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有限作用剖析

摘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数百年历史长河中，市场与政府之争一直存在，随着时代主题变化，争论焦点话题有所不同。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天然优势，有利于释放生产力潜能，要善加利用;但同时，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尤其是受资本逻辑主导等局限逐渐显现。资本主义国家很重视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但并不完全推崇自由市场。从理论维度看，西方主要经济学派基于对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考察并没有完全认同自由市场;从实践维度看，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完全任由市场作为，市场的产生发展始终伴随着政府权力的积极运用。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逻辑是政府和市场发挥作用的决定因素。

在市场经济发展数百年历史长河中，市场与政府之争一直存在，随着时代主题变化，争论焦点话题有所不同。理论和实践均已表明，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要善加利用;但同时，市场的盲目性、自发性尤其是受资本逻辑主导等局限逐渐显现，不断反噬人类孜孜以求的根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时至今日，少数新自由主义信奉者们依然主张要实行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而忽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资本利益、国家安全和全球战略地位等因素，早已“抛弃”自由市场，即便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推崇过自由市场，那也是作为资本的工具、采用双重标准并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构主导的自由市场。为此，本文尝试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出发，阐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完全推崇自由市场，自由市场的理想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存在。

一、西方主要经济学派对市场有限作用的主要认识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于市场作用的探讨由来已久，学派林立、观点纷呈，有时还存在较为激烈的对立与冲突;同时，各学派之间互相吸收、借鉴对市场作用的理论认识。总体来说，经济自由主义阵营更崇尚自由市场，反对政府过多、过分干预，主张“有限政府”，以保障市场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国家干预主义阵营更崇尚政府干预，以克服市场的局限与不足;新综合学派糅合经济自由主义和国家干预主义，主张“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现代混合。总之，西方主要经济学派并没有完全认同“自由市场”。

(一)经济自由主义阵营认为不存在“绝对自由”

经济自由主义阵营主要包括重农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及新自由主义等众多学派。

18世纪50—70年代，重农主义学派诞生，创始人是弗朗斯瓦·魁奈。重农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自然秩序”论，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一样都存在自然秩序，即客观规律，强调社会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规律，提出自由竞争和自由规律。重农主义学派这一思想影响到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亚当·斯密。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不见的手”，认为追求个人私利的行为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往往能更加有效促进社会公益，因而主张对市场自由放任，也即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后来，大卫·李嘉图、萨伊等古典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又继承发展了亚当·斯密的思想。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试图证明：在一个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中，市场机制可以使每一个个体通过各个市场的局部均衡达到一种最优状态，而这又可以使整个经济体系最终达到一般均衡状态，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兴盛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并深刻影响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近30年的新自由主义，更是将自由市场奉为圭臬，因而被人们称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原教旨主义”，以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为代表人物。总体来说，经济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具有自动纠错和恢复功能，政府要做“守夜人”，对市场要“自由放任”。

然而，经济自由主义阵营并不赞成完全不受束缚的“自由放任”，并没有完全否定政府作用;相反，他们认为政府是必要的，在很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亚当·斯密认同管制以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维护本国安全及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他提到：“当然，管制有时的确能使某些特定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而且，一段时间以后，国内也能以同样低廉的成本生产这些产品。管制也会使社会劳动迅速地流向这些有利可图的产业。”新自由主义虽然倡导自由竞争下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几乎是解决任何问题的最好机制，但依然认为国家应创造条件使市场和价格制度发挥最大功能。在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方面，经济自由主义阵营也认为政府要起作用。比如，古典自由主义批判重商主义使那些拥有特权的精英分子富裕起来，而没有顾及广大平民，认为政府要保护个人自由和财产权。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为了保护我们的自由，政府是必要的;通过政府这一工具我们可以行使我们的自由”，“它的主要作用必须是保护我们的自由以免受到来自大门外的敌人以及来自我们同胞们的侵犯：保护法律和秩序，保证私人契约的履行，扶植竞争市场”。哈耶克提倡通过法治和有限政府来保护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

