出现高度的同质化现象。中国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课程设置推荐，经济学就突出“ 该专业课程设置与国外大学经济学专业接轨”，金融学也同样突出“该专业在与国际上金融学专业教学接轨的同时，也提供实践应用性课程”。

而且这些学校不是以使用美国教授编纂的教科书为荣，就是参照这些原版教科书加以改编。而教材的重要性可以参照美国经济学萨缪尔森的一句名言：“只要让我编写一个国家的经济学教材，我才不在乎是谁制定法律”。这句话让我想起梅耶.罗斯柴尔德的那句名言“只要我能控制一个国家的货币发行，我不在乎谁制订法律”。

媒体，就举一例，借一斑略窥全豹。还记得2011年动车事件，是如何被用来打击中国的高铁战略的吗？当时，不敢说全部，但大部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吴敬琏、许小年、谢国忠……通过几乎所有资本主导的财经刊物，围攻中国的高铁战略，他们的理由是“高铁大干快上，全然不顾安全和投资回报”“这样的中国模式，距离市场经济越来越远”“ 我不明白，一个地上跑的东西，何必要与天上飞的比速度呢？”“ 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

当时针对高铁的舆论饱和式攻击，让中国的高铁真是经历九死一生。试想，如果中国政府没有顶住压力，让高铁失业半途而废，未来连接亚非欧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靠什么联通？中国未来的全球战略，靠什么支撑？我们站在2017年回顾2011年，如果中国的高铁事业被废掉，谁会是笑的最开心的那个国家？中国高铁战略的成功，是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大嘲讽，也是这些中国资本媒体永远掩不住的丑陋。

文艺。大热的《战狼2》，就因为弘扬爱国主义，呼唤民族自信，而受到了买办化资本控制的话语权的攻击。被偷票房，仅仅是买办化资本控制的院线向爱国主义题材动手脚的一个手段，买办化资本控制的媒体对这部作品的指责就没停过。《战狼2》的导演吴京，在接受采访时，就提到了资本干预爱国主义题材电影的事情：“我不能被资本强奸、中国电影被资本强奸了多少部了？还再来强奸我，不接受”。资本控制的中国影视圈，在意识形态的把握方面，简直就是严格按照中情局《十条诫令》的前三条的要求进行的。

《十条诫令》第一条：“尽量用物质来引诱败坏他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所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替他们制造对色情奔放的兴趣和机会，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第二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核心是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方式，就是我们成功的一半”。

第三条：“一定要把他们的青年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享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

在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推动下，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比重已经下降到不到30%。经济基础的变化，进一步固化和强化了意识形态中的各种乱象。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不可能不反映经济基础并受到经济结构制约的。

新自由主义并不仅仅是反对社会主义，而且也抵制民族主义。新自由主义者，并不仅仅攻击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也对民族资本企业毫不客气。华为在美国受到美国政府的行政打压，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和资本媒体不是为华为说话，而是为美国政府说话。享受同样待遇的还有中国的三一集团。

很多人受新自由主义话语权的影响，以为国企和私企之间是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关系，却不知道华为和三一这些非公有制的真正的民族企业，也受到新自由主义势力的舆论打压。美国自己贴钱，向中国学者教授新自由主义，正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也不辜负美国的期待，当中国企业和美国利益出现矛盾时，他们绝大多数会果断的站在美国这一边。

跟着新自由主义者以垄断为由来反对国企的时候，可曾见过这些新自由主义学者，在什么时候指责过外资垄断？苹果利用自己的市场地位，对中国企业和消费者征收30%“苹果税”的时候，这些秉持新自由主义的学者，有几个人出来批评苹果垄断、霸道？

最近看到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江涌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也印证了本文对新自由主义者的判断，他说：多年来，中国那些受过新自由主义洗礼的专家学者，非常奇特，与洋人尤其是美国人打交道时，“心里总装着别人，唯独就是没有自己”，生怕考虑不周，出了纰漏，引起山姆大叔不悦。

掌握话语权的新自由主义者，不断的炒作国企和私企（民企）之间的矛盾，但实际上，他们是为了外资反对国企，是因为国企作为中国民族工业的脊梁，阻挡了外资控制中国经济的路。他们反复炒作的所谓国企和私企（民企）的矛盾，实质是中国民族企业和外国资本之间的矛盾。前些年，如果中国国企都被私有化，中国的那些羽翼未丰的私企（民企）有几家能承受住西方垄断资本的联合绞杀？

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代表的正是外国资本和依附于外国资本的买办资本的利益。中国经济之所以没有变成拉美，变成俄罗斯，而是越来越强，是因为中国始终存在着一股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力量，在话语权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顶住了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看，因为新自由主义者的买办性，中国跟新自由主义势力之间的斗争，是中美博弈的另一战场。新自由主义势力是美国在中国的第五纵队的主力军，美国正是通过新自由主义势力，把中美之间的另一战场，摆在中国境内。从经济、到教育到媒体，不断接近中国的心脏地带。

中国如果输给新自由主义势力，那不仅意味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彻底终结，也意味着中国民族独立的终结。如果，新自由主义势力胜出，中国就不要谈民族复兴了。

新自由主义势力不但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也是中国民族主义、中国国家利益最危险的敌人。

买办性资本，因为依附和服务于外国资本，所以不可能从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几十年如一日的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壮大中国的民族经济。他们并没有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祖国，而是把中国当作吸收养分、掠夺财富的场所。他们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官商勾结、通过投机，尽快的赚足够的钱，然后考虑怎么潇洒的跑路。

所以买办性资本，对发展实体经济，缺乏足够的兴趣，他们更多是在房地产和金融领域进行深耕，赚快钱，赚大钱。

中国的房地产和金融就因此成为中国经济风险积累最高，最有可能成为“扳倒中国”的经济领域。

所以，从2016年开始，房地产的健康发展和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就成为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最多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房地产价格，最主要的推动力是超发的货币，所以房价，本质是一个金融现象。房价能推到这么高的水平，是因为房产成为了投资品，具有了金融属性。所以，房地产价格泡沫和系统性金融风险，呈现高度关联关系。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关心房地产价格泡沫，也就是关心金融风险，房地产和金融，其实都是一个问题。

高层决定从地产和金融入手，反击新自由主义，正是打中了买办性资本的七寸，也就是抓住了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要害。

这一战，关系国运。

中国对外出击巴以冲突问题，是击向美国最核心利益，美元国际地位的要害——中东安全框架。美国则通过新自由主义势力，把中国的金融导向自由化，正是对准了中国的要害。中国开始反击新自由主义，打击买办性资本，说明中国在出击美元要害的同时，也没有忘记保护好自己的要害，要知道，金融是中国经济的心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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