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学者沙烨：中国能有今天，靠的是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中国用短短几十年成就了一个超级经济体，创造了无数财富神话。这个奇迹被世界归因于14亿的人口红利，但同样拥有这个优势的印度却并没有腾飞，显然人口红利不足以说明一切，是中国这片土地上独有的一些东西在起作用。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沙烨在以《中国企业家的财富责任》为题的演讲中，以独特的视角剖开了中国资本发展的前世今生。他认为：中国和中国企业家能有今天，靠的是中国数代人贡献的无法被定价的80年牺牲红利。

一、中国飞速进阶，带来巨大的贫富差距

沙烨老师成长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物资匮乏，少数工人的工资只有十几块钱，多数农民穿衣吃饭都难以为继，但却有一个好处——公平，每个人都穷得大致相同。之后三十年间，中国雷霆发展，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上最繁荣的市场，但这种繁荣也带来了巨大的贫富差距。当下的中国，仍有数千万人处在温饱线上，数亿人日夜加班只能维持正常生活，制造业大都还处于利润微薄的中低端产业，却诞生了近700位十亿美元级富豪。中国以美国60%的GDP、40%的民营企业创造了比美国多13%的超级富豪，这种奇迹是怎样产生的？社会失衡有什么成因？沙烨老师以历史和宏观的角度做了详细阐述。

二、中国的发展红利——80多年的全民牺牲

中国的经济腾飞和造富神话不单单是人口红利成就的，而是中国数代人任劳任怨的牺牲红利成就的。自1931年抗战至今，中国人的牺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战争的20年，建国初30年，改革开放至今。20年战争，数千万先辈用生命写下共和国契约。

从鸦片战争到抗战结束，中国遭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漫长、浩大、残酷的外部侵略，无数仁人志士、平民百姓为了拯救山河沦陷走上战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将热血和生命洒在这片土地上。百年间，整个中国付出了数千万生命、几代人的惨痛代价才挽住国家危亡，争回主权和领土完整，走进新中国。

这种牺牲是用生命完成的，无法以价格定义，总是被人们忽略和遗忘，但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正在被残酷殖民、奴役，你要付出多少钱财才能换取自由和解放？那就是沒有上限的。可以说没有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就没有中国当下的辉煌，更谈不上经济奇迹。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说，那数千万的生命不是献给自己的乡亲和家人，而是献给全体同胞，献给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

沙烨老师将先辈们苦苦追寻的主权完整和民族复兴形容为新中国的精神契约，他们流过的血泪和献上的生命就是盖在契约上的印章，所有享受这份契约带来的和平的后世中国人都自然背负这份民族使命。建国初30年，两代中国人将全部个人价值和人生交给了国家。1949年建国时，中国的工业少得可怜，4亿人缺吃少穿，人均GDP全世界倒数。当时的共产体制均分了全国仅有的一点财富，全部人力、物力都被用来发展国家建设。

在举国体制动员下，我们提升了教育、医疗和工业生产水平，从一个产钢量16万吨、人均寿命40岁、识字率不足1/5的极弱国家发展成钢产量超过3千万吨、人均寿命68岁、识字率近4/5的中等国家。这期间，我们的发展是扁平的，没有资本激励，每个人收入都不高，完全靠工人、农民、官员、学者秉承奉献精神开荒拓土，几十年如一日勤勉耕耘。无论扎根边疆的农民、开油田的王进喜、提升粮食产量的袁隆平，还是隐姓埋名在大漠造出两弹一星的伟大科学家等等，他们的历史贡献都没有被市场计价，也无法被计价。他们坚定继承民族使命和共和国契约，不计报酬，用三十年甚至更长人生和全部个人价值一点点架起中国的工农、科技框架，为中国发展打下基础。但市场经济的受益人群中却没有他们的影子，乘了最大阴凉的是一群逐利者。

改革开放是中国发展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自1978年开始，中国融入全球市场，开启了坐火箭的四十年。为了打开突破口，邓公在深圳、珠海等地设立特区，开放证券市场，推行市场化改革。市场经济帮助中国打破了发展困境，使无数人在资源和经济上受益，但也冲击了数代人坚守的共和国契约，人们不再奉行“奉献”精神，逐利时代就此开启。在改革开放后，深圳、浦东等地拿到了中央的最优政策，借此吸引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迅速成长壮大，成为全国财富最集中、最活跃的地区，到如今已经发展成跻身世界之巅的经济集群。但从本质上看，这些地区并不是通过市场竞获得的资源，而是靠政策倾斜，是中央设计和规划成就的。

