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纺织工业
张凤翱
新中国成立之初，纺织工业的发展面临许多困难。陈云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财经战线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参与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克服了许多困难，解决了许多矛盾，对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领导“米棉之战”，应对和化解棉花和纺织品供需紧张局面
纺织工业在中国近代工业中算是较为发达的一个产业。但同时，它在当时也带有较为显著的半殖民地特色，主要表现在设备和原料不能自给，要靠进口棉花、进口外国设备来支撑。日本侵华战争严重破坏了中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又迁走了大量纺织机器和技术人员。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纺织工业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
1949 年，全国棉花产量只有44.5 万吨，仅为此前最高年产量1936 年85 万吨的52.4%；棉纱产量下降到32.7 万吨，仅为此前最高年产量1933 年44.4 万吨的73.7%；棉布产量下降到18.9 亿米，仅为此前最高年产量1936 年27.8 亿米的68%。在当时全国5 亿人口中，城市平均每人棉布消费量只有7 市尺多一点（2.33 米），农村仅有5 市尺（1.67 米）左右。加上投机资本兴风作浪，城乡市场纱布价格飞涨。人民对纺织品的需要与供应不足的矛盾突出。
1949 年5 月，陈云受命从东北来到北平，筹备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新中国成立后，陈云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兼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在筹备建立中财委期间，陈云就关注到了纺织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提出要充分认识到“维持上海纺织开工之重要性”。当时，纺织工业占上海工业产值的74%，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为229 万枚，占全国的40%，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的纺织厂一旦停工，工人歇业，收入下降，政府税收减少，不仅会严重影响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稳定，更会影响全国的经济。
通过恢复和发展上海经济进而带动全国经济恢复的过程困难重重。国民党残余力量不甘心失败，派军舰封锁大陆沿海各港口，袭击商船，派出飞机轰炸重要经济目标；还有，抗美援朝开始后，美国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对中国全面实施封锁禁运的非法决议，这就导致中国进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影响。上海刚解放时，“接收旧人员十五万，工厂原料缺，运输贵，开厂难，学校多，税收少，开支大，被迫大发行。农村全部以物易物，或光洋市场”，上海方面一度考虑“厂校及人员疏散，向各解放区求援”。
经过反复权衡、比较，1949年 8月，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不能因为目前有困难，就把许多工厂搬走了事。要完全具备搬厂的经济条件并不容易。例如，从原料的供应来说，纺织厂可以搬到棉花产地，但工厂生产需要有适当的厂房，还需要有电力、机械等有关的企业与之相配合，这些条件棉花产地就不一定具备。”如果“搬了，这里工人失了业，那里半年也开不了工。因此，我们决定不搬了，要全力维持生产。现在维持生产虽有困难，但尚有维持的条件”。针对棉花供应紧张导致开工不足的问题，陈云提出，“各地应大力援助华东”，“力争上海主要行业（纺织、印染、纸烟等）的开工率维持到三分之二”。
陈云的这些主张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明确表示：“中央同意此次上海会议决定的总方针及许多具体办法。我们必须维持上海，统筹全局。不轻议迁移，不轻议裁员。着重整理税收，以增加收入。”
全国解放前后，国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一是国民党政府造成严重通货膨胀；二是国内战争仍在继续，财政赤字扩大，接收的大批人员要靠公家吃饭；三是新解放地区还没有建立有效的税收系统，只能大量发行纸币，导致通货膨胀问题短期难以消除。而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全国经济中心，其经济状况对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上海投机资本在炒作银元被政府打击后，又转而套购粮食、棉花、煤炭。以 1949年 7月底为基准，10月 15日至11月 10日，上海、天津、汉口、西安的物价平均上涨了 3.2倍，至 24日又上涨到了 3.7倍，物价指数每天上涨10%-30%，到 11月 25日，上海物价比 10月上旬又上涨了 3.3倍，其中棉纱上涨 3.8倍，棉布上涨 3.5倍，米价上涨 3.3倍。