总之，虽然经济自由主义阵营强调自由市场的重要性，但同时认为，“绝对自由是不可能的，在不完善人们的世界里，它是行不通的。有些方面完全不能通过市场来加以处理，有些能够通过市场加以处理，但是代价如此之高，以便我们宁可采用政治渠道的解决办法”，因而，“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对政府的需要。相反地，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只不过，经济自由主义阵营认为“政府的职责范围必须具有限度”，反对政府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或资源配置，反对政府专制，反对各国间的经济战争，认为自由竞争与自由贸易能够使各方收益。

(二)国家干预主义阵营强调以政府干预弥补市场缺陷

国家干预主义阵营主要包括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等学派。

作为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重商主义产生和发展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重视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通过贸易顺差增加金银储备，以增加国家财富和权力;主张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通过关税、补贴、垄断限制进口、鼓励出口以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认为在寻求富强的道路上不能对贸易放任自流;主张对外实行殖民主义政策，以获取原材料和新的市场。“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重商主义最根本的政策思想和目标是致本国富强。对此，约瑟夫·熊彼特指出：“他们赞成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闭关自守，赞成国家管理，尤其是赞成建立强大的国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彻底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对此，凯恩斯通过建立一套与传统理论完全不同的宏观干预学说，把国家推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前线，反对自由放任，激烈抨击萨伊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指出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是生产相对过剩，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关键因素是有效需求，竭力主张政府通过刺激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积极干预和调节私人经济，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缺陷，由此提出“需求会自动创造自己的供给”理论，即“凯恩斯定律”。凯恩斯主义由此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主流经济学，主导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宏观经济运行长达40年。

20世纪70—9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经济“滞胀”的严重局面及各学派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新凯恩斯主义通过融合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提供严密而坚实的微观经济基础，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凯恩斯主义。新凯恩斯主义在坚持提倡政府运用经济政策调节总需求思想的同时，主张“适度”政府干预，强调重视政府对促进市场效率(如不断完善市场功能且为市场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秩序)的有限作用，其基于微观基础分析的种种努力就是要试图寻找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平衡点。

(三)新综合学派重新认识并重视政府作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美国开始并波及整个西欧的经济衰退再次促使人们重新考虑市场与政府之争。新古典综合派、新制度经济学、调节学派等出现，统称为新综合学派。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以保罗·萨谬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其将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融为一体，形成了一套新的理论体系，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国家基本经济政策的理论支撑。新综合学派认为现代市场经济应是现代市场机制与现代政府调控有机结合的“混合经济”，二者相互配合、弥补、纠错是经济正常运行的保障，是经济社会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充分必要条件。

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的现代混合已成主基调，且愈加重视政府作用。保罗·萨谬尔森认为其“能将严厉冷酷的市场运作规律与公正热心的政府监管机制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并提出“一个好的混合经济应当是且必须是有限制的混合经济。那些希望将政府缩减为警察加灯塔的人只能生活在梦幻的世界中”。林德布洛姆、查尔斯·沃尔夫等认为，市场体制绝不是亚当·斯密所说的放任自由，也不是那种依赖于小政府的市场机制，市场体制是带有被管制性质的……政府行为是市场体制发挥作用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格列格尔茨·W·科洛多科提出：“务实的经济学家已经知道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基于坚实的政府机构。”格伦·弗顿等认为：“是时候放弃‘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了，而是关注制度不匹配问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有学者断言：“严重的金融危机一定会使人们对自由市场经济的看法有所转变。”的确，这场危机开启了一场西方国家反思、声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风暴。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辩护者力图将对市场失灵的谴责转向政府的失误”，并通过一系列频发的金融事件、经济危机驳斥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市场自由调节能维持社会经济正常运转，反对国家宏观调控”的观点，指出“市场不会自我调节……我们正处于微观经济大规模失败之中……不是去管理风险，金融市场却创造了更多的风险”，金融自由化必然要带来更为严重的金融风险且更为隐蔽、更加戏剧化。还有学者直接给出了结论——金融崩溃证明了“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进而指出：“自由放任主义者在思想上是幼稚的，他们难以接受市场可能是非理性的、可能会误判风险、可能会错置资源。他们看不到金融体系如果没有强劲的政府看管和实际干预，那就是在制作‘灾难的处方’。”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说：“‘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败”，“自本次危机爆发以来，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资本论》的作者马克思。”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和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美国式资本主义已经跌下神坛，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将受到审判。

