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底气来自有理、有力

中美贸易战，中国的底气来自有理、有力

花俊雄

▲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今天的中国有实力、无所惧。因此，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谈，大门敞开着;要打，奉陪到底”(网路图片)

这些分歧可以归纳为三大类：1、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2、“强迫”外国公司进行技术转让，以作为其进入广阔中国市场的前提条件;3、停止政府补贴搞产业政策，即《中国制造2025》。

对于美国的第一项关注，中国一再声明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由于计算方法不同，中国海关的数字和美国商务部的数字，存在很大的差距。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有顺差;但在服务贸易方面，美国有顺差，两相抵消后，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就大大地降低了，更何况这些利润约有50%落入中美合资的公司口袋中。中国曾屡次提出，减少美国贸易逆差的最佳办法，就是美国开放高科技设备输出中国。但美国总以“国家安全”为由，拒绝对中国售出这些设备。因此无论中国如何扩大美国农产品的进口，还很难弥补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美中两国的贸易逆差，归根结柢是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美国人民消费远大于储蓄，美元仍是世界贸易的通行货币，美国仍是世界金融霸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找到另一种货币取代美元的地位，美国对世界上102个国家都存在贸易逆差，只要保持金融霸主地位，就可以用美元购买世界上价廉物美的货品，因此贸易逆差并不是解决美国经济问题的最主要癥结。

其次是“强制性技术转让”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美国主导建立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贸易组织，都积极鼓励技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世贸组织有关智慧财产权协定规定，发达国家“有义务”鼓励它们的公司对不发达国家转让技术。根据国际通行惯例，当外国公司投资某些领域，必须与当地公司组建合资企业，而按照合资协议，要求这些公司必须进行技术转让。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属于正常的商业惯例，所以不涉及强迫，因为如果外国公司不同意该规定，是完全可以拒绝，然后离开中国。然而，鉴于中国经济巨大的市场规模，以及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这些都为中国企业提供了重要谈判筹码。根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最近公佈的一项研究，目前中国合资企业数量仅占本国外国投资的四分之一，而在20年前，这一比例为三分之二。即使中国取消该规定，一些外国公司仍会成立合资企业，因为与当地市场的知名企业合作，通常对它们更有利。根据2017年的资料，中美企业合作，中国方面有没有要美国求驻华公使转让技术?说没有的占了81%。中国在过去5年来正在越来越尊重智慧财产权，2017年中国在保护智慧财产权方面的改善度有96%。

接下来就是《中国制造2025》，即中国政府的科技发展规划这一重点问题。要求中国政府放弃该计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不仅涉及国家主权而且攸关中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大计，它是今后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发的蓝本。

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制定本国发展规划，尤其是后发国家为了追赶先进国家更需要制定产业政策。美国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放任、从来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体制。然而，歷史和事实都显示，美国採用的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宣扬自由放任、而经济实践中大量运用产业政策的经济体制。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791年12月，美国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可以说是美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第一份产业政策。报告主张“工商立国”，着重论述了为什么要鼓励制造业，并在参照西欧各国政策基础上，提出了11条保护制造业的措施。出于某种程度的必然，美国歷史上几位最伟大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维持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汉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实践者。其中尤其是罗斯福的“新政”最为人们所乐道，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地增加了，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被大大地扩充了。

为了推动本国经济计画的发展，世界各国政府部门都提供国家补贴。为了确保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政府对研发活动给予庞大的资金支援。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高清晰度电视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带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苹果公司的发展壮大离不开它成功地搭乘上了能支撑iPhone和iPad的、由国家大规模投资带来的“革命性”技术浪潮。最近川普为了打贸易战先后提供了约280亿美元的津贴给农民，威斯康辛州为了吸引富士康公司的投资，给了15年内40亿美元的免税和补贴。纽约为了吸引亚马逊公司在长岛市设立第二总部给了30亿美元的免税和补贴。