上海财经会议后，陈云进一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决定采取标本兼治的办法，精心组织调运粮棉、收缩银根、抛售物资来稳定物价。
调运粮棉。当时对物价影响最大的是粮食，为确保东北粮食进关，陈云派时任中财委中央计划局副局长的曹菊如到东北去调运粮食，确保东北从 1949年 11月 15日起，每日运 1000万至 1200万斤粮食进关。为保证汉口及湖南、广东的纱布供应，陈云派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之光先后到上海、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采取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保证上海生产纱布所需的原料。另外，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铁路沿线积存的纱布尽速运到西安。财政部自 11月 16日至 30日在德石铁路以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 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所需的粮食销售。
收缩银根。1949年 11月 13日，陈云向各地下达指令指出，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货款，一律暂停，并按约收回贷款。各大城市于 11月 25日左右开征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全部拨付，但不得投入商业活动。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 20天者，均延缓。
抛售物资。1949年 11月 25日之前，各地遵照陈云电示，将粮食、纱布、煤炭等主要物资调集于重要地点，设法紧缩通货、抓紧税收。11月 25日，全国各主要城市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粮食、棉布。投机商人认为物价还将上涨，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实力雄厚，敞开抛售后逐步降价，投机资本遭到沉重打击。
就这样，在陈云的运筹帷幄和沉着指挥之下，几天之内，就将这次波及地区广、持续时间长、物价涨幅大的涨价风潮平息下去了，取得了“米棉之战”的胜利。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称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稳定物价的成功为后面采取进一步措施，从根本上解决棉花、棉布供应不足问题争取了时间，打下了基础。
二、多措并举，从根本上解决棉布供应不足问题，推动纺织工业发展
虽然通过“米棉之战”稳定了物价和人心，但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棉花、棉布供应不足的问题，还要从推动棉花增产和纺织工业发展入手。为此，陈云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并采取了多重举措。
（一）合理规定棉粮比价，调动农民种棉积极性。为保证从农民手中顺利收购棉花，制定合理的棉粮比价十分重要。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总结了过去在东北时期的教训。如 1947年规定 12斤粮等于 1斤棉花，结果农民都不种棉花了。1948年改为 13斤粮等于 1斤棉花，还规定了种棉花免缴公粮，农民便积极种棉花。“这说明，价格政策很重要，必须注意研究掌握。”
根据上海财经会议的决定，1949年 9月 22日至 29日，中财委专门在北平召开全国棉花会议。经过讨论，确定了各产棉区要大力加强收购和调运棉花，支援上海、青岛、天津等地的纺织工业，以发展生产，维持社会稳定。会议提出了 4条迅速恢复和发展棉花生产的建议，其中第 2条就是适当调整粮棉比价，暂定为8:1，即以标准级每斤皮棉折合小米 8斤，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51年 3月 7日，陈云签署的中财委《关于保证棉粮比价的指示》提出，规定并贯彻合理的棉粮比价，是增产棉花的关键。为顺利完成 1951年增种棉花的要求，特对棉花价格作适当的提高。1952年 3月 12日，陈云签发中财委《关于一九五二年棉粮比价及棉田的公粮负担的指示》，规定棉粮比价按地区差异、粮食种类不同分别为 1:7.5至 1:9，实行“优级优价、低级低价”政策，严禁压级压价。为了平衡粮田棉田公粮负担比例，规定棉田的公粮负担为棉田应产量的 11%。这些措施对提高农民增产棉花积极性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加大国家投资。1951年 2月 23日，陈云在全国公路会议上讲话指出，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与农业丰收后农民的购买力不相适应，假如今年农业再来一个丰收，那就更显得不够。现在的纱厂不是不能开工，而是全国 520万纱锭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再增加几百万纱锭，人民将会不满意。为了解决人民穿衣的需要，就要增加纺织工业的生产能力。因此，纺织工业是 1951年的投资重点之一。
