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涌：东南与西北的关系

 东南与西北的关系

——关乎国家安全的十大关系之七

江  涌

发展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北宋以降，因为军事压力，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南移，加上科技与制度进步，江南的生产力不断上升，超过了一直领先的中原，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发展不平衡大致由此出现。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由中国东南沿海渗透，相对富裕的东南地区出现了生产力更高的近代新式工业，东南与西北的发展愈发不平衡。新中国诞生前，机械化生产力在工业总产值中只有17%，工业总产值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仅为12.6%，少得可怜的近代新式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部沿海，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沿岸，东北中长铁路沿线，零星散落于少数矿产资源丰富地带。大西北，近乎与近代新式工业无缘甚至绝缘，在总体上已是落后的中国更加落后，真可谓无比的落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努力缩小国家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态，实行区域经济平衡发展战略。作为平衡发展的经典文献《论十大关系》指出，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一五”期间（1953-1957年）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大部分安排在东北和中西部。1964-1980年“三线地区”建设，进一步优化中国的工业与生产力布局，提高了中国工业水平，有效地平衡了地区发展差距，增进民族团结和国土安全。1978年之后，中国更加注重“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作用，更加注重市场机制调节的作用。市场机制抑或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概言之，就是一端是贫困积累，一端是财富积累，其结果必然是不平衡发展。实际上，即便在高度的计划经济下，东南沿海地区的市场并没有休眠，地下经济、灰色经济相当活跃。而后中央政府实施“向东倾斜，梯度推进”的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采取一系列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开发政策，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优惠政策，让一部分人（集中为私营企业家）、一部分地区（集中为东南沿海）先富起来，这一不平衡增长战略，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持续强劲增长，显著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实力，中国赢得了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大国地位，使得原本拥有地缘与市场优势的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

但是与此同时，不平衡发展战略也使得一度缩小的沿海与内地、东南与西北的差距又被拉大。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差距不仅在地区之间，而且在阶层之间、行业之间、城乡之间也在不断拉大，不平衡发展的矛盾越发突出，经济风险正在不断地转化为社会风险乃至政治风险，直接影响甚至威胁着国家安全。清末时期，发达的东南地方政权置中央政权、国家大局于不顾而搞所谓“东南互保”，加速清政府的垮台和国家的分裂，清楚地显示出地区发展不平衡对国家安全的重要影响。

不平衡发展战略的消极意义，不仅体现在发展结果上，更集中在发展方式上。中国的东南与西北，自改革开放后，逐渐地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体系，东南沿海地区成为一个日趋开放的经济体系，加入国际大循环亦即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体系，这个国际体系是美西方主导，美元处于主体地位，因此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体系基本上从属于美元体系；西北内陆地区属于人民币体系，相对封闭，主要靠自我积累，而且缓慢而有限的积累又主要流向东南沿海地区，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恰似城乡之间要素流动，这样广袤内地与广大乡村一样，资金等生产要素长期外流而难以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用优惠政策来促进东南地区的对外开放，一开始是“两头在外”，参与国际分工，融入美元体系，赚取并积累美元，如此东南地区因为政策优势，而在地缘优势上不断积累币缘优势，不断强化区位发展优势。因为美元利率长期低于人民币利率，美元管理长期宽松于人民币管理，使得东南地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实现套利，于是乎与西北的经济差距（生产力、积累率、收入与财富差距等）越来越大。

东南地区进行美元套利大致有三种方式：一是在国际生产分工下的套利。由于一开始中国的资本项目被牢牢管控，逐步放开外商直接投资，于是出现基于“中国制造”的间接套利。东南地区汇集世界廉价资源，不只是外部世界的低端技术、低利率美元，而且更有国内尤其是西北内陆地区的廉价资源，如人力资源、自然资源，此后还有西北内陆的资金与市场，廉价环境（对高排放高污染睁一眼闭一眼），形成代工或贴牌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不断做大、东南地区不断繁荣富裕的同时，西北内陆因为资源被掏空，基础被侵蚀，逐渐失去了积累能力与自主增长能力。

