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批判及当代价值

作者：佚名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2019-08-16 1919

问题的提出：泛起的贸易保护主义跳出马克思的预见了吗？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近几年，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明显抬头、兴风作浪。全球贸易预警组织(GTA)于2018年11月发布的《全球贸易预警报告》（NO.23）显示，G20政府在过去10年里共制定出9041项偏向本国企业的政策，仅2018年就采取了794项有害全球贸易的措施（截至报告发布，引者注）。这些行径跳出马克思在19世纪曾针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所做出的深刻批判和重大预见了吗？我们不妨先从关注和思索三个问题作始。

1.当初马克思为什么高度关注自由贸易问题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中明确说道，在作为《莱茵报》编辑与莱茵省总督就摩泽尔农民盗窃林木一事展开官方论战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当恩格斯公开发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这两本重要著作后，二人愈发志同道合，准备共同清算德国哲学的旧意识形态时，“两厚册八开本的原稿”（即《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却被出版社告知因当局介入不能付梓，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却已达到，“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这种情况下，“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恩格斯与我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此言背后的深意呼之欲出。

在这里，他把1848年1月9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召开的公众大会上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问题的演说》（以下简称《演说》）视作和《共产党宣言》同等重要、同等关键的代表性著作。不难看出，无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与其密切相关的保护关税议题，都激起了马克思极大的关注热情和研究动力。既然从马克思自己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判断出自由贸易问题是他开始关注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直接兴趣点，那么这与后来其对资本主义逐步深入的多维批判是什么关系？基于资本逐利和剥削工人的空间化逻辑，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与资产阶级不同利益集团全球生产调节又是什么关系？至此，就有必要追寻一个更深层次的议题：马克思为什么此时即19世纪中叶高度关注自由贸易问题。

2.如今泛起的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与马克思时代“异曲同工”

客观地说，如果纯粹从生产生活形态和现实境遇上看，愈来愈数字化、智能化、互联互通化的今天与马克思时代的确不在同一个比较象限。但当下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此起彼伏、暗流涌动的诸种保护主义举措，在“灵魂深处”迥异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吗？如今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撕开“自由贸易”的遮羞布而大肆奉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为了狭隘的一己私利，美国政府强力刺激制造业回流本土，蓄意把经贸问题泛政治化，滥用国家安全审查和贸易救济手段，以国内法“长臂管辖”恣意要挟、恫吓或制裁其他主权国家。2017年，全球新出837项保护主义举措，其中美国囊括143项，占全球17.1%；2018年1—7月，美国占比高达33%。近期，美国保护主义势力为了自身单边利益，采取各种手段追杀中国高科技企业。这表明，保护主义正在进入“无礼无理无节”的新阶段，即从宏观政策取向调整为精准猎杀某个企（行）业。可见，在人类文明程度极大提升的今天，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仍是一种隐遁着资本霸权的经济政治话语。

尽管19世纪40年代后“自由放任”似乎成了英国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笃信的条款，但后来的历史事实却恰恰相反。20世纪70—90年代，因汽车、彩电、半导体等领域存在大额的贸易逆差，美国就曾毫不留情地针对日本下手，利用无可反击的经济政治霸权强推单边性保护主义、逼迫日本就范签订“广场协议”。以美国为首的某些西方国家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适时切换，当自身在国际产业链中之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具有相对优势时就高喊“自由贸易”，反之就会掉转腔调、高筑壁垒、大搞保护主义。这与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德国、法国以及当时美国所谓“庇护国内市场以建立民族工业”的做法如出一辙。无论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还是保护关税，都是一种“恃强凌弱”的权宜性手段，“合则用，不合则弃”。千变万变，历史规律却难以改变。那么，如今刮起的保护主义邪风与马克思时代相比，哪些形式上变了，哪些内核上始终未变？两个时代“异曲同工”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3.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本质批判的当代价值如何体现