随着国家财政状况的逐步好转，投入到农业生产的资金逐年增加。1950年为 2.74亿元，1951年上升为 4.19亿元，1952年更上升为 9.04亿元，分别占各年国家财政总支出的4%、3.4%、5.1%。农业的发展推动了工业的发展，首先是纺织工业的发展。“一五”计划期间，施工的大中型纺织工业项目共 73个，建成投产 49个，重点是棉纺织工业。
（三）加大宣传动员，开展售棉储棉运动。1950年棉花虽然增产，但仍然不能满足全国纺锭开工之需，国家存棉很少，棉农待价惜售，再加外棉难以进口，导致棉花供应不足问题严重。各地纱厂自 1951年 5月起减工为每周 5日5夜，6月 1日起不得不停工一个半月。陈云认识到，不能单纯靠提高棉价来调动农民种棉积极性，“因为现在棉农惜售，如再提高，会更助长农民的储存心理”。要转变棉农的思想，就要广泛宣传动员，使他们认识到把存棉交给国家是保家卫国的义举。
1951年 6月 1日，陈云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社论指出，购棉、储棉工作是关系国家经济和军民生活的大事。纺织工业急需用棉，美帝国主义者针对中国原棉不足的情况，已经采取了封锁政策。如果棉农的存棉继续不卖或少卖，则纱厂减产，将使全国军民的穿衣问题发生困难，物价稳定的政策也会受到损害。社论号召农户在公私两利的前提下，把存棉售予或储存在国家委托的经济机构。在“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下，扩大棉田，精耕细作，增加棉花产量。1951年 7月 28日，就棉花供应问题，陈云起草同薄一波联名给各大区及大区财委、有关经济部门负责人的电报，指出购棉储棉工作未能收到预期效果，各地纱厂虽于 7月 23日起每周勉强开工 4天 4夜，但能否坚持到 9月底尚无把握。为此，各地要继续开展售棉储棉运动，准备适合棉农需要的物资，如小麦、布匹、百货、肥料等，以换购棉花，同时，说服私营厂商小贩，把手中存的棉花售给或存给国家。
（四）实行统购统销政策。1950年7月6日，陈云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增加棉花进口，完成购棉任务，维持纱布加工现状”。但是，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 9月 7日，美国宣布管制美棉出口，同时阻碍埃及、巴基斯坦对中国出口棉花。对此，陈云预测，“原计划明年买外棉十五万吨，即三百万担，恐怕到时候买不到这么多”。因此，陈云考虑，无论战争或和平，都需要进行统购统销。“对花纱布和主要纺织品采取统购配给政策，一为避免私商囤积抢购，二易于实现有计划地扩大剪刀差和增加国营贸易利润。”
具体来说，当时我国可收购的棉花难过 10亿斤，只能纺出 240万件纱，仅勉强供应提高了的农民购买力。国家手中再无多余花纱布可作机动，私商和游资必然集中抢购纱布，使纱布与粮价剪刀差更大，于国于民两不利。而统购配给，国家稳得利润，剪刀差也可得到控制，使农民损失不会太大。统购统销对棉农、纺织厂、布商有影响，但国家可合理规定棉粮比价和纺织厂正常利润，还可考虑由不舞弊的布店代行配给。
另外，土地改革以后，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除了改善饮食和购买农具外，主要表现在穿衣服、买棉纱上。各城市消费量皆超过了预定计划。据统计，当时全国平均每人每年对机织棉布的消费量逐年增长，1950年是 11.9市尺，1953年增加到 23.08市尺。当时的问题首先是棉花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战争，也会有人囤积棉纱。棉纱涨价，农民吃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因此，1950年 12月 8日，陈云在主持政务院第六十二次政务会议时提出，1951年要考虑分配棉纱问题。
1951年 1月 4日，陈云签署中财委《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要求自公布之日起，凡公私纱厂自纺部分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公司统购。1954年9月9日，陈云主持政务院第二百二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关于实行棉布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和《关于实行棉花计划收购的命令》。从是月起，城乡开始凭布票供应棉布。
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对稳定物价、遏制投机倒把、整合资源、保证基本供应、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既保证了每人有一份基本的棉布供应，也能兼顾其他用棉需求，而且销售价格长期保持稳定，同低工资状况相适应，大大增强了纺织品出口和工业品进口的能力，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同时，陈云对计划供应有着清晰的认识，他指出，“计划供应并不是供应数量的减少，它是消费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就是说，我们的消费水平在目前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只能是逐步的提高”。