建国初的三十年，中国以举全国体制积累下大量优质劳动力，是世界上拥有最大人才群体的国家，这一优势缺导致中国劳动力过剩了近30年。改革开放后，政府为推动经济发展没有出台相应的管控政策，摆脱了束缚的资本开始极限压榨劳动价值，从农民工到富士康员工到白领，数亿人抛家舍业在大城市里奔波劳碌、任劳任怨、常年无休，建起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协助资本维持、完善着一切市场运转机制，为资本家赚取了海量利润，但他们却只拿到了完全不匹配其劳动价值的极低酬劳。

三、资本界那些看似光明伟正，实则难以自圆其说的自利谬论

企业家们的自传摆满书店，演讲视频在网上不时引起热议，他们乐于宣扬“梦想”、“创业”、“成功”、“奋斗”这样的字眼，乐于一遍遍解释“有钱无罪论”和自己拥有财富的正当性，但他们攫取财富的手段真是一贯正确的吗？沙烨老师以庇古的经济外部性为出发点，解释了经济活动给社会和他人带来的非市场性影响，正向外部影响使人受益而没有收获，比如中国的高铁；负向外部影响使人受害而不受惩罚，比如污染物严重的化工厂。

企业家的资本无罪论忽略了这种市场经济的外部性，将一切成就归于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全民贡献的公共资源上长出的一朵小花，被他们自诩为“引领时代与国家发展”。80多年的“牺牲红利”对于企业和资本无疑是正外部性的。中国庞大的铁路、公路交通，通讯网络，良好低廉的基础教育都是国民纳税、政府投入，国企低利率或负债运营，默默做着民营企业发展的基石。优越的基础设施为诸如阿里、京东、美团、顺丰、三通一达等全部互联网、物流产业提供了发展可能，成为它们每年数百亿利润、上万亿市值的存在基础。优越的基础教育体系为大疆、腾讯、百度和所有科技、生产企业提供了海量可供选择的人才。国企和政府依然守着共和国契约精神，没有创造出任何富豪，却为民营企业发展铺平了道路。

但企业家谈及功绩与贡献时从不吝用“企业引领时代、引领国家发展”这样的高姿态，鼓吹财富正当性，决口不提被政府和全民分摊掉的超大成本，不承认自己是全民贡献的公共资源上长出的一朵小花，需要散财反哺社会。员工养活了企业家，企业家却视自己为养活员工的救世主。

企业为员工提供工作，开出薪酬供他们供养家庭和生活，因而越大的公司就承担了越大的责任，养活了越多人，这是企业家思维，被他们自己视为一种社会贡献，因而产生了“996是福报”这种争议巨大的论调。但在事实上，员工拿的薪酬不是谁的施舍，是抛家舍业、熬光头发的辛勤劳作换来的，与日进斗金的企业家相比，几千、几万的报酬远远没有匹配上辛苦付出和所创价值。

所谓996并不是打工者的福报，而是资本家的福报，没有企业员工可以另谋出路，但没了员工企业绝对活不下去。

无良企业家只记住小平同志那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却把他的后半句“再带动剩下的人富起来，实现共同富裕”远远抛诸脑后了。他们被允许“先富起来”后，就开始琢磨怎么截断后来者的致富路。中国的富豪可以说都是在政策允许和帮扶下富起来的，但大多数人都将成功视为自己的功劳。当他们把控了大量财富，就开始一边锣鼓喧天地宣扬自己的成功论，一边悄悄将手伸向行业垄断。细看去，二十年前中国还不算富裕，但各路创业名人遍布，现在中国市场已经有当初十倍之大，但出头的年轻人反而愈加零零星星。市场看起来繁花似锦的经济，实则正成为少数人的玩具。那些踩在80年牺牲红利之上、享受政策倾斜发展起来的人愿意将自己的蛋糕分出来吗？并不，他们在各种发言中大谈责任和贡献，实则却在以既得优势去拼命甩掉后来者。现在中央强调反垄断和金融资本过度扩张，就是给已经过度膨胀和正在过度扩张的资本的一记警钟。

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应该为自己掌控的财富负责任，无论是以配合工资调控等资产再分配方式，还是通过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资本狂欢已经结束，报偿80年全民牺牲的时候已经来临，企业家需要践行共和国契约的时候已然来临。

西方经过数百年积累才完成工业化、成就一些超级富豪，中国用短短三五十年就走完了这段路。中国的企业家不是单凭自己的魄力和能力成功的，而是时代造就的，他们手中的百亿财富沾满了十几亿人的血汗。无论在金融和经济市场耍垄断、传销花招还是带着财富移民海外，都等同于背叛给予他们机会的政府、背叛共和国契约、背叛奉献了一切的十几亿民众，背叛培养自己的这片土地。

中国不是资本主义自留地和表演场，留给资本的路只有两条——自私背叛，等待时代的审判；积极反哺，融在社会里和谐存在下去。

（本网转载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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