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曾要求高价购买包头矿渣，被周总理拒绝

中国稀土史就像是一条令人痛心的“土殇”之路。

作为世界上稀土储量最丰富的国度，长期以来，中国缺乏对稀土资源开采、利用与保护的战略规划，企业间无序竞争的乱象久治不绝，乱采滥挖造成的生态恶果至今难除，过度出口导致国内储量急剧下降并失去了稀土在国际上的定价权。

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管理政策在实践中的效果始终难尽如人意：控制生产总量的努力不断失败，可持续开采、发展进展缓慢；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收效甚微；渴望并鼓励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的愿景至今仍是希冀，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稀土高端产品研发技术寥若晨星。

正是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痛定思痛，2005年之后，稀土管理政策密集出台，尤其是进入2011年以来，从《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到《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政府接连重拳出击，大力整顿稀土业乱象，力图根除顽疾。

在西北发现“万能之土”

1927年7月，中瑞(典)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途经内蒙古乌兰察布草原阴山北麓、包头北约150公里处时，中国地质工作者丁道衡被一座黑色山峰吸引。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独自前往查看，首次发现了白云鄂博矿铁矿，在当时，他并不知道铁矿中还含有稀土，而且是世界上储量最大的稀土矿。

直到8年之后，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何作霖对丁道衡采回的白云鄂博矿石进行研究后，从中发现了稀土。

但是，由于战争原因和稀土研究的落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相关开发利用并未启动。

20世纪60年代，中国开启稀土相关研究和实体建设。

1961年，8861稀土实验厂开工建设，建设项目包括：稀土精矿选矿车间，混合稀土氧化物，混合稀土金属，单一稀土氧化物，单一稀土金属提取分离车间以及相应的辅助设施工程，后来发展为包钢稀土冶炼厂。

1963年和1965年，时任副总理的聂荣臻指示有关部门先后两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包头矿综合利用和稀土应用工作会议”，研究白云鄂博矿山稀土、铌、钍、萤石等多种有价值矿藏的综合利用。

为研究白云鄂博资源的综合利用以及如何从包头矿中提取稀土稀有金属，1963年，包头冶金研究所(包头稀土研究院前身)正式成立，由冶金部直接领导。

但是，当时发达国家将稀土生产技术作为高度机密对中国实施严格封锁，中国守着世界上宝贵的稀土矿却不知如何开发使用。对此，一个有关周恩来总理的故事被媒体广泛地引用，70年代初，日本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中的矿渣。此事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指示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进行调查，不过，由于当时中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于日本的动机，科学界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看似合算的买卖，同时，指示相关部门对包钢矿藏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后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才明白，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中含有宝贵的稀土。

在这种被动落后的局面下，中国不得不加紧稀土分离和提纯技术的研发，1972年，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徐光宪等人接受了分离镨、钕的紧急任务，开始了中国稀土分离提纯技术领域的实验。

在巨大压力下，徐光宪课题组完成了任务。1976年，在稀土分离领域，徐光宪课题组创建了新的串级萃取理论，引起世界关注。

不久之后，“全国串级萃取讲习班”这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色形式迅速培训了一批专业人才，徐光宪课题组的研究成果在当时全国三大国营稀土厂(包头稀土三厂、上海跃龙化工厂、珠江冶炼厂)得到推广和普及。

整个20世纪80年代，和中国经济整体形势一样，中国稀土生产迎来了狂飙突进的十年，稀土生产技术的突破、国家政策支持以及人力、环境成本的优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稀土工业的竞争力。1985年，中国开始实行稀土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第二年，中国稀土总产量就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从此成为世界第一稀土生产国和供应国，直到今日。

低价出口的暗流

上世纪90年代，面对稀土这一高利润的行业，各种企业纷纷涌入，一大批国企技术人员纷纷跳槽，并将所掌握的技术带到了新的企业。当时，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落后，稀土企业的“后起之秀”几乎就是免费使用稀土相关技术，稀土企业急剧增加的直接结果就是产能的飞速上升，并最终导致供过于求。

