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教父“秘书帮”的覆灭

作者：周跃立来源：铁肩担道义 2023-11-26 10606

五道口这个地名，在金融圈内如雷贯耳，从这里走出的莘莘学子，后来几乎都成了在中国金融界叱咤风云的大佬。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是我国金融系统第一所专门培养金融高级管理人才的高等学府，由于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五道口，人们亲切地称其为“五道口”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于2012年3月29日正式成立，由中国人民银行与清华大学合作，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基础上建设而成。

证券教父的“秘书帮”

2023年，是金融打虎元年，一些长期“潜伏”在金融机构的硕鼠，被一个个定向清查。

压缩权力寻租空间、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是实现清新金融的首要举措。

也正是在这一年，随着证券教父“秘书帮”核心成员刘连舸、朱从玖的落马，中国金融市场，正在迎来新的局面。

十八大之后，一些曾经担任过秘书职务的官员落马，而这些落马的“大小秘书”们因工作经历有着种种相似之处。比如在四川，落马的郭永祥、李崇禧、冀文林等官员先后担任过省委秘书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委常委办公室主任等。

新华社刊发文章首次公开给曾经担任过秘书职务的落马官员命名为“秘书帮”。

在金融系统，证券教父“秘书帮”可谓是赫赫有名，其中就包括了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原中国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原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原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等等。

这些人，构成了赫赫有名的“五道口85级”，他们成为日后刘鸿儒掌管证券业后最得力的生力军和建设者，也成为日后金融监管圈“秘书帮”合纵连横的渊薮，还是五道口历届学生中“出人”与“出事”最多的一届。

中国历史上的“师爷政治”

秘书帮，是特定的时代一个特定的政治现象，在中国古代，被称为“师爷政治”。

幕友，又称幕客、幕宾、幕僚，俗称师爷，在古代即协助中央或地方官员进行政策谋划、开展调查研究、做好联系接待、办理文书庶务甚至教育干部子弟的人员。可见，幕友之所以为幕友，就在于他们多隐伏于幕后。于官场中，其充其量是官员的助手、参谋及办事员，未经领导授权，手上并没有丝毫权力。

然而，在高度集权、讲求人治的传统社会，基于地位、身份、权力运作机制等诸因素，幕友们往往可以共享高官的权势，进入前台，赤膊上阵，充当“权力倒爷”或“二掌柜”的角这实与当下的“秘书政治”颇有异曲妙。

古代的“师爷政治”，特色大致有五：

其一，师爷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实为主子的化身或代言人；其二，师爷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实为主子的经纪人或利益代理人；其三，师爷实乃官场升迁之终南捷径，不少师爷借助曾为高官出谋划策，博取赏识，从而凭此进军仕途，占据要位，与主子遥相呼应，拓展政治版图，形成派系；

其四，师爷群体往往掌握海量的政治、经济及社会资源，且行事灵活，通常不受官场规则束缚，故他们可利用手中所控之公权力与话语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其五，师爷与官员之间的职责界限模清，因此对于师爷所作所为，缺乏有 AL头球监管，于是同僚往往秉着“打狗须看主人”的态度，对师爷越权干政之举，不愿管，也不敢管。

很明显，“师爷政治”乃传统政治体制之薄弱环节，这也恰是历代读书人趋之若鹜的要因所在。秦汉时期的尚书台，从一个纯粹办理文书的秘书机构，演变成南北朝权力过大、尾大不掉的尚书省，其间兴风作浪、把持大权的，便是一个个手握笔杆的师爷们。

五道口的“八五届”

1992年10月，央行副行长刘鸿儒走马上任，成为了CSRC（证监会，下同）首任主席。他租了保利大厦的两层楼作为办公室，拿着借来的办公经费，开始为中国的证券监管事业打根基。

一年之后，一批85届的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研究生，被刘鸿儒选调到CSRC工作，十几年后，这批人将在中国金融界崭露头角、威名赫赫。

人民银行研究生部85届学员，是比较特殊的一届。当时，本计划招生60人，但考完试后一看，报考五道口的考生，成绩比其他大学要高出很多。如果按照招生计划，当年的很多考生将会被调剂到其他院校。