（五）推动农民搞互助合作。土地改革以后，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生产积极性骤然高涨，农业生产出现了新气象。但是，这种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也不能适应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同时，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农民却自由种植，趋利性势必会导致农民选择种植最赚钱的作物，这就会加剧粮棉供给的不确定性，进而影响人民生活和市场的稳定，影响纺织工业的持续稳定发展。这就需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业生产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1953年下半年以后，由于国家短期内对基础建设投资过猛，发出钞票过多，导致许多产品供不应求。这种紧张关系在粮食、棉花、油料及副食品方面的反映更为突出。正是基于这种情况，国家提倡农民“组织起来”，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展劳动互助，以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困难。
依靠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实现包括棉花在内的农业增产。1954年 6月，陈云算了一笔账：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15%-30%。增产30%，就有 1000亿斤粮食。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推动下，“到 1956年底，入社农户已占农户总数的 96.3%”。
（六）合理布局，新建纺织企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生产力布局很不均衡，“70%以上的重工业、轻工业畸形分布在东部沿海狭长地带，只有 30%在内地”。“1949年全国棉纺锭 62%集中在上海、江苏两地，而当时主要产棉区河北、山东、河南、湖北、陕西五省，棉花产量占全国的 72%，棉纺锭却只占全国的15%。”
1951年 7月 3日，陈云签发《关于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西北地方工业建设原则的决定》，其中指出：“此次西北所提地方工业投资以纺织为重点是正确的。”在主持制定“一五”计划期间，陈云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根据全国各地区实际调整生产力布局，使工业建设接近原料、燃料的产区和消费地区，并根据巩固国防的需要，逐步改变工业分布不合理状态。“一五”计划期间，棉纺织的建设规模达 300万锭左右，除扩建和修复一部分纺锭外，新建棉纺锭全部安排在接近原料及消费市场的京广铁路沿线及其以西地区，并从上海迁出一部分设备，有计划地新建了武汉、郑州、西安、新疆的纺织厂，哈尔滨亚麻厂等。这些企业后来成为我国纺织工业的骨干企业。
（七）依靠科学技术，改良棉种并推广。1949年 9月 22日至 29日，全国棉花会议召开。会议针对迅速恢复和发展棉花生产提出了 4条建议，其中第 3条是“抓紧改良棉种”。11月，在全国农业生产会议召开前，陈云、薄一波、马寅初提出了具体指导意见，其中一条就涉及改良棉种问题。他们指出，这次会议要对 1950年增产粮棉的重要环节及方法作出具体研究，如改良品种应弄清楚如何选种、育种及繁殖种子，如何推广，要定出要求和执行步骤，“务期五年之后能将全国农作物完全换成良种，达到增加产量并提高质量之目的”。根据上述意见要求，农业部把培育和推广良种作为促进粮棉增产的重要措施。各棉花良种繁殖区建设了 58个良种轧花厂，对良种籽棉分收分轧。农业部还和贸易部联合决定，对良种繁殖区的良种籽棉，加价 4%收购。在这些优惠政策和措施的激励下，棉花良种得到迅速推广，到 1952年，棉花优良品种种植面积，已占全部棉花种植面积 50%以上。当年亩产皮棉从上年的 25斤提高到 31斤。
三、“用发展工业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的问题”
在发展棉花生产的各项措施中，扩大种植面积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1951年全国棉田达到 6000万亩，农业部曾提出要达到 1.2亿亩，但在人口不断增加、粮食需求不断增长、耕地有限的情况下，多种棉花就意味着少种粮食，因而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徘徊在 8000万亩左右。1952年 6月 19日，陈云在农业部党组报送的《关于植棉的综合报告》上批示：“能扩大一万万亩是好的，但必须注意到粮食够不够。如果粮食发生问题，则影响更大。故农业部必须同时注意粮食需要量与粮食增产计划。”