英国是世界工业化的源头，其他国家的工业化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英国的影响。而美国的工业化在仿效英国方面可以说是最为成功的。当19世纪美国开始工业化的时候，它是踏上了一条大不列颠早已指明的道路。从技术的引进到纺织工业的兴起，它似乎就是英国工业化的翻版。1790年1月，英国织工撒母耳‧斯莱特突破英国的移民限制，到达普罗维登斯，并在布朗家族的支持下，建立起北美歷史上第一家阿克莱特式水力纺纱厂，从此不仅英国的纺织技术在美国传播开来，而且在纺织工业的带动下，其他行业也纷纷转向工业生产，从而引起整个北美经济的巨大变革。

1814年塬是从事航运业的波士顿商人洛厄尔，利用到英国养病的时间到曼彻斯特去，极其仔细地观察着工厂的结构和操作规程，然后隐蔽在旅馆房间裡绘制工厂和机器的样图，并把图样偷运出境。洛厄尔回到美国后，创建了波士顿制造公司。该公司在麻州沃尔瑟姆建立纺织厂，这是世界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工厂，它成功地把几个生产流程集中到一个工厂内，利用机器完成。

美国并不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技术革命主要新技术的发明者，钢是在英国、内燃气和化学是在德国首先取得突破的，即使在电力和电学技术方面，美国最初也不佔有领先地位。採取“搭便车”策略从领先国家引入先进技术加以学习改造，是后发国家的优势。美国在整个19世纪仍然依赖来自欧洲的技术进步—先是英国和法国，接着是德国和瑞士。但美国的企业不但非常善于模仿，而且非常善于根据本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对来自欧洲的先进技术进行适应性改造，炼钢业中的两项重大创新，贝塞麦转炉和西门子平炉被成功引入美国并得到广泛利用，以及蒸汽机车能够迅速模仿并迅速建厂制造，使美国工业化迅勐发展，就是最好的例子。

美国从1776年建国到20世纪初，利用不到150年的时间实现了工业化，确立了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特别是在1861年之后的50多年间，美国工业实现了由大到强的转变，与其他发达国际相比，在发展品质上遥遥领先。目前中国工业所处的阶段和发展环境与19世纪美国由大到强的转变期有很大的相似性，美国的经验能够给中国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

中国改革开放用了4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世界通过150年走过的歷程，其间也经歷了学习—模仿—改造—创新，建立了全球门类最全的工业体系，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工厂。中国想要百尺竿头更上一层，这就是《中国制造2025》。

2015年10月公佈的《中国制造2025》固然是中国的制造业到了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迈进的阶段，也是应对国外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和“工业4.0”等计画。这项政策指出2010年以来中国已成为“制造大国”，希望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中国选择了10大优势和战略产业做为突破点，希望将资讯科技与制造业相结合，同时推进两个百年的目标并与一带一路对接。美国认为这将威胁到它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因此，明白表示反对。川普对与《中国制造2025年》相关产品和技术的贸易一律亮红灯。美国两党许多国会议员认为，《中国制造2025》威胁美国科技业。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更推动法案对抗《中国制造2025》。

川普用以上三大分歧作为他发动对华贸易战争的理由，这些理由看似冠冕堂皇但却经不起细究，因为美国在经济发展的歷史上，都曾用过这些手段。在这些分歧中，第一和第二项都比较容易协商，而川普聚焦的第三项却不容易妥协，因为它涉及的不是简单的贸易问题，而是产业和科技的较量，而归根结底则是大国的政治博弈。《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有关中国制造业长远前景的蓝图。这一战略的焦点是促进中国从提供廉价劳动力，依赖国家大公司型的制造业升级为一个独立的依赖于国内科技发展为主的制造业体系。这个愿景的推动者不只是党政高层领导人，推动这项计画的力量也来自基层，来自中国各地那些认识到不现代化、不转型升级就会被淘汰的企业和城市。

中国产业政策依托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基础，即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因此政府的津贴是顺理成章的。川普要中国放弃《中国制造2025》，等于是要它缴械投降，这是根本办不到的。

中美贸易之间存在的三大分歧，挑起者是美国，而在理者是中国。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今天的中国有实力、无所惧。因此，敢于理直气壮地说：“要谈，大门敞开着;要打，奉陪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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