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三次成功预判货币走势

陈云三次成功预判货币走势

姜长青

1943年12月，陈云同毛泽东、林伯渠参观陕甘宁边区农业生产展览会

陈云长期是中共财经工作方面的主要领导人，在革命和建设等历史时期，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三次成功预测交易对手货币走势，并采取相应的对策，避免了革命损失，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积累了宝贵财富。

抗战后期成功预测法币走势

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增中国农民银行）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即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取代银本位的银圆。法币发行之初曾币值稳定。1936年法币和美元实现挂钩，100法币等于30美元。至1937年6月底止，四行共计发行法币总额为14.5亿元。发行量与货币需求量基本相适应，法币币值比较坚挺。

陈云认为法币会不断贬值。抗战全面爆发后因战时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为筹集战争经费国民政府只能用增加货币发行量来弥补财政赤字，致使法币发行量年年增加。到1945年8月抗战胜利，法币发行额已达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395倍。因法币的超额发行导致其购买力贬值速度惊人。100元法币1937年可买1头耕牛，但到了1948年5月，50万元法币才能买到12.08两大米。3个月后，法币1200万元兑美元1元，原来的50万法币只能买到1/40斗石米或2.5盒香烟。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在被封锁环境下生存发展，发行了边区货币。发行初期特别是光华券辅币发行时期，边、法币的比价基本固定在1：1，物价基本稳定，与国统区物价相应变化。1941年2月，边区银行币主币发行，边、法币的比价和边区物价就逐步发生变化。5月，边区第一次出现金融大波动，物价指数甚至一度超过重庆，造成边、法币比价下跌，达到2：1。为支持抗战、支持财政、支持经济发展，边区仍旧加速边币发行。从1941年2月到1944年6月，边币增发787倍，延安物价同期上升817倍。1944年2月，边币与法币比价跌至11：1，结果造成边区物价飞涨，法币大量外流，边币迅速贬值。为了稳定发展边区经济，1944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决定陈云担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从这时起，直至1945年9月，陈云所临的重要问题即妥善处理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问题。他从陕甘宁边区所处的具体实际出发，分析认为，陕甘宁边区贸易所处的状态，一是军事封锁；二是入超；三是两个边区（陕甘宁和晋西北）；四是中央所在地。这些特点决定了边区金融工作的内容，也决定了法币与边币复杂的关系。对于国民党的法币，陈云判断其将会不断贬值。1944年12月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的法币基本上是下降的，但是在一定时期可能会稳定。中秋节到现在，西安的物价一般是稳的，今后是不是会稳？因为大势所趋，还是要下跌的。”具体到边币与法币关系，他认为：“边币和法币密切联系，边币又是独立的货币，法强边弱这种关系正在改变。” “法币不但是国统区的法定货币，而且还占有边区65%的市场。政策上，边币要独占边区市场而成为边区境内唯一合法的流通工具，但事实上，边区受到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不足的影响，又不能完全排除法币，并在对外贸易上将边、法币联系起来，形成了特殊的边、法币同时流通状态和复杂的边、法币关系。”他还说道：“法币要垮，那我们的独立性可能增加，现在要闹独立性还不行，因为现在是入超状态，不是出超状态。它稳时我们也稳，我们是跟着它走，这叫做七分服从，三分独立。在法币猛跌时，我们可以闹独立性，打它一棍子，可以在牌价上拉，由八元到七元到六元等，直到一元兑一元。那时要能够拿出法币来，如果拿不出来，就不行。它跌得很厉害时，可以打，叫打落水狗。它跌我们就涨。独立性头一条靠自己，第二条靠敌人的削弱。”