经典思想的价值在于首先能从现实境遇中发现端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于2018年10月更新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显示，2018—2019年全球增长率预计为3.7%，在各国宏观经济政策明显变动不居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继续面临着下行风险，包括美国各类关税措施在内的保护主义正在从“纸面”转为“地面”、各种高筑的贸易壁垒正在侵蚀全球供给链，显然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制正在被破坏，这成为当前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威胁。问题跃然纸上，资本主义制度帮助人类实现贸易自由了吗？马克思的话言犹在耳。他曾在《演说》中直戳自由贸易的神话：“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自由发展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其奥秘就不难理解了。

资本主义自由贸易首先追求的是资本如何能在更大范围内增殖以期攫取更加丰厚的利润，凭借的手段正是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先发优势尤其是工商业强项来跨越民族障碍进行资源掠夺、商品倾销和废物排放等，最终目的是使他国永远依附于自己。在那个年代，针对自由贸易背后的资本空间化扩张逻辑，马克思就已看得很透彻，可以说是深入骨髓。迄今几近两个世纪，他的论断尽管饱经历史洗礼、岁月淘沙，但思想内核上却一点也不过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遭遇严峻挑战和保护主义大肆抬头特别是美日欧甚至声称要独建“贸易统一战线”的新变局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批判，将如何彰显出深邃的历史穿透力、现实解释力和实践指导力？这是本文试图回应和解决的重点议题。

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三重批判：经济批判、道德批判和哲学批判

历史上，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从来都不是那种“互通有无”“良性竞争”“平等共赢”的真正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正是资本主义强国往往漠视规则、祭出霸权，亵渎自由贸易的真谛，属于一种典型的伪自由贸易。对此，马克思分别从经济维度、道德维度和哲学维度展开了三重批判。

1.经济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是一种牺牲别国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

马克思在《演说》中直指自由贸易派的虚伪：“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资产阶级所引以为自豪的贸易自由，只不过是资本流动的自由和剥削工人的自由，本质上是作为“强者”的资本主义国家牺牲别国利益而聚敛财富的自由。

第一，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不过是资本逐利的自由。自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后，资产阶级便高呼自由贸易时代的到来，甚至向工人抛出“将吃到廉价面包”的诱惑。马克思却给出“一记重拳”，釜底抽薪式地揭露了其虚假本质。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是为了实现资本无界的扩张。它们的经济学家把自由贸易视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个国际通道，但其故意隐藏了资本逐利逻辑对自由贸易的统摄。“自由贸易在英国获胜以后的那些年代，看来是证实了对于建立在这个胜利基础上的繁荣所抱的最大希望……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工业垄断地位显得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另一方面，自由贸易还是国际间资本斗争进而获取巨额利润的一种手段，譬如当时具有工业优势的英国期望通过贸易自由化把欧洲其他国家打造成为它服务的农业区，为此法国人普遍把与英国达成的“奢侈品、初级品置换工业品”的协议当作拿破仑三世的又一场“政变”。所以，囿于资本逻辑的本性使然，这种自由贸易只是为了在更大物理空间内攫取垄断利润。

第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不过方便资产阶级实现对全球生产的调节。“如果说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也能促成什么友爱，那么，这种友爱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大大传播了资产阶级的生产生活方式。自从保护关税制度在英、德、法、美先后遭到挑战后，工业资本家以及相关的银行家、经纪人、食利者就到处兜售自由贸易的诸种利好，大力推行所谓自由流通和自由竞争的生产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成为“人为”地制造国际分工的一种手段。马克思以“西印度种植咖啡”为例来说明自由贸易与国际分工之间的微妙关系。“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宣称的这些，符合事实吗？或许不少人认为，西印度本身就盛产咖啡和砂糖，但实情却是200年以前，那里并没有任何原生的、可贸易的咖啡树和甘蔗。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自由贸易并没有在落后地区资源基础上深化分工，而是硬生生地“制造”出了符合资产阶级预期的国际分工。