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光宪对那段历史颇为痛心，他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有一些地方企业还有私营企业用高薪把国营大厂的总工程师和高级工程师挖走，全国一下子就建了100多个稀土分离厂，每年的产能超过15万吨。而全世界的需求量才10万吨，供大于求，价格也就下来了。”

新华社的报道说，从1990年至2007年，中国稀土出口量翻了9倍。国家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世界稀土消费量约为13万吨，而中国稀土实际冶炼分离能力已经超过20万吨。结果就是徐光宪院士所说的，在出口量大增的同时，稀土的价格每况愈下。

根据《中国冶金报》的统计，1979～1986年，稀土出口均价为7美元～9美元/公斤；1987～1991年，稀土出口均价为9.5美元～13.5美元/公斤；1992～2001年，稀土出口价格便回落到9美元～11美元/公斤；2002～2005年，稀土平均价格跌至5.5美元/公斤，达到历史性低点。

徐光宪遗憾地表示，从1995年至2005年，中国因为稀土低价出口造成的外汇损失达数百亿美元。

在中国稀土企业恶性竞争、互相压价的背景下，美国、澳大利亚等拥有稀土矿的国家则普遍实行限制或停止开发本国稀土矿的政策，从我国进口稀土作为战略储备。稀土储量仅次于中国的美国封存了国内最大的稀土矿芒廷帕斯矿，全面停止钼生产及其他稀土矿的开采，而资源匮乏的日本更是长期大量从中国进口稀土。

面对严峻形势，2005年9月，徐光宪、师昌绪、何祚庥等15位院士联名写了《关于保护白云鄂博矿钍和稀土资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紧急呼吁》的建议，上报国务院。

不久，这份紧急呼吁得到国务院主要领导的批示：这个建议很重要，请国家发改委阅办。

2006年6月19日，徐光宪就如何落实批示再度上报，国务院主要领导再次批示：请培炎同志阅转发改委研究，发改委可邀请徐光宪同志谈一次。

日前，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徐光宪特别找出了当年上书国务院的建议，他颇为忧虑地说，如果不加以合理保护和采用先进工艺，按照目前的开采量计算，白云鄂博矿将在20年内开采完毕，更加珍贵的南方中重稀土也将在10年内开采完毕。

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政府主管部门已经开始重视到稀土企业无序竞争、中小企业乱采滥挖造成的恶性后果，并连续出台政策试图遏制。

1998年，中国开始实施稀土产品出口配额许可证制度，并把稀土原料列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2000年，对稀土开采实施配额制度；2005年，中国政府取消了绵延20年之久的稀土出口退税，并进一步压缩了出口配额企业名额。

然而，稀土矿山乱采滥挖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尤其是南方地区，由于矿山小、布局分散，盗采和无证开采现象严重，主管部门屡次打击，却总能死灰复燃，而且，稀土走私愈加猖獗。国家信息中心数据表明，中国稀土开采总量控制指标是8.23万吨，但实际产量却达到了12.94万吨。

对此，一位要求匿名的稀土企业家向本刊记者分析了个中原因：其一，经济利益的驱使，这也是被媒体和专家们广泛提起的原因。其二，国家政策的导向使然，政府重视社会稳定，“关停企业，那么多人吃饭怎么办？这是政府考虑的，(百姓)一上访政府就头疼，它就要考虑怎么平稳事态。”其三，(官商)利益纠葛，执法不严，“这不仅仅表现在稀土这一领域。”

稀土业长期的乱象不仅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经济损失，还有难以恢复的生态环境。

稀土开采产生的“三废”造成稀土矿地区地下水的污染和大量耕地的荒废，同时，稀土矿伴生的放射性元素造成周边居民癌症等疾病高发。

用于堆放废渣的包头稀土矿尾矿坝周边农村环境污染问题至今阴影犹存。7月10日，本刊记者在距离尾矿坝较近的新光村调查时发现，大量耕地荒芜，杂草丛生。当地村民反映，这里曾经是颇有名气的蔬菜种植基地，几乎家家都有蔬菜大棚，但是，自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地下水污染，就已经无法再种植，粮食产量亦直线下降，目前，玉米亩产仅500斤左右，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很多耕地都无人耕种。

