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磊：也谈2024中国还有多少制度红利可以释放?

奉劝某些人不要“错”把鹤顶红当良药

——也谈2024中国还有多少制度红利可以释放?

田 磊

有位所谓经济学家写了篇“2024，中国还有多少制度红利可以释放?”的文章，一时间在西化经济学圈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其实这个文章的主题非常好，但是由于作者经济理论的水平、个人立场和对中国现实的认知有欠缺等原因，此文充斥着大量值得商榷的观点和结论。故针对这篇文章(下称“该文”)的观点与结论加以评析，借此也来谈一谈2024年中国究竟还有哪些制度红利可以释放，以及应该如何释放的问题。

一、国际政治关系

该文称，国际政治关系的演变是影响2024年宏观经济的最大变量，并提到俄乌冲突、巴以冲突、中美关系都是重点，她还说，中美关系“和，则多赢，战，则俱损”，不过“主和还是主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大选中政治家们的利益取向”。

在该专家看来，中国的2024年前景，主要取决于谁当选下一任美国领导人。很可惜的是，该专家没看到，四年前作同样猜测的国内砖家，他们的脸早就被他们宣称的“不会像共和党那样极端反华”的拜登打成了猪头。“和，则多赢，战，则俱损”的“对美妥协论”，改变不了美国两党对华斗争的既定战略安排，挖空心思亲美的一厢情愿，也掩盖不住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首要战略对手的现实。如果中国的砖家们还想继续用这一理论是为了“忽悠”国人，那恐怕就是对中国人智商的一种犯罪。

二、国企民企关系

该文认为，中国的制度改革的红利在于所有制，中国经济要在市场化的规则下对外开放，首先要“对内开放”，即让不同资本属性的企业拥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同等的营商环境下进行公平竞争，要做到真正的资源公平，不是“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而是在制度上对国营民营一视同仁。这个观点看了不禁令人发笑。考虑到国有企业承担的诸多社会责任，往往要多交利税，还要遵照政府的行政命令来执行逆周期策略，这些都会导致国企的利润损失。所以如果国企民企真的做到一视同仁，国企甩掉身上的责任和负担，那国企负责人恐怕会因为工作一下子难度降低而导致做梦都会笑醒，而事实上享受了税收红利的民营企业家(特别是一些偷税漏税的企业家)反而要用鼓槌猛敲这位专家的脑瓜，问问他到底是帮谁的?

具体来说，行业准入方面，目前国企主导的领域主要是行业自然特点或者国家安全要求导致的，这些行业不适合民营企业主导，国内外已经有过太多教训，民企不是做了不挣钱，就是为了挣钱损害社会利益。除了这些行业以外，还有什么行业是不让民企准入的吗?

竞争优胜劣汰方面，该文实际上是想表达一些国企本应被淘汰，但因为垄断地位而幸免于难。但是，现实经济早就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想象的那样全是无数小企业自由竞争，垄断现象是资本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且垄断也并非国企独有，大量垄断企业是民企。对垄断不应简单一棍子打死，不利于国家安全、社会福利的垄断应该优先处理。近些年来金融、保险、房地产等行业中的一些垄断企业出于自身利益，疯狂累积风险导致暴雷，极大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这些企业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呢?往往最后还要靠国有企业来兜底。

融资问题其实也一样，现在融资方面的问题确实存在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阻碍了经济增长。并非只有国有大企业有融资优势，民营大企业同样如此，否则为什么一些民营企业能背负几万亿的债务?中小企业融资难是金融业的资本逐利的必然结果，解决这个问题恰恰要靠国有银行开辟政策性融资渠道，民营的银行难以承担这一责任。

三、金融市场

该文认为，中国应进一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点很好。怎么做呢?要“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逐步放开人民币自由兑换，并放松资本项下的跨境流动”。这个政策建议真的是为了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吗?

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想要维持经济正常运行，必须控制金融风险。因此对金融市场进行一定管制是必需的，完全开放必然会产生巨大风险。

历史上，英国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从来没有完全开放本国金融市场，每当本国经济出现通胀压力、资金外逃、失业增加等问题时，政府限制甚至完全停止资本跨境流动更是家常便饭。更不要说美国的金融市场直到今天都严格限制外资进入。因此，开放金融市场有弊有利，一定要审慎操作，不能盲目完全开放。

汇率自由化则是一个伪问题。虽然休谟和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理论很简洁明快，但现实经济从未按照他们的模型运行，通过货币自由在国与国之间流通形成国际均衡的设想总是难以实现。