还有人认为，要注意政策均衡、政府干预的度及方式，各种保护主义措施也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有学者指出，“90年代初，华尔街已成为投资银行业的标志，其承担的风险水平远大于其风险管理能力……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一个透明的市场，寻求的是一种新的政策均衡”;“我们都属于全球化经济……要抵御国内关于保护主义措施的压力，否则会进一步阻碍全球贸易”;“困难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政府管制，是什么样的管制才是适当的”。还有一些学者则看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停滞、衰退乃至危机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眼下危机的根源在于1973年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力的下降”;“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所谓资本解放运动、货币限制、福利国家解体、全球伙伴之间严酷的竞争引发了强大的停滞主义趋势”。言下之意是这次危机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结果。

二、正视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中市场与政府作用

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者对市场与政府关系和作用的认识，往往源于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纵观历史进程，市场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往往发挥着复杂而多变的作用。

(一)市场的产生发展始终伴随着政府权力的积极运用

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有利于释放生产力潜能，“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动力”。为此，资本主义国家很重视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通常把自由市场作为经济生产力的发动机加以捍卫”，作为建立自身帝国和霸权的工具。市场在资本主义整个发展进程中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完全任由市场作为。纵观资本主义数百年发展史，“自由市场”从一开始就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基于资本及国家发展需要主动建构的，始终伴随着政府权力的积极运用，体现本国优势与利益。正如卡尔·波兰尼描述的，自由市场并非一开始就自发形成，而是在反复斗争中不断演化，从劳动力、土地到货币，无一不受政治因素影响，可以说是政府有意识且激烈干涉之后的结果，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政府干预色彩。

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市场在促进商品经济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及对外扩张与殖民掠夺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5世纪至17世纪欧洲正处于封建制度瓦解和资本原始积累交织时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起初绝大部分国家还是农业文明及依附之上的手工业和少量区域贸易，但市场扩大加速了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原始积累，地理大发现又扩大了世界市场，欧洲船队开始出现于世界各处海洋，以寻找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极大刺激了工商业、航海业发展。同时，欧洲一些国家开始积极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工商业资本发展和世界市场拓展，促进了商品生产、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快速发展，并通过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积累了大量财富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贸易网络和殖民帝国，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雏形出现。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市场在自发调节经济活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积累巨额财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自身帝国和霸权的工具。18世纪到20世纪初，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特征逐渐显现、加强，经济活动以市场自发调节为主，企业之间自由竞争和资本自由流动加强，企业竞争主要依靠自身的技术和管理能力。这一时期的市场机制确实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也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积累了巨额财富，促进了其经济繁荣和海外殖民扩张。英、法、美等国通过工业革命、生产力发展和殖民扩张成为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政府也愈加意识到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并主动创造条件加以保障。随着工业革命爆发、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贸易扩张，自由市场机制加快形成，自由市场逐步发展壮大，市场经济组织形式日益复杂化，市场经济也由一国到多国、由国内到国际逐步衍生、发展，货币流动走向国际贸易和国际货币体系。1929年以前，“自由放任”思想一直居于西方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主流地位，但始终离不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引导与推动。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市场是垄断组织获取高额利润的工具，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国内外的手段，争夺原料、商品和资本输出地的工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进入了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和资本加剧集中，垄断组织成了经济生活的基础。以美国为例，一些工业托拉斯(垄断组织)控制着各自生产部门的大多数生产，形成了各部门的所谓“大王”(如汽车大王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钢铁大王摩根等)，并同时出现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相融合的金融资本，如银行巨头J.P.摩根组织美国钢铁公司、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联姻花旗银行等。垄断组织依靠市场垄断地位控制生产成本、产品输出及价格等，从而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并限制了市场自由竞争及其他竞争者。从国际垄断来看，资本主义国家纷纷通过殖民主义政策、关税政策及倾销政策等开疆拓土，争夺世界各地的原料，扩大商品和资本输出。由此，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如亚非拉地区，作为廉价原料产地、产品销售市场和过剩资本的有利投资场所，逐渐成了帝国主义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激起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世界霸权的激烈斗争。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对此加以深刻揭示。“华盛顿共识”的本意也是想为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建构更大范围内的“自由市场”以拓展资本发展空间，同时缓解并转嫁本国危机，使资本扩张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以增强西方大国对全球主导权和控制力。