在增加棉花种植面积不可行的情况下，如何满足人民对纺织品的需求？陈云适时转变思路，1957年 9月 11日，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地少人多，我们的出路绝不是在扩大耕地面积上找，而是在其他方面找，在工业方面找，用发展工业的办法来解决农业的问题” 。化学纤维也叫合成纤维，所用原料是煤炭。陈云根据专家的计算得出，用 3000万吨煤炭可以生产出 30万吨化学纤维，等于 150万吨棉纱，也就等于 3000万担棉花，用 30%的化学纤维加上 70%的人造丝，能织出华达呢毛料子，很漂亮，且化学纤维的牢度比棉纱强 5-11倍。多搞化学纤维，就减少了对棉布的需求，从而降低了对棉田的依赖。这样，受种植面积制约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根据陈云的思考和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意见，党中央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出引进、建设一系列大型化学纤维工厂的战略部署，为从根本上解决纺织原料不足问题奠定了基础。1973年，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建设上海（金山）、辽宁辽阳、天津、四川长寿等四个大型化纤企业。四大化纤项目在 1982年前后相继建成，“每年生产合成纤维 35万吨，相当于 1100多万亩棉田生产的棉花”。1972年，全国只能生产低档的维尼纶和粘胶纤维，总产量约占当年全部纺织原料的 5.5%。到 2013年，这个比例已高达 80.4%，总产量达到 4121万吨，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一化纤大国。
四、几点启示
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纺织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人民群众的穿衣问题得到很好解决。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坚持从实际出发，提出并实践的一系列促进纺织工业恢复和发展的举措，推动纺织工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从而为国家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大量资金，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过程中，陈云表现出的实事求是精神、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以及统筹兼顾的方式方法，在今天依然有重要价值和启示意义。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做经济工作尤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这就需要开展调查研究。陈云指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就够了。”陈云提出的促进纺织工业发展的种种举措都是在认真调查研究、全面了解实际情况、反复权衡比较之后作出的。比如，不仅要看到提高棉花价格可以鼓励农民多种棉，也要从棉农存棉惜售中看到一味提高棉花价格的弊端。这些办法在当时被证明是有效的，但没有一种办法是万能和永远有效的。这就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及时调整对策。正如陈云对计划供应措施的科学分析：“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
二是坚持为人民谋福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陈云认为，“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粮食和棉花，关系到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是最基础的民生。1957年 9月 11日，陈云在全国第四次农村工作会议上说：“解放后八年来我忙什么呢？主要就是忙吃饭穿衣这个事情。”促进纺织工业发展的种种举措无不是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蕴含着陈云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革命和增加生产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使人民过上更好生活。但在不同时期，需要解决的民生问题会有不同侧重。要分清轻重缓急，量力而行，在发展生产的同时，逐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升人民满意度和幸福感。
三是坚持统筹兼顾，综合平衡。陈云指出，“搞经济工作，一定要多方考虑，统筹兼顾”。在促进纺织工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很多关系，比如耕地有限条件下的粮田与棉田的关系。往大的方面讲，要重视农业、纺织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不仅是人民群众粮食的来源，还为纺织行业提供棉、麻等原料。农业生产受天气等因素的影响很大，收益不确定。虽然现在纺织行业使用化学纤维的比例在提高，但并不意味着棉花地位的下降。纺织业在国家税收中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纳税的绝对数依然很大，且纺织行业可以吸纳大量人员就业，等等。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在作决策时予以综合考虑，做到统筹兼顾，努力实现综合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