第三，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不过为了进一步强化“中心—外围”的不平等秩序。就19世纪中期的英国而言，它所倡导的自由贸易具有“宏大”目标，企图“使所有其他国家都改奉自由贸易的教义，从而建立一个以英国为大工业中心的世界，所有其他国家都成为依附于它的农业区”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演变，资本主义内部尤其它们与落后民族国家之间愈发呈现一种竞争关系。此时它们高喊自由贸易的核心目的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强者套利”。一些自由贸易派的狂徒甚至认为，这种套利无损公平反而有助于提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水平，所以后者要付出必需的代价。实质上他们打着自由贸易旗帜来构建“中心—外围”的帝国版图。可见，资本主义经济既是一种目标垄断性经济，又是一种过程性竞争经济，企图通过国际分工来奠定自身相较于落后民族的“中心”霸主地位。但自由贸易派却相当虚伪，拒绝承认这一事实。“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他们用这种方式来佐证自由贸易的民族平等性，掩盖了企图把其他民族变成经济附庸的卑鄙行为。

2.道德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是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压榨工人的自由

“滥用道德以实现不道德的意图的伪善方式就是自由贸易体系引以自豪的东西。”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中的“自由”是对道德的滥用，以“道德之名”行“剥削之实”。对于自由贸易派的宣传和蛊惑，马克思在《演说》中说得很直白：“这是谁的自由呢?”，很明显“这是资本所享有的压榨工人的自由”。资本主义贸易自由不仅是资本逐利的自由，更是剥削工人的自由。

首先，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损害了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资本主义自由贸易首当其冲的受损群体就是淳朴无助的工人们。“廉价的面包，高额的工资（cheapfood，highwages），这就是英国的自由贸易派不惜耗资百万力求达到的唯一目的”，问题是“人民却毫不领情”。原因就在于他们为工人做的只是虚假的表面工作，“廉价的面包”却是靠“被克扣工资”换来的。难怪，当时英国廉价的面包如同失信的法国政府，公信力荡然无存，工人们把自由贸易派信徒视作最厚颜无耻的敌人。

其次，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导致工人阶级的身体愈来愈脆弱。越来越低的工资，夹杂着工人们越来越差的身体。对于自由贸易贩子满嘴的仁义道德，马克思反讽道：“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像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一些伪善的资本家为自由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而弹冠相庆，工人们则穷困不堪、疾病缠身。这就是天渊之别的生活境遇。他们的信条是，个体在创造私利中必然同向带来公共福利。追求私利并无不妥但他们却有意屏蔽了对工人尤其是女工和童工身体的摧残，连保持工作场所清洁也成了奢求甚至拒绝投入资金来保护工人们的四肢。

最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蹂躏了工人阶级的精神世界。工人们的精神风貌和独立人格被伪装成慈善大使的资本家通过克扣工资和提高工资的“矛盾”方式来反复蹂躏。“厂主一方面靠自己的厂规用最卑劣的手法克扣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又不惜作出最大的牺牲借反谷物法同盟来提高工资。”此时工人在心理层面容易模糊自己的阶级地位，但他们遭遇的现实图景又像“主人怒吼奴隶”，同时资本家还制定了充满精神控制的新济贫法和习艺所。可以说，他们的精神世界遭受到了摧残，导致其在“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徘徊，但这并没有真正消解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以至于一个勇敢的工人在某次集会上向宣传自由贸易的资本家直接“开炮”还击。抗诉声音有多大，说明受到自由贸易的伤害就有多深。

3.哲学批判：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历史作用蕴含着“二重性”

资本家所倡导的保护关税或自由贸易，在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体系内的自我循环，一种富国压榨穷国的手段策略。但相较于前者，后者对于促发资本主义变革和加速社会革命，蕴含着重大意义。正如马克思在《演说》中所坦言的：“自由贸易制度正在瓦解迄今为止的各个民族，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在这里，马克思精准道出了自由贸易历史作用的二重性。

