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麟：是时候将我们工作的重点放在“实现共同富裕”上了
摘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内涵。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自觉以社会主义的手段争取人民的幸福，建党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坚信共产主义社会形态的高级阶段必然降临。过去，我们工作的重点一直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并系统论述了中共话语体系中的新概念——中国式现代化的5个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5个内涵中，“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为根本。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再引申一句：建党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中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从1848年2月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问世到现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已经存在了175年。19世纪中叶国际工人阶级（无产阶级）的忠实代表马克思、恩格斯系统提出了现代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基本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越，作为社会形态，是高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新的发展阶段，必将替代资本主义。从长远来看，共产主义是 “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即作为“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而存在的“自由王国”（见《资本论》）。那时，由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财富多到无法限量，所以能够做到“按需分配”。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高级阶段的可能状况。它的初级阶段被称作社会主义，那里由人类自己生产出来的财富还不够丰富，尽管纵向比较可以做到“共同富裕”，但不同人的“富裕”程度是有差别的，因为它只能做到“按劳分配”。[1]历史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可以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同时存在，双方竞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人坚信是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高级阶段的降临。是否真的如此，当然还需要今后的人类活动实践加以证明。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起点是十月革命成功后俄国共产党人在前沙皇俄国（此时改名为苏联）境内搞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建设。《共产党宣言》倡议的“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家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苏联境内基本落实（其中“征收高额累进税”这项针对资本家的条款因作为阶级的资本家群体被完全消灭而没有实施的对象）[2]。尽管那时的苏联远远谈不上是“最先进的国家”，但这样做的结果是把19世纪末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20世纪初的列宁主义阶段。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在苏共掌控的第三国际的政治帮助和苏共的经费资助下建立的，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就无一例外都是列宁主义者[3]，一般的表述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讲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当然指的是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初心。这个初心最早体现为1920年11月定稿但没有正式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宣言》由前言与正文构成，其正文分三个部分：
（1）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经济方面，主张将生产工具——机器、工厂、原料、土地、交通机关等，收归社会共有、社会共用，消灭私有财产制度。政治方面，主张废除“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政权、军队和法庭。社会方面，要使社会上只有一个阶级，就是劳动群众的阶级。一句话，是要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
（2）共产主义者的目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而这个理想社会的实现，第一步是铲除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为此，要向工人、农人、兵士、水手和学生宣传，以便组织大的产业联合，并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共产党引导工人和农民向资本家争斗，夺取政权。第二步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3）阶级争斗的最近状态。现在其他国家内的阶级争斗日见紧迫，其趋向是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自然状态。”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共产主义的建设法。等到全世界的资本家的势力都消灭了，那时候的无产阶级专政还要造出一条到共产主义的道路。[4]
简单地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就是通过自己的组织引导工人和农民夺取政权[5]，废除“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多数劳动群众”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没有经济剥削、没有政治压迫、没有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社会。“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它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宏观面看，“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它从一开始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初心和使命。”[6]
“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7]
从微观面看，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带领身边的劳动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实例举不胜举。那些工农兵出身，一开始只为解除自己饥寒交迫的苦难而投身革命运动的就不说了，我们知道，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有相当一部分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那个时代先富起来的中国人群体）的知识分子，他们革命，首先革的是自己剥削阶级家庭的命。彭湃同志是他们当中的杰出代表。
1896年，彭湃出生于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家里有“鸦飞不过的田产”。彭湃自述家况是：“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幼不上三十口，平均一人就有五十个农民做奴隶。”当时海丰县是广东社会矛盾尖锐之地，官绅横行不法，鱼肉百姓。自小生活在这里的彭湃，目睹了巨大的两极分化，以救国救民、变革社会为己任的他，最终背叛了家庭，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作斗争。
1922年，彭湃被任命为县教育局长。他利用担任海丰教育局长的机会，锐意整顿教育，聘用思想进步的留学生当校长、教员，倡导教育为劳动者服务，推广普及农村教育。他用毛笔画了一幅马克思的巨像挂在教育局内，表达他要以社会主义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的坚定决心。刚上任不久，他就组织县城学生高举写有“赤化”的红旗，举行“五一”劳动节游行。海丰的官绅大为惊骇，县政府马上罢了他的职。
彭湃丢官后，把目光转向了广阔的农村，“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
初到农村，彭湃穿着一身讲究的衣服，乡下人以为他来收租讨账，躲着他。后来他换上农装，戴上竹笠，光着脚板走到田间地头考察农民生活，学习用通俗的语言与农民交谈，向农民宣传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彭湃坚定地认为，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根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国民革命运动首先应是一个伟大的农民解放运动。
