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鸿：红会举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研讨会

清理新自由主义思潮，捍卫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研讨会纪要

卫  鸿

4月18日，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在京举办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理论研讨会。来自科研院所、高校的有关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国防大学原政委赵可铭发表讲话。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干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丁堡骏、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自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陆文强、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江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余云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江宇、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副教授蔡万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田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吴文作会上发言或书面发言。

与会同志重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党的二十大报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论述，就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状况和当前舆论态势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二法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生命线。二者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动摇了其中任何一项，都会招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失败。必须扣其两端，既坚决维护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坚决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就当前的舆论态势来说，企图动摇以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倾向是主要危险。自去冬以来，一些持新自由主义立场的前官员、学者和企业主，把我国经济出现的一些暂时性困难归罪于我国的意识形态和基本经济、政治制度，要求抛弃《共产党宣言》的基本精神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颠倒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的主次地位，呼吁进行所谓的宪政改革，主张无条件向美国的霸凌行径妥协……这些东西在很短时间内集中在媒体上发酵，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对此，绝不可以等闲视之，必须与之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

赵可铭在讲话中首先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有机统一，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接着他强调指出，我国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宪法赋予了公有制经济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明确的法律地位。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是受法律保护的，是绝不允许被颠覆的。然而，从去年年底一段时间以来，有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原官员在媒体和宣讲中集中发表歪理邪说，形成了一股颇为可观的舆论风潮。他们和国内外某些势力相呼应，极力“唱衰中国”，把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和未来趋势说得一团糟，然后开出他们的万灵药方。这些理论观点尽管用一些很玄的理论词语包装，表面看去色彩斑斓、眩人眼目，但其实质是隐藏不住的，那就是主张改变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主张私有化一统天下。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学者、官员的言论十分不满。因此，我们通过学习和运用习近平经济思想，对这些自由化专家的错误言论加以批评，澄清理论、政治是非，是很有必要的，这是筑牢“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应有之义。

何干强指出，最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人利用国家经济遇到的暂时性困难，纷纷跳出来鼓吹彻底取消公有制经济，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愤慨。应当说，我们与这种思潮的斗争由来已久，于今为烈。推动我国社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朝着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方向演变，是经济基础的蜕变，绝不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不符合我国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要促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初衷。这种不良后果是少数人配合帝国主义国家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势力，长期策划、阴谋破坏宪法第六、第七条造成的。我们党和广大劳动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同措施和方法的矛盾，绝不是思想认识范围内不同学术意见的矛盾，而是在根本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推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对抗性矛盾，是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这少数人妄图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帝国主义推行的新殖民主义道路之间的阶级斗争。

丁堡骏说，社会主义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最本质的规定性就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我们通过总结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清楚地认识到：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跨越卡夫丁峡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不宜过早地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很快发展成了国民经济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消灭私有制”理论要不要动摇?民营经济是不是可以代替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这是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大是大非的问题。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国家政权是中国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保护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保持自己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性质，就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要以公有制基础来支撑，否则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会被架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会失败，中国就会倒退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到那个时候，中国大地就会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纵横驰骋的天下，哪里还有民营经济生存、发展的空间?旧中国民营企业家的一幕幕悲剧，难道不是触目惊心的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只有坚持“消灭私有制”理论不动摇，民营经济才能健康发展。

何自力说，近一个时期，舆论界一些人高调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宣扬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谬论，严重干扰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影响十分恶劣。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科学揭示了商品经济的运动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为全世界被剥削被压迫的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彻底解放提供了强大理论武器，正因为如此，自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创立那天起，就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疯狂攻击和否定。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并没有因为论敌的攻击和否定而黯然失色，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真理性越来越被充分地证明。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入关键时刻，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斗争，对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陆文强的发言，从正面回答了“为什么要毫不动摇发展公有制经济”的问题。他说，落后农业国实现现代化，要过两个坎：一个是原始资本积累的坎，一个是创新的坎。原始积累是打基础，创新是上水平。我们的原始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不可能走西方掠夺殖民地的路。我们只能在农业社会内部找出路。积累的具体方式，可用四个“统”字来概括，即农业上“统购统销”和工业上“统收统支”。农业统购统销，就是国家低价收购农产品，以获取农业提供的原始资本;工业统收统支，就是把企业利润及其他经济剩余都收到国家手里，并严格控制企业支出，从而获取企业提供的原始资本。很明显，是公有制而不是私有制保证了我国完成原始积累。发展中国家要迈过创新这道坎，不仅受教育、科学水平的限制，而且本来是推动经济外延增长的市场经济，也会对内涵创新产生不利影响。例如，最先进的航空发动机技术，是发达国家企业经过不断投资、研发、销售盈利的循环，才达到现在的技术水平，这符合市场经济和商业规律。反观我们的技术，则落后很多代，投资研发后，技术虽有进步，但产品仍然落后，没有利润。要使产品达到先进水平，就要不断重复这种没有盈利的循环，研发投资很大，这并不符合市场经济和商业原则。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的优势。