本刊记者在村中走访时了解到，村民家中的自来水管上都套着一个布袋，用于过滤水中的污染物，村民李秀英告诉本刊记者，每当烧水时，锅里都会冒出白浆似的东西，“都是我们喝，从不敢让孩子喝，都是给他买矿泉水。”她说，“(男人)讨媳妇都困难，人家不敢来。”

内蒙古之外，江西、广东等稀土矿区都曾经因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被媒体多次曝光。

中国政府网的报道指出，稀土行业每年产生的废水量达2000多万吨，其中氨氮含量300～5000mg/L，超出国家排放标准十几倍至上百倍。由于没有针对稀土工业特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长期以来，稀土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管理和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设计和竣工验收等，只能执行综合类污染物排放标准，稀土行业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特征污染物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控制。

稀土新政

2006年4月，中国国土资源部停止发放稀土矿开采许可证，开始了对“稀土矿的开采、加工和出口”的严厉调控。

2009年底，工信部审议通过《2009—2015年稀土工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明确指出，未来6年，中国稀土出口配额的总量将控制在3.5万吨/年以内，继续禁止出口稀土初级材料。

2010年5月，工信部发布了《稀土行业准入条件》(征求意见稿)，首次从生产规模方面设置稀土准入门槛，为之后的行业重组奠定基础，同时，提高资本金比例，抑制投资冲动并限制新增产能。

今年2月，环境保护部发布《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以下简称《标准》)，这是“十二五”期间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第一个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对稀土生产企业的污染物排放进行严格规定，自2011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中国有色金属设计研究总院教授王国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根据《标准》，全国80%以上的稀土冶炼企业都达不到要求。

5月，在稀土行业引发更大震动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这份被称为稀土“国22条”的文件为中国稀土业的发展设立了明确的目标：用1～2年时间，建立起规范有序的稀土资源开发、冶炼分离和市场流通秩序，资源无序开采、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盲目扩张和出口走私猖獗的状况得到有效遏制；基本形成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的稀土行业格局，南方离子型稀土行业排名前三位的企业集团产业集中度达到80%以上；新产品开发和新技术推广应用步伐加快，稀土新材料对下游产业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得到明显发挥；初步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稀土行业管理体系，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再用3年左右时间，进一步完善体制机制，形成合理开发、有序生产、高效利用、技术先进、集约发展的稀土行业持续健康发展格局。

稀土企业相对集中的内蒙古，在《意见》正式出台之前便公布了稀土上游企业整合淘汰工作方案，率先开启了稀土行业整合重组的大幕。

与此同时，布局相对分散的南方稀土业也面临重新洗牌，稀土业整合重组已是大势所趋。

但是，实践中，如何切实贯彻落实相关政策以及妥善处理当下整合中出现的困难一直为各方关心，为此，7月13日，本刊记者给工信部发去了采访函件；期间，本刊记者又电话沟通，希望主管部门能给予回应和解答，不过，直到7月22日本刊截稿时，仍然没有收到明确答复。

对于此次整合，稀土科研界亦高度关注，徐光宪院士表示赞同。他对本刊记者表示，要像欧佩克一样组建稀土集团，提高对稀土的控制力，深入推进稀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也有专家态度谨慎，内蒙古当地一位不愿具名的资深稀土专家对本刊记者说：“从积极的角度说，整合了大家都是一家人，打破了技术上的封锁，可以开诚布公地去合作。但是摊子铺得太大，也未见得是一件好事，俗话说船小好调头，虽然稀土是规模效益，但是摊子大了，会出现方方面面问题。”

改革的步伐已然迈开，中国稀土业会开启一段新的历史吗？(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秀英为化名)

（转载自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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