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警惕新自由主义者误导中国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

2024年是洋务运动破产也即甲午战争失败130周年。洋务运动试图在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晚清政府的“自由贸易”制度下，通过购买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标，但这种违背落后国家经济追赶历史规律的现代化道路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1992年开始的“市场换技术”在具体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彻底破产了的。我国政府明确地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扭转这种发展趋势。然而，虽然我国在自主创新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按新自由主义理念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用开放倒逼改革”的名义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战略存在着落入“洋务运动”彀中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笔者怀疑自主创新战略能否取得最后成功。过去一段时间，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表现出与洋务运动时期相类似的“洋务”特征。以下是笔者观察到的四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一、创新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缺乏资金的根源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人民币基本上是以贸易顺差特别是外资在华企业的贸易顺差、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元流入为基础发行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例过高，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说明美元已经掌控了人民币的发行权，它是中国高新产业和企业发展中遭遇“钱荒”的根源。笔者在相关论文中已经讨论了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导致我国货币发行美元化的原因，讨论了由此所产生的五大严重后果，此不赘述。

就自主创新而言，中资企业因创新的资金成本畸高和缺乏资金，根本就无法与在华跨国公司竞争。流入我国的美元大部分是跨国公司拥有的，它们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流通，这导致了过去20年我国增发的基础货币远远超过了1949年到2003年54年间发行的数量，从而产生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为了避免因“流动性过剩”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央行没有采取笔者一直在建议的从源头上堵住美元流入的政策，相反，却采取了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的信贷紧缩措施。笔者早在2011年的文章中就分析到，信贷紧缩打击的是我国的民营企业，却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一种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空间”。在民营企业因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无法从银行系统贷到流动资金之时，它们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燃眉之急，这犹如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或者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而外资企业却因把美元导入中国，变相地拥有了货币发行权和通过高利贷提供信贷的权力。外资企业不但放高利贷，而且乘机收购民营企业，这导致了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权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和加强。美元霸权和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而非“国进民退”才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元霸权对中国经济的支配，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生存已很困难，还谈何创新?那么，这对国有企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人认为，国企获取信贷没有很大困难，即使如此，国企也无法与外资竞争，因为国企贷款的资金成本也远远高于在华跨国公司。因此，当美国企业可以低息为科技创新融资之时，中国企业却没有足够资金或者要在比美国企业高得多的资金成本条件下进行科技创新，这怎么能够竞争过美国企业，怎么能够竞争过在华的跨国公司呢?

我国货币发行的美元化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破坏，还导致了我国在教育、科技投入、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严重缺乏资金。由于人民币的发行和信贷是由流入的美元所支配的，它绝不会直接用于没有直接利润收入的中国国内的社会公共开支或社会公共服务，而只能在中国境内营造一种以美元为核心并服务于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例如，早在1993年，中央政府在制定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时，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然而，这个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一直到2012年才实现。社会公共开支的不足和长期欠债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这无形中又大大提高了中资企业的创新成本。过去十余年中，笔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如何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实施主权信贷、为科技和工业创新提供廉价融资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议，但并不被采纳。

二、关于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国内市场自主权

价值链高端是科技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和平台，但是，我国由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中一直被压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造成了贸易顺差过大等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目前已经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核心技术突破因缺乏市场的诱导和丰厚利润的刺激，在我国长期受到压制。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造成了恶性竞争，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从而在很多年内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严重恶化，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为了解决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我国政府在2010年采取了扩大进口战略。扩大进口战略首先扩大的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而且并无进口替代的战略考虑，因此，这无疑将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坏贸易”结构中，使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局进一步被强化，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现在不终止扩大进口战略，实施笔者所建议的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战略，那么，这必将使我国在这种“坏贸易”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我国科技创新赖以生存的价值链高端产品国内市场的自主权将被损害。

笔者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说明，由于民族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跨国公司所“虏获”并在国内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所谓“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指仍旧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等低端要素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这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丧失了它在发达国家崛起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仍是信奉比较优势和依赖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洋务运动”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革命，我国必将痛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

从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要想摆脱“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困境，就必须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为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创造领先市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然而，我国主流经济学界和部分政策制定者由于接受了比较优势理论，从没有认识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对国富国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把价值链高端的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根本原因，从而使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为他国高端产品“做嫁衣”的工具。

例如，韩国和芬兰这些小国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在信息技术范式迅速变革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不得不主要通过国际市场为其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但它们是在保护国内市场(芬兰在1987年之前禁止外国电子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并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而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则为其价值链高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按照“分工(技术创新)受市场规模限制”的斯密定理，如果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也就没有中国低端产业价值链为其高端产品提供市场，那么，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和芬兰的高端信息技术创新根本就不具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为这两个国家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场保障。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成就了他国高端产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发展思路：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这在130年来被反复证明是不可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都说明，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一国从国外购买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越多，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就会越大。