陈云应对法币贬值走势所采取的对策。1、开展边区的生产运动，自主进行贸易。据统计，从1940年到1944年，边区耕地面积达到1400万亩，产粮200万石，较1938年年均增加50%。到1945年，农业上实现了“耕三余一”和“耕二余一”；工业上，产品从半自给走上了全自给的道路；商业上也出现了日益繁荣的景象。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果，解决了边区“粮食不足，油盐不足，被服不足，经费不足”的问题。这为边币币值的稳定奠定了基础。陈云指出：“为什么比价稳了呢？归根到底是两条，头一条是生产，第二条是贸易。生产哪种东西起作用呢？起作用的是棉花。” “生产是第一，种了棉花，就起了变化。这个变化对我们的经济性质以及各方面的变化有决定意义，可以使我们生产独立，贸易自主。棉花、布匹不要进，盐卖出去时价钱可以提高，这就是贸易自主。棉花、布匹不要外面的，法币的付出可以减少，金融就可以稳定。所以生产独立、贸易自主、金融稳定，使全盘的经济系统起了决定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是如何的了不起。如果明年生产450万斤棉花，这样延安的经济发言权就更不同了。”而国民党统治区的生产却是每况愈下，毛泽东在1945年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国民党区域经济危机极端严重，工业大部分破产了，连布匹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从美国运来。中国解放区却能用发展工业的方法，自己解决布匹和其他日用品的需要。”2、建立储备制度。陈云认为边币的发行，首先要以法币做准备金。应该准备的“头一条应是法币，要有充分的法币准备。第二是物资。什么物资呢？就是这种物资抛出去可以回笼边币。边币太多了，抛一些物资出去，可以把边币收回来。第三才是金子和银子。如果把金子、银子摆在第一，天下就大乱。法币第一，物资第二，金子、银子第三”。3、发行商业流通券。其初衷是为了提高边币对法币的比价，在流通中驱逐法币。为重振边币信心、打击法币、整理金融，做到在扩大发行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金融和物价的波动。1944年7月，边区政府宣布授权边区银行发行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流通券每元相当于边币20元。边区贸易公司原来是西北财经办事处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后统一管理边区的对外贸易。到了1945年上半年，边区市面流通的货币绝大部分已是流通券。陈云采用偷梁换柱法，以发行商业流通券替代边币，最终使边、法币比价重新稳定在1：1左右，使边区物价重新趋于稳定。1945年5月1日他同贺龙聯名发出的西北财政经济办事处的通知指出：“自6月1日起，实行以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为陕甘宁边区本位币，并责成银行尽可能迅速收回边币。但所有未收回的边币，仍照边币20元等于流通券1元比价，一律通用。”前期是稳定边币，打击法币，活跃市场由过渡性货币正式成为本位货币；后期以稳定及实现边区货币币值为主要目的，到1947年7月与法币比值仍可达到1：3。

预测国民党九省流通券价值猛跌

随着二战后期反法西斯势力的大力反击，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统治也即将结束。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向日本宣战，仅仅几天后，天皇就发布了投降诏书。8月31日，苏军完成了对东北的军事占领。此时，中共在华北有敌后根据地、在东北有抗日联军，占了地利。中共在8月11日下达向东北进军的命令后，八路军、新四军于11月初即与抗联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以林彪为司令。相比之下，国民政府方面慢了好几拍。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在东北并无一兵一卒，从大西南向东北调兵遣将，尽管有美国先进运输工具的大力支援，但接收之路并不平坦。国民政府在9月1日公布了对接收东北人员的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张嘉璈为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10月12日，熊式辉一行抵达长春开始与苏联方面进行接收谈判。

东北九省流通券的发行与被替代。国民党在接受东北时，针对东北工业基础好、物价低等特点，为更好地维护其统治，将东北地区划为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和兴安九省。国民政府中央银行长春分行于1945年12月21日开业，首先发行东北九省流通券，按照1∶1的规定收兑原伪满券，又于12月22日规定，东北九省流通券定为东北地区的流通货币，仅限于当地使用。同时还规定流通券与法币的兑换率为1：10，即流通券1元可兑换法币10元。物价加上金融业的差异，势必需要把东北和关内两者的货币区隔开来，防止从东北倒卖物资到关内、同时也防止东北资金涌入关内，造成关内金融动荡，因此发行东北区域性流通货币，充当货币屏障的需求就是当务之急。这种控制流通的做法在抗战胜利的头2年起到了积极作用，稳定了东北和关内的经济。不过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东北九省流通券不能自由兑换的弊病显露出来。1947年11月以前，九省流通券与法币的比价尚能维持在官价1∶10的比率左右。11月之后林彪率东北野战军发动冬季攻势，北宁铁路被切断，交通受阻，东北地区的物资开始紧张，物价出现大幅上涨，东北物价已不像当初那样和关内有那么大差异。九省流通券贬值严重，中央银行告牌价1∶11的汇率在战争期间根本无法维持。国民政府为军事需要大量发行东北流通券，导致物价上涨，使东北人民对国民政府当局彻底失望，从而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崩溃。物价大幅上涨的同时，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战争形势也十分吃紧。为支出庞大战争经费，东北地区当局仍向中央请求拨发大量东北流通券，中央银行东北分行副主任宁嘉风致电总行的电报中称，东北钞荒严重，行政机关需经临费2564亿元，事业机关经临费和补贴4942亿元、事业费3500亿元，军粮款30703亿元，民食调节款9000亿元，其他军费垫款6000亿元，总计567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需要国民党政府当局只能通过滥发东北流通券来解决，直接导致流通券开始一天比一天贬值。10月2日，陈云主持中共中央南满分局会议。他指出：在金融政策上，要放手大胆地发行，否则要犯路线错误。问题在于，票子发出后要能及时掌握住物资。有了物资就能左右物价。明后年，群众和机关都要搞大生产。全东北要争取做到物价相对稳定。做到了这一条，我们就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在经济上也取得了胜利。1948年7月1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常务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云任主任的财政经济委员会。同日，他出席东北局常委会，在讨论粮食问题时提出：粮食是东北最主要的财源，各省的粮食局长应当由省政府主席兼任。控制住了粮食，也控制住了财源。9月随着解放东北的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局势突变。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政权经济崩溃，出現恶性通货膨胀，为挽救政局于8月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元券发行办法》，宣布实行币制改革，废止使用法币与东北九省流通券，改行金元券，并规定金元券1元兑换流通券30万元，兑换截止时间为同年11月20日。东北九省流通券从发行到收兑，仅短短流通使用2年11个月便退出舞台。