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历史作用的负面效应，即导致工人越来越陷入“绝对贫困”的阶级地位。私人财富的不断扩张和增殖，是资产阶级能够安身立命的根本条件。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仍是为了促成私人财富在更大范围内增殖，并无工夫真心眷顾只有劳动力可供出卖的普通工人。工人作为“绝大多数”的阶级，承担了大部分社会负担却难有获得感。19世纪上半叶他们的薪资持续低位徘徊，甚至还赶不上18世纪及其之前的水平。从魁奈到李嘉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无不认为自由贸易所致的竞争会把商品价格降到最低，而最低工资便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这显然违背事实，真相是“绝对贫困”的阶级地位愈发明显。它不仅带来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产业竞争，而且加剧了各国工人阶级之间的工资竞争。在马克思看来，随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预想的自由贸易变为现实，关于劳动力商品“最低工资规律”也就得到证明。工人阶级将日益陷入生存崩溃的边缘。身处财富悖论中的他们，生产得越多，就反而越陷入贫困。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历史作用的“正向效应”，即驱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社会革命的加速。马克思既看到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负面效应，也坚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对待其特殊的“正向效应”即加速了未来新社会的到来。“由于自由贸易是这种历史演进的自然的、正常的环境，是最迅速地使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所必需的条件得以造成的经济培养基”，仅且只有这个原因，“马克思才宣布赞成自由贸易”。可见，马克思对自由贸易是有长远考虑的。

他在《演说》中认为，自由贸易制度为生产要素的跨国化流动和工业价值链的更大范围延伸扫除了诸多障碍，唯有实行无约束的自由贸易，蒸汽、电力、大机器所蕴含的磅礴生产力才能得以充分释放，所以“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自由贸易终会把资本主义私有制推进历史深渊。这种贸易希望把自身的生产方式输送到全球，但最终打破其内在平衡的却又是贸易本身，它会把资本主义本身无法纾解的固有矛盾转移到全球，企图以更大原料产地、更广阔的市场来稀释这种矛盾。“正如神学不回到迷信，就得前进到自由哲学一样，贸易自由必定一方面造成垄断的恢复，另一方面造成私有制的消灭。”自由贸易终将带来私有制的消灭，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故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终将加速未来新社会的到来。

当代价值：解释和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理论利器

前文已述，马克思只有在“加速社会革命”意义上才赞成资本主义自由贸易。1888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演说》所写的序言《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一文中也指出：“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的问题，完全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范围内兜圈子。”资本家口中所谓的自由贸易，在本质上只是不同利益集团对生产体系进行调节的一种手段，始终都在资本统治框架内打转。虽历经近200年风雨，但马克思的国际贸易理论始终饱含强大生命力，特别是他关于自由贸易本质批判的思想，在今天仍具有跨越时空的重大价值，是一套深刻解释和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新变局的理论利器。

1.持双重标准的当代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仍是“劫贫济富”的强者话语体系

从英国当年的贸易行为来看，资本主义自由贸易是“肥己瘦人”的一种狡黠手段，属于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和经济纳粹主义。当下逆全球化格局中的自由贸易仍是资本主义国家把持的强者话语体系，“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的洞见框架。

一是自由贸易权的争夺成为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中的一个重要变量。历史上，从英国成为头号强国后，关于自由贸易权的争夺就没有停止过，既有英、法、德、美之间的体系内博弈，也有他们与殖民地之间的整体竞争，毕竟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能在国际价值链中占据制高点。进入21世纪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遭遇峰回路转，自由贸易权的争夺就烽烟再起。当年英国在废除《谷物法》后甚至妄言，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将使包括落后地区在内的所有国家的人民都受益。但今天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与真正的自由贸易却渐行渐远。可以讲，当下经济全球化新变局仍由资本主义强国所搅动，自由贸易权的博弈将会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是坚持互联互通还是回到封闭孤立，关系着世界经济的今后走向。

二是“自由贸易”仍是一种内蕴着资本霸权的经济政治话语。尽管当初英国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极力宣扬“自由放任”“贸易自由”，但后来他们国家的所作所为却南辕北辙、完全背离。从马克思的揭示来看，贸易自由无非是资本霸权和资本增殖的自由。当前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只是跨国集团攫取财富的话语工具。“代表英国利益的著作家不能理解：为什么全世界都拒绝学习他们的自由贸易的榜样，而去实行保护关税”，这是别国纷纷采取的自卫手段。如今依旧，资本主义强国所主导的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制度是适时切换、择机采用的，当自身产业、产能和技术相比他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具有竞争优势时就大力主张和积极代言“自由贸易”，反之就会调转枪口，奉行贸易保护主义。至此，“自由贸易”就沦为任由强权政治和经济霸权控制的“口惠而实不至”的外交辞令。

