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民：简述货币主权的作用有多大？

所谓货币主权，就是在市场经济下，政府必须印钞，满足市场要求，同时印出来的货币，可以购买国债，交给财政部使用。市场经济总是需要大量货币，而且随经济增长而不断增长，从而政府就可以不断增印货币，不需要偿还国债，等于免费使用这些货币。

最能体现货币主权威力的，是建国前后，在三大战役结束后，战争向全国展开，军队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军人数量从300万迅速增加到500万;需要的军事开支也直线增长;此时国内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战争导致交通阻塞，生产下降，物资供应匮乏，到新中国成立前后，与历史上最高峰相比，工业产品产量下降50%到90%左右，粮食产量下降25%。其次，国民党长期依赖发钞搞内战，发行的金圆券和法币都先后崩溃变成废纸，人民都不再信任纸币，而很多商人则变成投机商人，利用物资供应短缺，囤积居奇，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加剧通货膨胀。第三，国家财政极度困难，当时国家财政收入折算到小米为303亿斤，但支出却高达570亿斤，很多地方刚刚解放，并无征税能力，同时实行留用民国政权军政人员政策，争取大多数中间派，减少反抗，也使财政发工资的人员迅速增长到900多万人。第四，当时各地物价上涨很严重，1949年春，华北发生大旱，到4、5月份，物价普遍上涨50%左右，13个主要城市批发价平均单月上涨72.4%;到7月份，投机商人操纵银元售价，带动粮食、棉纱等商品投机，单月平均物价指数又上涨104.6%。

当时共产党人主要依靠掌握的货币主权，靠印钞解决军事开支。按照中财委报告，1949年共发行货币29951亿元，比上年底上升167.3倍，平均每月增长53.2%。到1950年2月1日，发钞量又增加到4.1万亿元。当年各解放区财政收入合计2.58万亿，但支出高达4.99万亿，其差额2.41万亿，都是由印钞来提供的，占印钞量80%。当年军费开支占财政支出一半，因此，军费基本上是靠印钞解决的，占军费95%以上。也就是说，货币发行成为政府主要融资渠道，是当时推动解放战争进程的最重要资金来源。

当年我国还是小农经济为主，市场交易占经济活动的份额很低，需要的货币量与国内产值之比比今天低很多，主要靠超发货币解决的，也使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直到全国大部分地区都被解放，军事活动减少，开始减少军队以后，才逐步停止超发货币，稳定了物价。更重要的是，是建立独立自主的货币发行制度，全国统一发行人民币，禁止外币或其他货币流通，从而独占货币流通市场，扩大人民币流通范围，提高市场上需求的货币量，发行更多人民币。简而言之，就是收回货币主权，从而可以增加自用的印钞量了。

旧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过统一、自主、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金融体系，货币体系非常混乱。一是外资银行吸收巨额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外债和股票，享受金银外汇买卖的特权，扰乱货币市场，影响货币稳定;二是地方军阀发行多种货币充斥市场，难以控制管理。造成的后果之一，是人们不信任纸币，不愿持有纸币;三是民国政府滥发货币，导致通货膨胀严重，无法控制;四是金融业投机盛行，造成社会经济秩序混乱。新中国很快将货币权力都收回到中央政府，统一发行和管理货币，也就是掌握了货币主权，同时其收益，也都完全交给政府，从而产生了巨大威力。可以说，解放全中国所需要的战争资源，都是靠使用货币主权，从而印钞解决的。

当代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各种工业产品都名列世界前茅，很多产品都占世界一半以上，加上现代工业产品产量大，分工很细，每个工业消费品都由众多企业分工合作生产，市场交易额远大于生产总值，需要的货币量极大，每年因经济增长，还需要巨大的增长。例如，2023年底的货币总量，包括衍生货币，高达292.3万亿，接近当年产值的2.5倍，比上年底增加了25.9万亿，比当年财政收入21.7万亿，还多4.2万亿。建国初为打赢解放战争，增发货币接近财政收入，但那基本是超发货币，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如今每年都加印超过财政收入的货币量，但那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不但没有产生通货膨胀，甚至常常因增发量不足，导致通货膨胀紧缩，影响经济发展。

1694年英国设立英格兰银行，对英国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英格兰银行签发的银行券，也就是银行欠条，当流通的货币，主要用于购买国债，从而为政府提供了一笔巨大的资金。当时英国国王主要通过封建贵族统治国家，无法直接对所有民众征税，对封建贵族征税能力也十分有限，常常遭到反对，难以满足对外侵略扩张的要求。有了英格兰银行提供的这笔资金，就可以发展英国海军，英国对外侵略扩张能力得以明显提高，这是英国依据金融制度发展霸权的最重要因素。后来英王推动市场化，也是增加国内货币需求量，从而可以增加货币量，从而让政府获得更多资金。