陈云针对流通券急速贬值采取的对策。陈云等严密注视着东北国民党金融方面的动态，9月28日他同李富春就新收复区敌我货币比值及对策问题致电李运昌、高自立并报中央财政经济部，提出：由于东北敌占区物资缺乏，敌币贬值速度超过关内，故对伪九省流通券不采取兑换办法并立即禁止敌币流通，目的在于促其向敌占区流动。政府对暗中使用者不必认真干涉，对因禁用敌币而大受损失者则采取其他办法帮助之，但税收及公营事业卖货收费，绝不收敌币。10月7日，中央复电表示原则同意上述办法，对人民手中的金元券应限期禁用并贬价挂牌收兑。为切实保障普通东北民众的利益，11月11日，陈云同伍修权、陶铸致中共中央东北局并报中央电，报告接管沈阳最初几天的情况与问题：沈阳解放前，敌发行金元券2.5亿元，九省流通券除被敌已收兑的，尚有1.5亿元。7天来我东北币与金元券比价已由800：1上升为100：1。为照顾持有九省流通券的贫民，我们决定按照国民党统治时规定的30万元九省流通券兑换1元金元券的比价，以3000元九省流通券兑换1元东北币。至8日，已兑换80亿九省流通券。估计再用5亿东北币，即可把剩余的九省流通券全部兑完。此事所费甚微而大得民心。

“文革”后期成功预测美元走势

20世纪初，美国取代英国的地位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同盟国代表确定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其主要内容就是双挂钩，即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任何国家都可以随时按35美元1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1945年12月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了以美元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新的国际金融体系。

美元贬值且与黄金脱钩，但仍有经济支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对于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贸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存有的缺陷随时间的推移和世界经贸规模的扩大越来越明显，维持这个体系所花费的代价越来越高。这种以一国货币作为最主要国际储备资产的体系有一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1945年美国的黄金储备约占世界黄金储备的59%，相当于整个资本主义国家黄金储备的3/4，此况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了。1948年美国拥有全世界70%的货币性黄金储量即7亿盎司，此后便开始走下坡路。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美国在朝鲜战争中耗资达500多亿美元，在越南战争中则突破5000亿美元。为弥补巨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政府只能选择发行美元，导致黄金储备锐减，从1949年的246亿美元下降到1971年的90亿美元左右。无充足黄金储备作基础，美元的信誉严重动摇。而在此期间，西欧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借助马歇尔计划和自身努力发展起来，在西欧形成巨大的美元离岸市场，西欧各国担心美元贬值纷纷向美国要求兑付黄金。1971年美国出现自1893年以来未曾有过的全面贸易逆差，黄金储备已不及其对外短期负债的1/5。国际金融市场经历着重大动荡和变革。从197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恶化，美元信用更趋下降，西方金融市场又爆发大量抛售美元、抢购马克和日元的货币危机。1973年2月12日美国政府被迫宣布美元对黄金的比价贬值10% 。这是继1971年12月美元贬值14个月后的第二次贬值。因导致美元贬值的基础并未根本改变，故美元贬值的趋势并未改变，“布雷顿森林体系”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结束。

