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根良：警惕新自由主义者误导中国重蹈洋务运动的覆辙
2024年是洋务运动破产也即甲午战争失败130周年。洋务运动试图在帝国主义列强强加给晚清政府的“自由贸易”制度下，通过购买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实现自强和求富的目标，但这种违背落后国家经济追赶历史规律的现代化道路因甲午战争的失败而破产。1992年开始的“市场换技术”在具体实践中已经被证明是彻底破产了的。我国政府明确地提出自主创新战略，其目的就在于试图扭转这种发展趋势。然而，虽然我国在自主创新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按新自由主义理念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并依靠外国直接投资实现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模式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在“用开放倒逼改革”的名义之下被进一步强化，自主创新战略存在着落入“洋务运动”彀中的危险。如果这种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观，笔者怀疑自主创新战略能否取得最后成功。过去一段时间，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表现出与洋务运动时期相类似的“洋务”特征。以下是笔者观察到的四个比较突出的方面。
一、创新成本畸高和民营企业缺乏资金的根源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人民币基本上是以贸易顺差特别是外资在华企业的贸易顺差、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和美元流入为基础发行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例过高，外汇占款已经成为人民币发行的基本机制。这说明美元已经掌控了人民币的发行权，它是中国高新产业和企业发展中遭遇“钱荒”的根源。笔者在相关论文中已经讨论了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是导致我国货币发行美元化的原因，讨论了由此所产生的五大严重后果，此不赘述。
就自主创新而言，中资企业因创新的资金成本畸高和缺乏资金，根本就无法与在华跨国公司竞争。流入我国的美元大部分是跨国公司拥有的，它们在中国人民银行兑换成人民币才能在国内流通，这导致了过去20年我国增发的基础货币远远超过了1949年到2003年54年间发行的数量，从而产生了所谓的“流动性过剩”现象。为了避免因“流动性过剩”导致过高的通货膨胀，央行没有采取笔者一直在建议的从源头上堵住美元流入的政策，相反，却采取了提高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并发行央票的信贷紧缩措施。笔者早在2011年的文章中就分析到，信贷紧缩打击的是我国的民营企业，却为外资企业在我国建立了一种不受我国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经济空间”。在民营企业因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无法从银行系统贷到流动资金之时，它们不得不依靠高利贷解燃眉之急，这犹如饮鸩止渴，其结果是民营企业大量倒闭，或者在生死存亡线上挣扎;而外资企业却因把美元导入中国，变相地拥有了货币发行权和通过高利贷提供信贷的权力。外资企业不但放高利贷，而且乘机收购民营企业，这导致了外资对我国实体经济的控制权得到了迅速的扩大和加强。美元霸权和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而非“国进民退”才是我国民营企业发展困难的主要原因。
由于美元霸权对中国经济的支配，民营企业极度缺乏资金，生存已很困难，还谈何创新?那么，这对国有企业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呢?有人认为，国企获取信贷没有很大困难，即使如此，国企也无法与外资竞争，因为国企贷款的资金成本也远远高于在华跨国公司。因此，当美国企业可以低息为科技创新融资之时，中国企业却没有足够资金或者要在比美国企业高得多的资金成本条件下进行科技创新，这怎么能够竞争过美国企业，怎么能够竞争过在华的跨国公司呢?
我国货币发行的美元化对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破坏，还导致了我国在教育、科技投入、医疗、社会保障和农业补贴等方面严重缺乏资金。由于人民币的发行和信贷是由流入的美元所支配的，它绝不会直接用于没有直接利润收入的中国国内的社会公共开支或社会公共服务，而只能在中国境内营造一种以美元为核心并服务于外资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例如，早在1993年，中央政府在制定20世纪90年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时，曾明确提出到2000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4%。然而，这个鼓舞人心的奋斗目标一直到2012年才实现。社会公共开支的不足和长期欠债使国家创新体系的支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这无形中又大大提高了中资企业的创新成本。过去十余年中，笔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在如何摆脱美元霸权的支配、实施主权信贷、为科技和工业创新提供廉价融资等问题上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建议，但并不被采纳。
二、关于价值链高端产品的国内市场自主权
价值链高端是科技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和平台，但是，我国由于遵循比较优势原则，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在国际分工中一直被压制在国际产业价值链的低端，造成了贸易顺差过大等外贸结构的严重失衡，目前已经形成了低端产品出口大量过剩和高端产品大量进口的不利局面。核心技术突破因缺乏市场的诱导和丰厚利润的刺激，在我国长期受到压制。低端产品出口的大量过剩造成了恶性竞争，企业之间竞相削价，从而在很多年内造成我国工业制成品贸易条件严重恶化，陷入了“贫困化增长”的陷阱。
为了解决我国过大的贸易顺差特别是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我国政府在2010年采取了扩大进口战略。扩大进口战略首先扩大的是先进技术设备进口，而且并无进口替代的战略考虑，因此，这无疑将使我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被固化在“出口低端产品并进口高端产品”的“坏贸易”结构中，使我国长期以来就存在的“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困局进一步被强化，这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自主创新是非常不利的。如果现在不终止扩大进口战略，实施笔者所建议的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战略，那么，这必将使我国在这种“坏贸易”的陷阱中越陷越深，我国科技创新赖以生存的价值链高端产品国内市场的自主权将被损害。
笔者对我国光伏产业和机器人产业的案例研究说明，由于民族企业普遍缺乏核心技术，在全球价值链中被跨国公司所“虏获”并在国内市场上处于完全竞争状态，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普遍陷入了“高端产业低端化”的陷阱之中。所谓“高端产业低端化”，是指仍旧依靠廉价劳动力和不计生态环境代价等低端要素参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分工，这使战略性新兴产业丧失了它在发达国家崛起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仍是信奉比较优势和依赖发达国家核心技术的“洋务运动”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对这种发展模式进行革命，我国必将痛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
从发达国家成功崛起的历史经验来看，我国要想摆脱“高端产业低端化”的困境，就必须利用国内巨大的市场规模为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创造领先市场，并以此为核心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价值链，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本条件。然而，我国主流经济学界和部分政策制定者由于接受了比较优势理论，从没有认识到价值链高端环节对国富国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我国把价值链高端的国内市场拱手让给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从而陷入“高端产业低端化”的根本原因，从而使我国巨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为他国高端产品“做嫁衣”的工具。
例如，韩国和芬兰这些小国由于国内市场狭小，在信息技术范式迅速变革的时代——20世纪80年代——不得不主要通过国际市场为其技术创新提供动力，但它们是在保护国内市场(芬兰在1987年之前禁止外国电子产品进入本国市场)的情况下，通过严格限制外国直接投资并从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入手切入全球价值链的。而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则为其价值链高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机遇：按照“分工(技术创新)受市场规模限制”的斯密定理，如果各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也就没有中国低端产业价值链为其高端产品提供市场，那么，由于国内市场狭小，韩国和芬兰的高端信息技术创新根本就不具有取得成功的机会——正是全球自由贸易特别是中国开放广阔的国内市场为这两个国家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和价值链高端发展战略提供了根本性的市场保障。中国广阔的国内市场规模成就了他国高端产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的发展思路：通过购买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达到“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的，这在130年来被反复证明是不可行的。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经验都说明，现代化是买不来的，一国从国外购买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越多，该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就会越大。
三、过度依赖外国直接投资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