1922年7月29日晚上，彭湃与另外5位农民组成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六人农会。彭湃将理想投入实践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由有产者变成无产者。家中兄弟分家产后，彭湃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将田契全部当众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彭湃烧田契的行动，在视土地为命根的农民眼里是惊天动地的事情，迅速传遍海陆丰大地。
彭湃领导农会，从农民最直接的经济利益入手，带领农民联合起来减租减息，抵抗苛捐杂税。为农民办免费教育，教农民记账、打算盘，让农民不受地主的骗。农会还在县城办了一所农民医药房，农民凭农会会员证看病，不收诊费，药费折半，中国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享有了看病不用钱的待遇。农会还研究改良农业发展生产的办法；帮农民去跟地主、官府打官司，调和争端，解决纠纷；扶贫济困，救济孤老等。农民通过参加农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方面都直接受惠。短短5个月后，农会会员已达2万余户，农会管辖下的人口有10万之多，约占全县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最早引燃农民运动火种的“农民运动大王”彭湃，被农民们称为“彭菩萨”。1923年元旦，海丰总农会宣告成立，“图农民生活之改造、图农业之发展、图农民之自治、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彭湃不断为农民争取利益。1924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并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之后指挥农民自卫军和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铁甲车队取得了对地主武装斗争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的减租运动。到1926年，海丰县农会会员达25万之众，占全县总人口65％。很快，农会遍及了广东省，广东省农会成立，彭湃被推选为执行委员长。[8]
中共与彭湃齐名的搞农民解放运动的高手是毛泽东同志。他首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策略导致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诞生，中共掌握中国的地方政权成为现实。正是在那里，中共领导农民进行了“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农业生产互助团体”的探索。这种探索表明，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自觉以社会主义的手段争取人民的幸福，其最终归宿是共同富裕。
新中国成立以后，执政的中共领导和推进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根本性变革，为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制度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共成功探索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小康社会的方法和路径。党的二十大基于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和任务，“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的时间表是：到2035年，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9]
行文至此，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富裕”内涵的辩证关系大体上算是捋清楚了。
这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笔者的问题是党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个被全国各地落实得非常到位的政策是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成分。公开发表的邓小平同志关于这个政策的阐释有3次：第一次是1985年10月23日会见美国时代公司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说：“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第二次是1986年3月28日在会见新西兰总理朗伊时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第三次是1986年8月19日-21日在天津听取汇报和进行视察的过程中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个政策已经执行了38年，涵盖了新旧世纪交替前后的两代人。我们看到的结果是，这38年间，确实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富起来了，但他们是否做到了“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却很难断定。邓小平同志把这个“带动和帮助”确认为“义务”。按照学界的解释，中国公民个体或群体（可以表述为“地区”）所承担的“义务”有3个类型：政治义务、法律义务和道德义务。三者不仅在内容上不同，而且实现的形式也不相同。政治、法律义务主要依靠外在的强制力发生作用，拒绝尽这种义务，会受到相应的纪律或法律的追究；道德义务虽然也受外在的社会舆论的约束，但主要靠人们内心自觉的信念。显然，被邓小平同志安排给已经富起来了的那部分人、那部分地区的那个“义务”既不是政治义务，也不是法律义务，因为它在党的文件和国家的法律条文中没有得到呈现，所以没有任何外在的强制力对他们进行约束，他们“拒绝尽这种义务”，不“会受到相应的纪律或法律的追究”。这样一来，这种义务就只能算是道德义务了。事实证明，这38年间，尽管没有任何外在的社会舆论对这种道德义务实施过约束，导致不想尽这种义务的人和地区比比皆是，但那部分人、那部分地区当中还是有过一些给落后地区或贫困人口、弱势群体的金钱馈赠和人力支援，只是其动机是出于“内心自觉的信念”还是接受了某种社会势力的指派，就不得而知了。
邓小平同志曾引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说过的话“我们不要搞平均主义，边区政府的公办企业要搞绩效分配，要多劳多得，能工巧匠要给予适当奖励”来做他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理论依据。党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诉求并不抹杀不同公民个体或群体的收入差别，否则“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这样的表述就不会进入党的文件。实际上，从党的领导干部开始按期领工资那天起，中共就是承认收入差别的。但要注意的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与享受特殊优待、非法暴富完全是两码事。
笔者想说的是，过去，我们工作的重点一直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要放在“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党中央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指导下，一定会坚守马克思主义者的诺言，最终实现惠及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
注释：
[1]经过包括苏联在内的若干社会主义国家数十年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有它的初级阶段，而在这个阶段不得不保留不处于主体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按资分配”。
[2]当代中国有可能实施这一项。
[3]斯大林时期曾把托洛茨基打成反列宁主义者，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就是中共把陈独秀等人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党。
[4]裘伟廷：《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宣言>之谜》（《党史博采》2016-12-19）
[5]李大钊同志明确提出党的政治属性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在党的组织建设上，他强调既要有“强固精密的组织”，又要扩大党的群众基础，鼓励同志们“加入劳工团体”。
[6]（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之一，《光明日报》2021年06月28日 01版）
[7]《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光明日报》2021年07月02日 01版
[8]郑向鹏：《彭湃：“农民运动大王”》（深圳特区报 2011年06月16日）
[9]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
写于2023年9月15日23:55
（作者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退休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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