三是持双重标准的自由贸易成为资本主义凭借“劫贫济富”手段来应对固有危机的一种便捷工具。马克思通过对英国开展自由贸易进而企图把他国变成其附属农业区的犀利批判，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双重标准性。它是损人和利己的耦合统一，更是应对危机的一种政治手段。事实上，自从工场手工业时期，各国便开始“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近几年因世界经济复苏缓慢、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自身危机无法克服等，各种保护主义暗流涌动，特别是某些强国对自由贸易故作选择性实施，大筑壁垒藩篱，实质上就是预谋通过“劫贫济富”来转圜自身糟糕的境况。但历史警示我们，“如果走上对抗的道路，无论是冷战、热战还是贸易战，都不会有真正的赢家”。

2.强劲的产业竞争力是与资本主义自由贸易制度展开战略博弈的关键基础

通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本质批判来看，英国当时之所以能在国际贸易链中掌握主动权，前提和基础就是其率先开启并完成了工业革命，具备较为完整扎实的工业基础。这对当下颇具有镜鉴价值。

第一，自由贸易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是经济实力的比拼。曾经的工业强国英国长期把持着话语权，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被美国取代。旨在平衡所谓的巨额贸易逆差，美国正在全球“毫无压力”地颁布反自由贸易措施诸如单边性关税壁垒和限制高科技出口等，这种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自由贸易在资本主义强权政治的裹挟下，只是一个任由强者恣意打扮的“姑娘”。它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故意曲解自由贸易的核心信条，倚重的正是其包括美元货币体系、金融体系等在内的强大经济实力。可见，“自由贸易”话语权的争夺在根子上就是经济实力的无声较量。

第二，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是掌握自由贸易主动权的物质前提。历史上美国就曾在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之间作出多次策略性切换，旨在逐步建立能够摆脱英国束缚、自主可控的工业基础。从19世纪中期起，摆在欲成为工业国的美国当局面前有两条路可供选择，一条是实行无约束的自由贸易即允许欧洲强国的工业品涌进国内，另一条是凭借关税门槛把英国工业品挡在境外，力争花费20或30年时间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屹立于世界市场。此时美国并没有囿于单一的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制度，而是采取了“利己实用”的变通政策，但却始终以建立民族工业为战略主线。此后很长历史时期内，它之所以能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独居强势话语权，关键就在于其拥有独立自主的强大工业基础。“在我们的时代，没有一个大民族能够没有自己的工业而生存下去。”该言迄今一点也不过时，仍是指导我们开展国际贸易竞争和提升贸易质量的重要底线。

第三，我们要在自由贸易国际博弈中不断壮大自身的产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上尚有很大空间，关键技术不足仍然是“卡脖子”问题，“产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对此，我们自身必须头脑清醒、客观理性，绝不能因为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妄自尊大，当然也要充满战略自信，防止妄自菲薄。我们更要观全局、保定力，把发展提升到更高水平，着力以重大科技创新特别是契合当前产业升级、动力转换、能效提升的关键性共性原创核心技术为突破口，实现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力”的快速转化，加快构建全方位多层次、更具世界竞争前景的产业新体系。尽管当前世界形势错综复杂、深层利益之争难解难分，但我们一定要在“风浪中学会游泳”，不断提升产业竞争力。

3.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维护国际贸易公平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

尽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自由贸易进行了多维度深刻批判，但绝不意味着他就反对以互相尊重、错位竞争、互利共赢为内核的真正的自由贸易。马克思的思想仍具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和引领时代”重大价值，有助于我们认清西方所谓自由贸易的真面目及各种话语陷阱，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稳住阵脚“做好自己”。