二是在贸易项下的间接套利。持续且不断加码的“几减几免”的优惠政策，使得境内外资本在“外商投资”的名义下蜂拥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各类真假外资企业的转移定价以及出口转内销层出不穷。转移定价实际减少了理应归于政府的税收，出口转内销实际消耗了大量的财政补贴，这样严重而长期的经济扭曲，实际是抽瘦补肥，是逆向转移支付，是经济逆向调节，将西北和东北的发展机会转移、堆积给东南地区，东南地区外向型经济越是发展，人民币体系便越发从属于美元体系，中国跟美西方的绑定越严重。

三是资本项下的直接套利。由于美元与人民币利差明显，投机者（装扮成无比诚实的投资者）只要将美元资金搬进国内，坐等时间的推移，就可以实现增值套利。但是，国内外投机资本并不满足这种消极的获利途径，他们通过各种代理人，包装、炒作一个个具有增值潜力的“概念资产”，于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相关服务业便大行其道，房地产价格（又是集中东南地区的一线城市和大城市）一飞冲天，“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猪你涨”等投机炒作轮番上演。投资泡沫、资产泡沫与债务泡沫等你追我赶，把中国经济推向无比的繁荣。如果这些泡沫类似啤酒泡沫、咖啡泡沫，那么尚有一丝存在的价值，因为它们的存在可以使啤酒、咖啡的味道更好。然而，当啤酒泡沫、咖啡泡沫超过啤酒、咖啡本身时，严重的问题便出现了。

套利投机盛行，给东南地区带来巨大财富效应，东南与西北的财富差距，比生产力差距、收入差距要大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尤其是城市近郊土地价格会有较大幅度上涨，上涨的好处，应当“涨价归公”，极差地租应当归集体、更应当归国家所有，然后由国家来转移支付。但是，综观中国的土地房产价格大幅度上涨所带来的好处，大部分都归私了。由级差地租带来的巨大财富效应，西北内陆地区基本没有得到。此外，进一步的服务业开放、金融开放，同样依旧集中在东南地区，近水楼台先得月，东南地区居民比西北地区居民更容易获取资产性收入，享受资本市场的投机收益，而代价往往是政府承担，实际是全国承担。这种近乎只是少数地区少数群体大发横财的模式与局面，是非常不公的，非常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西北地区是国家的战略纵深、文化走廊、生态屏障，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宗教力量活跃的地区，当然也是境外势力频繁插手的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信教民众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提高，他们在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小的同时，在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上却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差距通过社会矛盾的激化，最后经由民族不和而折射出来、宗教对立而体现出来，导致国家安全更加复杂。

古代中国，东南与西北是一个界限比较模糊或泛化的概念，大致以中原（同样也是一个比较模糊或泛化的概念）为原点而确立的坐标。1935年地理学家胡焕庸，在中国人口密度图上，画出了一条从黑龙江省黑河到云南省腾冲大致倾斜45度的直线，把中国分为东西两部分，作为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这就是“胡焕庸线”。该线不仅有着一定的科学基础（接近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树草生长、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而且得到了一定的历史检验（自1935年以来中国人口分布的东西格局基本不变）。“胡焕庸线”以东还包括东北大片地区，不仅人口比较密集，而且经济、科技、文化等都相当繁荣，是中国财富（物质与精神）的富集之地。但是，近几十年来，在市场化进程中，东北落后了，尽管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的战略，但是未能遏制东北持续落后与不断塌陷的趋势。今天的东北不仅资源趋于枯竭，经济趋于萧条，科技文化也趋于迟滞，就是原来相对密集的人口，也不断流失。东北暗淡，“胡焕庸线”在长城的榆林-张家口-山海关一线被横截，如此，长城以南、胡焕庸线以东的地区恰恰便是今日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与西北内陆地区相对。

史圣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指出，“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正面而言，得西北得天下，西北固而天下安。消极来说，不得西北便难得天下，抑或，西北乱天下乱。改革开放起事于东南沿海，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改革开放依然是进行时，依然在路上，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衡量改革开放的最终成功，还要看在西北和东南、全国上下浑然一体地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发展目标。“司马迁语”下的“胡焕庸线-长城线”可以说是中国东南与西北的分割线，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收入差距、财富差距、发展差距的分割线，也成为外向与内向、美元经济区与人民币经济区的分割线，而今无意中又成为国家安全尤其是国土安全的警示线。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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