历史上，美国多次依靠印钞解决战争费用。独立战争期间，当时美国精英打着反对英王收税的口号，无法收税，主要依靠发行债券当货币使用，解决战费。因发行量过大，很快就贬值成废纸。

美国内战期间，由于美国属于联邦制国家，各邦经济上独立，联邦政府只有关税，在战争期间也很难收到，当时的林肯总统发行了5亿美元纸币，同时通过《国家银行业法案》，控制各邦主要商业银行，通过加税，使商业银行停止发行银行券，使国内货币主要来自联邦政府，加上要求商业银行存款的25%为准备金，可换成美元纸币存放，使得商业银行吸纳了大量美国政府发行的纸币。当时美国联邦政府为战争花费了30亿美元，很大部分是靠印钞解决的，其余部分则是靠发行债券解决的，而且在很大的国债范围内，基本上是不需要偿还的。偿还过多减少国债的后果，就是减少了市场上可用的净资金，导致市场经济难以运行。

新冠疫情在美国扩散后，美国央行曾在2年时间增发了4.8万亿美元，主要购买国债，交给了美国政府。美国虽然广泛宣传银行是私人的，但美国的大银行都是政府控制的，例如，占美国银行业总资产46%的四大银行都是上市银行，股份主要被政府管理的各类基金如养老基金和教育基金等控制。美国有90家上市银行，是美国金融业主导的大银行。因此，美国实际上是政府通过银行发钞，包括商业银行发行衍生货币，组织经济活动，管理和调控市场经济的。

今天我们有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市场经济下，每年都能够给政府提供巨额的货币，远远超财政收入。但我们的政府却从未收到这笔巨大的收入，而是让西方资本家免费拿走。我们的问题在于，承诺资本项开放与货币可兑换，就等于让西方印钞，便可以到中国兑换，拿走这些货币。而且可以到我国境内投资，购买工厂甚至开办银行报纸等。如今美国和西方就是靠印钞“投资”，控制了很多国家的经济资源，甚至包括互联网媒体，宣传美国意识形态，包括美元霸权，美元是硬通货和国际货币之类的美元意识形态，从而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致使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单方面对美开放金融，不得不大量储备美元欧元等西方货币，由于发行的货币和储备的西方货币是相互对应的，各国货币也就成了西方货币代用券，发行的货币都免费交给西方，导致货币主权及其发行收益都基本交给了西方。

更大的问题是，如果货币的发行依据是西方货币，都储备在西方的金融系统里，被西方控制，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控制了金融，如在很多国家开办银行，发行衍生货币。按照美国经济分析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截至2021年一季度，美国对外总负债47.1万亿美元，对外总资产32.8万亿美元，净负债14.3万亿美元。这表明美国印钞47.1万亿美元，不仅占有了其他国家32.8万亿美元资产，而且还拿走了几倍于14.3万亿美元物资。

我们不需要承诺资本项可兑换，这既不是我们参加国际协定的要求，也不是美国和西方对我们的对等承诺。而且这种承诺，必然交出了货币主权及其收益，从而让西方控制我们的金融，也严重威胁我们的金融安全。如今我们在西方约有9万亿美元资产和2万亿美元净资产。我们在美国至少有1万多亿美元国债，还有数千亿美元两房债权。而美国在中国没有一分钱官方储备，而且美国很多私人投资都是通过其他国家进入中国，即使相互冻结没收，我们的损失都很大。

我们应从俄美金融战中吸取对付美元霸权的经验和教训，包括资本项开放问题，尤其要关注由此而带来的我国在海外的9万亿美元资产和2万亿美元净资产的安全问题，它们大部分在美欧境内。以前公知们总是宣传美帝有契约精神，但自去年以来，美国先后没收阿富汗存款和俄罗斯购买的美国国债，冻结俄罗斯公私资产，打破了长期宣传的神话。

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越来赤裸裸，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冻没收结中国在海外的资产。去年余永定院士也公开提醒国人，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笔者也曾就此问题写过多篇文章。我们应马上采取行动，在不改变市场经济机制下，尽快将外汇投入货币兑换市场，一方面提高人民币汇率，提高出口价格，从而减少出口;同时降低进口的人民币价格，从而推动企业用外汇到国际市场购买物资储备起来，还减轻输入通货膨胀。

承诺资本项可兑换，要求政府必须大量储备外汇，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市场上外汇供应减少，本币汇率就会下降，导致低价贱卖本国产品，带来严重损失。在过去30年，人民币实际汇率甚至不到购买力平价汇率五分之一，直到现在也不过一半左右，等于出口产品所得仅为实际五分之一到一半左右。我国如今是世界最大贸易国，甚至超过排名第2和第3的美国和德国总和，每年因低价贱卖损失的财富就高达数万亿美元。2021年我国出口收入3.36万亿美元，但它仅相当于我国出口产品实际价值一半，等于当年低价贱卖导致的贸易损失就高达3万亿美元。