这个时期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1971年10月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访华，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联合公报》并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间的贸易提供便利。9月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对外工作特别是对外经济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西方国家发展贸易往来不仅可能且发展势头很好。

处于国际财经变化的关键历史时刻，一大批在“文革”初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老革命家逐步得到复出。1972年，陈云复出后参加以周恩来为组长的国务院业务组，协助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并研究当时有着迫切意义的国际经济形势和发展对外贸易问题。为此，他开展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工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又无法建立一个新的、相对稳定和统一的体系来替代它，货币汇率剧烈动荡，各国纷纷以浮动汇率制取代固定汇率制，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国际经济环境趋于恶化，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时有发生。美元同黄金脱钩之后，美元会向何处去？他在调研中紧紧抓住美元这个国际金融市场中的核心要素。1973年7月14日他听取了香港五丰行总经理关于通过私商在交易所购买部分原糖情况的汇报。谈话中他指出：今后金价仍会看涨，美元还要继续“烂”下去。我们外汇储备较多，存银行要吃亏，除进口一部分生产所需物资外，可考虑买进黄金。美元虽软但在较长时期内仍是国际主要货币，因其生产力在世界上最大。美国科技实力、经济实力雄厚，生产力比较发达。从历史角度看，美国国内货币流通和物价长期稳定，美元汇率长期内在世界大部分货币中属于强势。此外，美国的政局稳定，政治、外交、军事和文化实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些都在为美元的币值背书，是支撑美元汇率稳定的基础。美元虽同黄金脱钩但仍同其他西方国家货币有着相对稳定的比价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虽有着竞争关系但它们大都放弃了以战争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能坐下来就有关经济问题进行谈判；美国作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较强国际影响力，美元也有着较强国际调节能力。从1973年到1974年7月他又先后多次同外贸部负责人座谈，指出美元货币危机与国内法币贬值的不同区别：“美元也不会跌得一塌湖涂，拿美元同国民党的金元券相比是错误的。那时国民党已无生产基础，而现在美国的生产力仍占全世界的30%。美国已开始干预美元的下跌，对此要充分注意。”还强调了美元货币危机的根源问题：二战后，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救济英、法等西欧国家。后来，这些国家生产上去了，反过来向美国销售商品，手中美元越来越多。美国吃不消，采取搞进口附加税、美元同黄金脱钩等办法对付它们。这表面看是货币危机，实际上是经济危机，是生产力超过市场需求的反映。

陈云应对美元危机所采取的对策。1、建议大力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因资源的稀缺性黄金具有极强的保值功能，特别是在发生货币危机金融动荡的混乱时刻。1973年鉴于美元已同黄金脱钩且比价不断下跌，陈云向李先念提出，我们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遭受风险，不如用这些外汇买点黄金存起来。国务院采纳了这一建议，指示有关部门动用存在外国银行的外汇买入大量黄金，增加了国家的黃金储备。我国的黄金储备从1970年的700万盎司增加到1974年的1280万盎司。在美元等货币危机中陈云等清醒地研判世界经济大势，正确地预测到黄金相对于美元将持续上涨，果断决策增加国家的黄金储备。这不但在之后的美元狂跌中保证了外汇储备的安全，还为以后对外开放提供了可靠的金融支持，增强了国家改革开放的信心。1983年3月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言指出：“我们现在的黄金储备，绝大部分是1973年、1974年国际货币动荡时买来的。那时，我同先念同志讲，与其把外汇存在瑞士银行，不如买点黄金。中国有这么点黄金是必需的，不算多。” 2、注意研究和利用国际市场价格。1973年5月5日他同外贸部周化民等谈话时指出：“在价格问题上，要注意每天的变化，更要注意长期的趋势。你们刚才说的是当前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回升、农业遭灾和货币动荡。看来，供求关系加上货币危机，使价格问题更复杂了。”另外，“资本主义市场价格变化和过去上海交易所一样很灵敏，我们今年商品进出口若按80亿美元算，在价格上若差1%，一年就要差8000万美金，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还对利用国际期货交易所进行交易给予肯定。

陈云在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科学判断交易对手的货币运行趋势并采取相应对策，保障了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利益。这给我们今天在处理相关国际金融货币问题提供了难得的历史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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