首先，在新时代改革开放中既要体现出“大国担当”“中国责任”，又要在充分考量和维护核心利益基础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西方强国曾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但事情正在起变化。“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我们坚定支持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倡导开放、包容、多元和非歧视的自贸规则，坚决反对片面指责他国实施旨在激励创新研发的产业政策等。同时，我们积极支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国家利益公平对世贸组织进行及时的改革，但绝非“另起炉灶”。面对新变局和新挑战，我们不搞零和博弈，秉持合作共赢、携手前进。“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站在国际正义场上的我们，不会孤军奋战，体现出的“中国担当”必将得到世界人民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体现“大国担当”、承担“中国责任”的前提是维护国家核心利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使经济运行和发展实力处于不受根本威胁的状态。

其次，我国所倡导的以开放融通和互利共赢为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经贸伙伴协作体系，绝非某些外媒口中的东方版“马歇尔计划”，反而正在为贸易公平和推进自由贸易提供“中国示范”。“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式可持续创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开创了文明时代世界经贸往来的一种新范式、新机制、新平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贸易制度的务实性更新和战略性超越。它属于和平之路与繁荣之路，而绝非“马歇尔计划”式的新殖民主义，因为它以共同进步为本质属性、以务实合作为框架，而后者则是强权国家的某种政治与安全战略。我们对外开放战略绝不会止步不前，因为包括保护主义在内的封闭政策只能让自身落伍于时代难以自拔、最终失去世界。“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事实上，无论是自贸区（港）建设、“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一系列扩大开放新举措，都是旨在努力融通世界市场，实现包容、联动、发展，为维护真正的国际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作出独特的中国贡献。当今人类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尽管国际贸易格局正遭遇着难以料及的重大分化，但我们将在更富有含金量的对外开放中继续强化中国在世界市场中的独特作用，在与各种保护主义博弈中努力构建国际贸易新秩序。

最后，我们要以维护世界多边贸易体制为战略支点，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并引领世界经济走向更加开放、包容和普惠。大变局时期，我们要继续肩扛真正的自由贸易大旗，构建公平互惠的全球价值链、培育世界大市场。作为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代表，我们“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性的多边贸易体制”，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增长动能转换和人民福祉改善提供竞争有序的全球市场。当然，随着经济变迁和国际力量的演变，当前的国际秩序特别是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结构的确存在某些有待调整的问题，但并不宜简单化推倒重来。我们应在客观对待时代发展大势和世界阶段特征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建设多方共赢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多边经贸体制框架内完善全球经济治理。

总之，马克思站在其他民族尤其是落后民族利益和工人福祉的公正立场上，犀利地揭示了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体系的霸权行径和伪善本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中对此评价道：“他获得了成功，以致德国现代的经济学派只是由于借口批判马克思而抄袭马克思(还常常抄袭错)，才胜过了庸俗的自由贸易派。”《演说》一文尽管跨越时空170载，但对当下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保护主义抬头肆虐的世界大变局而言，仍蕴含着特别的历史价值和现实启迪，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及时认清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的历史真相，提供了一把永不褪色的金钥匙。“各国削减壁垒、扩大开放，国际经贸就能打通血脉；如果以邻为壑、孤立封闭，国际经贸就会气滞血瘀，世界经济也难以健康发展。”西方国家主导下的“自由贸易”并非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的唯一形式，以“一带一路”为重大平台、以互利共赢为要旨的新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正在落地生根、走向纵深。我们应观大势、谋全局、干实事，不畏浮云遮望眼，毕竟“贸易并不因贸易特权的取消而被取消，相反，它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获得真正的实现”。

参考文献：

[1]胡键：《保护关税，还是自由贸易——马克思恩格斯剖析资本主义“生产的国际关系”的世界视角》，《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

[2]刘茜：《经济结构与贸易失衡之间关系的理论辨析——西方经典贸易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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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春学：《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困境及其批判》，《经济研究》2018年第10期。

[5]刘志礼：《习近平新型经济全球化理念的时代价值》，《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8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