其次是货币发行方面，在资本项可兑换承诺下，就必要印钞购买外汇储备起来，不仅发行货币大都交给西方;而且从不购买国债交给政府，也不敢发行适量国债，给市场提供净资金。虽然国债达到了16万亿，但各级政府存款往往超过国债。现代货币制度下，西方发钞都是用来购买各种债券，包括美元欠条，实际并没有给社会提供净资金。只有政府借债花掉，才给市场提供净资金。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指出，“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同拥有的唯一部分，就是它们的国债。一个国家负债越多就越富(原文：a nation become the richer the more deeply it is in debt)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由于居民储蓄率高，导致我国企业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作为一个整体，负债率一直高达115%以上，最近几年更是高达135%以上。政府根本无法按照市场原则管理经济，因为大多数数企业都经常性地缺钱赖账，严格市场管理原则，都得倒闭。

美国和西方国家号称资本项货币自由兑换，但各国却只有很少外汇储备，例如美国多年来最多仅有400多亿美元外汇储备，整个欧盟也仅有1125亿美元，分到各种西方货币下，就更少了，怎么可能应付得了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看看发展中国家那些真正实施资本项可兑换的小国，一夜之间就能兑换减少上百亿美元，例如，1997年5月14日泰国央行就卖出100亿美元，从而导致金融危机，有多少国家因这种金融危机而经济崩溃。如果中国完全自由兑换美元，面对的是持有290万亿人民币存款的兑换要求，需要储备的美元高达40万亿美元，比美国发行的基础货币都高一个数量级。如果还要自由兑换欧元、日元、英镑等待，那储备的外汇岂不是天文数字了?我们需要交给西方多少物资，才能储备足够的西方货币，达到西方定义的完全自由兑换要求?

所谓资本项美元欧元可自由兑换，是一种金融欺骗。就现实来看，在中国境内，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可兑换，而在美国境内，美元与人民币之间基本不可兑换，甚至美国连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规定的经常项目都没有实施。其事实也很清楚，因为美国的商业银行不提供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也不接受和储备人民币;相反，中国主要银行都提供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服务，接受和储备了大量美元。如果美元真是我们可以拿人民币自由兑换到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储备大量美元?但是美国却千方百计防止我们认识到这种欺骗。如今国内外媒体却大肆宣传美国前财长康纳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的首场十国集团会议上引用了温特劳布的黑白颠倒的美元意识形态谎言：“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难题”，将当时西方各国连乞丐都不要的美元宣传成 “美元荒”。那时哪有什么美元霸权?

西方资本家拿走了我国发行的大部分人民币，也控制了我国大部分资产，如互联网媒体基本都是美资控制的，等于控制了中国主要意识形态平台，也因此拿走了中国大部分劳动果实。

2013年01月08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健康研究组对外发布《国家健康报告》第1号中披露，仅在2011年，美国从全球攫取的红利达73960.9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96.8%，是攫取红利最多的国家;中国损失的财富高达36634亿美元，占全球财富损失的47.9%，是全球财富损失最多的国家。报告指出，中国人均损失财富达2739.7美元，相当于中国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2倍;2011年中国损失的霸权红利，相当于中国军费开支的33倍、科技投入的44倍、教育投入的16倍和医疗卫生投入的37倍。若按劳动时间计算，中国劳动者有60%左右的工作时间是在无偿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创造“剩余价值”。

由于劳动果实大都被西方无偿占有，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学者悲愤指出，同样高速发展20年，日本人均收入就赶上了美国和西方，但我国人均收入仅相当美国3%。就是日本停滞30年，我们同时期高速发展30年，绝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都占世界一半左右，人均远超欧美日，但如今中国人均收入仍然不到日本六分之一，美国十五分之一，加上分配不均，人均消费就更低了。

我们不应单方面接受美元指令，对美国和西方实施资本项货币兑换，而是和友好国家相互对等开放。我们就是和美国对等开放，也不需实施资本项兑换，我们应增发国债置换央行外汇储备，就可以将官方储备外汇投入市场，提高汇率，推动使用外汇进口物资，兑现外汇欠条，不仅收回货币主权和经济主权，杜绝低价贱卖，而且使欧盟不能跟随美帝获利，只能单方面被美帝掠夺，很可能像1970年代，使欧美同盟破裂。

我们可以像西方一样开放投资，但外来投资必须自行在其国内兑换到人民币，拿人民币到中国投资，而不是拿他国货币到中国的银行兑换人民币投资。我们应停止搞货币互换，避免让他国印钞就可以获得人民币，到中国投资。美国和西方搞货币互换，只是用在危机时刻，是解决西方金融危机，而不是给对方提供货币的。我们应收回我国网络公司股权控制权，排除美国和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影响，才能让人民解放思想，摆脱西方文化侵略影响，为真正实现中华文明的复兴和人类共同体的建设塑造共识，从而打下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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