刘鸿儒拍板说，不行，再申请追加名额。后来教委批复，当年实际招生95人。因扩招而进入五道口的，就包括今年落马的金融首虎、原中国银行董事长刘连舸。同班同学中，还包括原浙江省副省长朱从玖、2015年落马的原CSRC主席助理张育军，2022年因非法集资获刑的原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戴志康，今年2月被免职的原中国人保集团董事长罗熹等人。

其中，刘连舸、朱从玖、张育军先后担任了刘鸿儒的秘书一职。

五道口1985届，成为了五道口历届学生中“出名”最多的一届学生，也是后来“出事”最多的一届学生。

成立之初的CSRC，是“火山口”，“8·10”事件刚刚结束，第2波灾难性的事件又紧随其后--“327国债期货事件”。

秘书帮掌管上交所

1999年朱从玖调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1年后任总经理。当时其仅35岁，成为上交所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经理。

朱从玖主政上交所8年，上证指数从2000年左右的2000点，涨到2017年的6100点，到2008年1月朱从玖离开上海，到 CSRC任主席助理时，上证指数为5400点左右。

2008年1月，他重返京城，有了新身份: CSRC主席助理、党委委员兼发行监管部主任。

他的上交所总经理的职位，则由同属证券教父“秘书帮”的老同学张育军担任。

张育军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标签:一个是学识水平高，一个是江湖匪气色彩浓。学识水平方面，他在2014年写一本书:《金融危机与改革》，该书收获了如潮好评。江湖匪气方面，有人反映，他在跟券商开会时，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霸气十足。

股灾救市仓鼠

风云变幻的2015年，可以分为两半，一半为“股灾”，一半为“救市”。

其实，在股票“疯长-股灾-救市”的这个历史链条中，已经出“道”成仙的84-85届金融新贵，利用资源和信息优势，在这场大国之争的卓绝斗争中，成为了监守自盗的“仓鼠”。

在这一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是“GJ救市队”的主力成员，而中信证券时任总经理程博明，正是五道口84届学生，是朱、张的学长。

从股市的烘托气氛、到市场走热、再到利用股指期货进行套利，再到GJ救市期间的暗度陈仓、浑水摸鱼，来自“道口学院”的学长学弟们彼此串联、私相授受、纵横捭阖，成为了笼罩在中国证券市场上空的一条黑龙。

证据显示，中信证券董事总经理徐刚、金融市场管委会主任刘威等人，都是此轮股灾中的“内鬼”。

张育军说，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

或许历史的现实恰恰相反，危机是谁造成的?又是谁在整个过程中浑水摸鱼，大发国难财的?

朱从玖空降浙江

2012年5月，有着“金融老将”美誉的朱从玖，卸任中国证监委主席助理一职，“空降”浙江履新副省长。当时媒体对其人事变动，有这样的描述：“经济大省迎来一个新的分管金融的副省长，他圆脸，戴黑框眼镜，憨厚敦实，他叫朱从玖。”

在浙江工作期间，推动浙系企业上市，是朱从玖的又一个重要“选题”。“凤凰行动”，到2020年11月为止，浙江新增了238家上市公司，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和科创板的上市公司数量分别名列全国第1、第2、第4和第5位。这些数据，成为朱从玖难得的政绩。

其中，2017年6月上市的浙商证券，是朱从玖关注的重点领域，浙商证券上市后不久，朱从玖安排他原来的秘书王青山担任该公司总裁，直至不久前被带走。

值得关注的是，凡是朱从玖走过的地方，金融干部落马声一片。如2019年8月，曾作为温州金改干将的温州银行原行长吴华；曾任浙商银行副行长的张长弓；原浙江局局长、上海局局长韩沂；浙商银行原董事长沈仁康等。

再早些年，如原CSRC副主席王益、姚刚、童道驰、原国金证券董事长雷波、原 CSRC发行监管部处长李志玲、原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原CSRC发审委委员冯小树、原发行部副主任王宗成和三处处长刘书帆、原山东局局长徐铁、冯鹤年、原重庆局局长毛毕华、原投资者保护局一级巡视员曾长虹、原上海局办公室副主任朱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