三、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抑制了自主创新

上述讨论已经说明，在自由贸易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没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凭借着技术、生产率、品牌和管理等诸多方面的绝对优势，必将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就是目前的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从落后走向发达的过程中都采取了贸易保护的原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如果对外资不采取适当的限制措施，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将会更加轻而易举地摧垮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高端产业。这是因为，在自由贸易但没有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企业将不得不使用成本高昂的本国劳动力进行生产并与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的产品进行竞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发达国家产品的竞争力;但在直接投资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直接使用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发展中国家的本土企业展开短兵相接的直接竞争，发展中国家民族企业仅有的一点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其大部分价值链高端产业在没有走出国门之前就被发达国家直接“剿灭”了。

我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足够的产业政策对作为“幼稚产业”的本土高端产业进行有效保护，反而对外资采取了税收优惠、廉价出让土地、压低劳动报酬、降低环保要求等一系列对中资企业不平等的政策，大力引进外资，从而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形成了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那么，是否中资企业天生就竞争不过外资企业，因而中国经济发展就必须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呢?

路风和余永定的研究说明，在华外资企业在中国之所以比中资企业表现出更高效率的竞争力，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挤出效应和政策扭曲。一方面，挤出效应是指占据技术和生产率等诸多绝对优势的外资获得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而许多中资企业由于无法在获得这些项目上与外资竞争，只好把资金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并尽可能地增加投资量。这是中国始终难以摆脱外延式增长的原因。而另一方面，在华外资企业的竞争力(表现为较高的赢利能力)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中国为吸引外资而执行的一系列超国民待遇的政策扭曲环境所造成的。这两方面的原因都说明，大部分中资企业在本土竞争不过外资企业与政府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那么，中国经济对外国直接投资的这种高度依赖是如何形成的呢?路风和余永定引用岳健勇、黄亚生、周黎安的研究成果对此进行了说明：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处于转轨和发展的双重矛盾之中，多种瓶颈致使国有企业及其管理体制的转变，无法像急于加快经济增长的决策所期待的那么迅速。于是，借外资之力来加快经济增长速度，并摆脱无法在短期内克服的体制改革之困，就成了引进外资的重要动机。当保持高增长率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目标后，以当地GDP增长绩效作为衡量政绩标准的“晋升锦标赛”，更使各地“招商引资”的竞争成为不计成本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一大动力。但是，这些研究没有注意到，我国货币发行的美元化是造成各级地方政府不计成本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另一重要原因：当外汇占款成为人民币发行和信贷的基本途径时，地方政府只有搞到美元，才会有发展的资金;而搞不到美元，该地区将因缺乏资金而无法发展。我国货币发行的美元化驱动着地方政府竭力引进外国直接投资。

显而易见，无论是理论逻辑，还是来自实践的经验证据，都证明外资企业不是中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组成部分。路风和余永定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对外资产生依赖的真正原因是政府把依靠外资当作实现发展的手段。这个结论可能会令某些人震惊，但在笔者看来，这是不可争议的现实。我国提出的自主创新战略不仅没有遏制这种趋势，反而遭到了在社会上流行的下述论调的坚决抵制：在华外资企业就是中国企业，在华外资企业的创新就是中国的自主创新。在这样一种思想指导下，高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必然会成为目前“新洋务运动”的新特征和突出特征。

对待外资的不同态度是决定晚清洋务运动失败和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重要因素。近代史上，在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炮舰政策的胁迫下，日本和中国一样都丧失了关税自主权，因此，对外资的不同态度就成为两者之间产生重大差别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由于日本人痛恨为外国人办事的本国人，所以，在当时的日本，根本就不存在买办利益阶层生存的土壤。对明治政府来说，不论是发展军工产业还是发展民用产业，一个基本的原则是：日本领导者们害怕日本在经济上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而没有引进外资。而对于已经进入日本的外国直接投资，明治政府的目标也很明确：通过支持日资企业，把外资企业排挤出日本。例如，日本政府通过扶植和资助三菱汽船会社，在19世纪70年代打败了势力强大的美国的太平洋邮船公司、英国的半岛东方轮船公司，把外国势力从日本沿海航线上彻底赶走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不但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打败清政府的经济基础，而且也是日本在1911年废除外国列强强加给自己的不平等条约的前提。

但与日本对外资的态度不同，清政府的目标却是“稍分洋商之利”，并给予洋商、洋货“超国民待遇”。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外国资本不但在“洋务运动”时期控制了晚清时期中国的大宗产品出口，而且在晚清时期的中国国内获得了“超国民待遇”。正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的，“自道光二十二年大开海禁……洋人各货……迨咸丰八年十一月中西重订条约……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斯乃体恤洋商，恩施格外，较之华人其获利厚矣。……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同一洋货，在洋人则无厘捐，在华人则纳厘捐”。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晚清时期中国的轮船招商局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签订的“齐价合同”不但使这两家外资企业的实力大大超过轮船招商局，而且也因其合同的垄断性质扼杀了其他民族资本发展现代航运业的可能。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这种依附于西方列强的洋务运动彻底破产，其教训值得我国深刻反思。

(本文节选自《国内大循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版，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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