江涌指出，多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科学渐行渐远，终至堕落为一种现代主义的艺术。无预测则无科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预测成功的概率，恰如张五常所说，与瞎猫碰上死耗子的概率旗鼓相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艺术性”，集中表现为它已堕落为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和新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出于霸权国家给出的“窗口期”而急于“扳倒中国”的需要，中国的经济学艺人常常赤膊上阵，语出惊人，混淆视听，明明是“公有”与“私有”对应，却制造出“公有”与“民营”的对立;明明存在内外资的矛盾，却用“民营经济”掩盖外资企业，将国有、私有与外资“三位一体”涂改为国有与民营的“二元对立”;改革开放后，明明是私有企业从无到有不断扩张，公有企业(包括国有企业)不断萎缩，却肆意渲染为“国进民退”。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然而，又有所谓“新理论”叫嚣，“党要主动转型，理论上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心态上从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治理方式上从地下党转变为执政党”。这些都是以理论创新之名，打出为“私有制”正名、为“民营经济”鼓与呼、为“革命党”改旗易帜的组合拳。事实证明，唯有守正创新，经济学才能成为科学。这个“正”，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

余云辉认为，反击新自由主义思潮，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他说，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与社会主义存在着内在的天然的联系，当个体利益、集团利益与整体利益、全球利益产生矛盾之时，社会主义倾向于整体利益和全球利益而有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倾向于个体利益和集团利益而有损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为了实现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就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只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一切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最终走向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即帝国主义的理论主张，本质上都属于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潮。在与一切支持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舆论斗争中，我们必须发展新的富有战斗力的先进理论。拥有了先进的理论工具，我们不仅可以取得社会主义实践的胜利，而且可以取得反对新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胜利。

江宇的发言，对所谓“民营经济理论创新”进行了系统剖析。他说，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要避免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否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必要性，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另一种错误倾向是接受新自由主义全盘私有化的观念，认识不到民营经济自身发展存在的不足和面临的挑战，无限制放纵资本扩张甚至野蛮生长。这两种倾向对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都是不利的。不能靠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为发展民营经济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不能把民营经济遇到的困难归结为公有制。如果这些困难是由国企或政府打压造成的，那么势必表现为生产困难、供给不足，而目前民营企业遇到的困难主要是由于产品卖不出去造成的，是生产能力过强的结果。不能认为发展民营企业就否定《共产党宣言》中的“消灭私有制”。生产关系要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所以“消灭私有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不是一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就要通过暴力的方式消灭私有制。当前社会上关于《共产党宣言》中“消灭私有制”表述的讨论，无论是支持的还是反对的，都有一些观点简单地认为，好像是否消灭私有制是可以随着人的主观意志决定一样，这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本意的。

蔡万焕指出，当前主流经济学界出现一种越来越走向唯心主义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把经济上遇到的所有困难都归结为人的心态问题。主流经济学家们如此解释问题，实际上是大有深意的。比如把企业家不敢去投资解释为没有信心，其实是要说：因为共产党的理论主张是消灭私有制，如果国家现在不在法律上确保他们的私有产业永远持续，他们就不会有信心。这些错误思潮甚嚣尘上的原因是什么?主要还是在所有制基础的重大变化。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必然有各种形态的资本存在，但是不可能出现一个只有资本而没有资本家的社会。在马克思那个年代，当时也有人说，我们只发展资本就好了，资本发展起来，但是没有资本家，这样就不会出现各种社会问题了。马克思在他的《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了这种错误观点。资本家在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中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他们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利益，就必然要求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进行改变，希望塑造出更有利于资本获利的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制度。

田磊说，现在，有人把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建立新型生产关系简单地等同于发展民营经济。这种观点片面抬高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的贡献，贬低和抹杀公有制经济的主体作用。对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误读。不管是发展新质生产力，还是建立新型生产关系，都要牢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看到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都绝对离不开公有制经济。同时，我们还要通过总结改革和发展的实践经验，看到公有制经济在建设高水平基础设施、实现逆周期经济调节、防范重大经济风险、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发挥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想要给民营企业家提振信心，也绝不能依靠“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打击反思资本问题的舆论来实现，而必须通过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国有企业的逆周期投资来切切实实给民营企业创造盈利的机会。可见，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绝不能是非公有制经济主导的生产关系，必须发挥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

吴文强调，要用公有经济越来越符合社会主义价值导向和人民群众期待的实际表现，来回应一些民营企业的所谓支持者对公有制经济的攻击，而不要给对方留下攻击的“缺口”。所谓“打铁还须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要走群众路线，真正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支持，而不能用类似私有企业的雇佣制度管理公有制企业，更不能用更加落后的封建官僚作派来管理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者，不能把公有制企业的就业机会搞成准“世袭制”。否则的话，一些错误的右派言论即使在理论上是漏洞百出的，但是因为劳动群众和公有制经济的管理者在情感上的疏离，就容易受到误导派错误言论的误导，从而不去支持公有制经济。我们完善第一个“毫不动摇”，就要让公有制经济为更高比例的普通劳动者提供生活保障，让公有制经济比私有经济对普通劳动者更具有吸引力和吸纳力。公有制经济的运行应改革内部的管理考核标准，在坚持社会主义经济普惠的前提下提升效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既要避免内卷，也要避免躺平。

会议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刘润为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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