而且，浮动汇率制在资本主义几百年历史间其实只存在了比较短的时间，一战二战之间才有比较多的国家由于金本位制崩溃而被迫选择这一制度，这些国家后来又都因面临黄金外流、资本外逃等危机而中止或放弃这一制度。汇率自由化实际上只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才成为普遍现象，这只能反映特定时期的特点，不是永恒真理。

美国对待汇率问题的态度一贯是双标的。在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挺身而出避免了危机进一步恶化，这一举措有利于美国，所以当时的美国政要高度赞扬中国控制汇率的行为。美国自己一直是最大的汇率操纵国之一，只不过理论界对此视而不见。在英国主导的金本位时期，美国常因为其事实上的金银复本位制而面临汇率波动和资本、黄金剧烈流动等问题，美国政府都要通过各种政策调整来控制汇率。大萧条后美国英国率先脱离金本位制，降低本国货币汇率，从而比法国更早从危机中恢复，这一汇率操纵行为还得到了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认可。近年来美国为应对通胀危机，大力加息导致美元汇率提高，事实上降低了美国居民购买进口消费品的价格，这难道不是一种汇率操纵吗?

另外，要看到拉丁美洲等外围国家多次因为汇率自由而遭受债务危机，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因此，汇率自由化的理论基础是有问题的，真正有实力的经济体都不会让汇率完全自由，中国在汇率自由方面大部分时间都比美欧各国做得更好。

四、财政政策

该文认为，“财政政策是助推经济复苏的基本条件”，这毋庸置疑是正确的观点。不过，该专家提出的主要措施是给企业减税，尤其是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这就带来问题了。她说，这么做是为了鼓励居民改善居住环境，并以此带动相关消费。实际上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降低房地产交易税费只会让投机房地产的捞家门减少投机成本，加速器套现离场，对提振老百姓的生活消费没有任何帮助。

况且，减税能促进投资吗?美国已经减税减了多年，政府收入不足导致赤字压力更大，请问美国的企业开始大量投资了吗?并没有。

投资不足的关键在于金融化背景下实体经济利润预期太低(至少低于金融投机)。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减税，但不能把减税看作主要方式，同时也要看到过度减税导致政府赤字增加可能会产生新的风险。

要扭转实体企业的预期，一方面要整顿金融市场，限制脱实向虚，降低金融投机的收益率，否则资金永远不会从金融市场回到实体经济。美国多轮量化宽松后，资金都在金融市场空转，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实体经济的停滞并存，就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导致。

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开支和国有企业逆周期调节，拉动投资需求，同时推进共同富裕，拉动消费需求。需求提高后，实体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才能恢复信心，重建投资计划。

五、货币政策

该文认为，中国应该执行宽松的货币政策，这很好，问题还是怎么做呢?作者提出了降低准备金率等方案。这些方法还是老黄历，美欧各国的实践早已表明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这些方案是无力无用的。

货币政策三大职能，控制通胀、增进就业和最后贷款人，效果究竟如何?2008年后量化宽松增进就业效果极为有限，2021年通胀危机后紧缩政策迟迟未能将通胀压下，这些都说明单靠降准等货币政策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必须做到以财政政策为主，辅以货币政策的支持。

1980-2008年间短暂的历史让经济学家们把消极财政政策、通胀控制目标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独立等观念当作了一般的科学观念，实际上这只是特殊历史时期的结果，更早时期的经济学家并不同意这些理论，2008年后主流经济学界也多有反思。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不应再抱着这些错误且过时的理论不撒手了。

另外，货币政策的最后贷款人职能确实发挥了作用，这也是伯南克等人自豪之处。不过，央行执行最后贷款人职能，虽然避免了危机更猛烈的爆发，却也导致酿成危机的风险并未完全解除，这正是经济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之一。大量的救济导致投机者更急爱肆无忌惮，金融市场陷入投机-救济-更疯狂的投机-更大力的救济的怪圈。无怪乎一些经济学家将执行这种政策的美国称为新的“裙带资本主义”。

可见，货币政策虽然重要，但刺激经济并非一放水就能实现，放水也早就不是通过降准等措施来进行了，放水还会带来新的问题。

综上所述，该文中提出的制度红利其实都是“伪红利”，或者是外国早就证明无用的过时套路，或者是风险极大的饮鸩止渴，或者是有害无利的错误药方。那么，中国究竟有哪些真正的制度红利可以释放呢?

所以总的来看，2024年，中国政策红利的关键在于，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通过合理的措施来挖掘出这些红利，而不是信奉错误的过时理论，不仅没能挖掘出红利，反而损害自身，事实上“资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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