(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愈加重视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会扮演不同角色。比如，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政府作为资本、市场发展的支持者和推动者，通过实施一系列经济干预政策与措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开拓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方针，积极创造条件(如市场经济制度及基础设施建设)建构与维护自由市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周期性经济危机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多重问题与矛盾的交织，再加上世界之变带来的挑战，资本主义国家愈加重视政府作用，不断调整政府干预予以应对。本文接下来侧重阐述1929年以来的情况。

随着自由市场经济发展，资本逻辑下的市场机制缺陷日益彰显，周期性经济危机愈加频繁，资本主义国家也愈加重视发挥政府作用。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彻底粉碎了“市场万能”的神话，破除了人们对完全自由市场经济的迷信。各国纷纷开始寻求解救对策，尤其是“把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看作是对自由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种重要补充”，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普遍加强了政府干预，强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用政府“看得见的手”去弥补市场“看不见的手”的缺陷。西欧国家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如国有化实验、政府经济计划、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助及推进福利国家模式等。美国出台了罗斯福“新政”，开启国家干预经济模式，尤其是加强管控金融制度和金融机构，迫使金融资本尽量把资金借贷给实体经济部门。

二战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滞胀”困境再次迫使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调整政策方向，总体来说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倾向于减少政府干预、强化市场作用，如英国的“撒切尔主义”和美国的“里根主义”，但各国政府并没有真正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而是调整了干预重点、手段和策略。美国国内进行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经济改革;同时美国通过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经济组织，向全球推广“华盛顿共识”。可以说，这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动重构“市场”，通过促进资本、商品、服务与技术的国内及国际自由流动摆脱本国困境，增强其对全球的主导权和控制力。

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深度反思并再次加强政府干预。美国国家经济政策的权威人物、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直接承认其与自己对金融业疏于管理、放任自流有关。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组织秘书长素帕猜说：“放松管制不是万灵药，应建立金融安全体系……从12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到今天的这次全球危机……就是过度支出、过度流动性、投机，过多自由化，都是一样的问题……过度放松管制行为会给经济带来破坏性影响……必须要能把市场机制和好的监管体系联系到一起，需要国家进行很好的管理。”美国政府一改其“自由市场卫道士”的面目，采取非常积极的政府干预措施，史无前例地拿出万亿计的美元对私人企业展开救赎行动(包括花费两千亿美元将房地美与房利美进行“国有化”)，全面改革金融市场监管体制、加强监管力度，并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像美国一样，西方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加强了政府干预，实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然而，就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还在挞伐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认为那是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背叛”)。

近年来，就内部而言，西方国家经济日渐衰落且失衡，劳资关系恶化，失业问题成了资本主义黑洞，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以及昔日作为发达国家公民的优越感和实际购买力下降，失业、不平等、贫富差距使社会矛盾日益加剧，民众游行示威愈加频繁而激烈;就外部而言，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巨大而迅速的变化，多元主义日益崛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这让美国深感忧虑和紧张，不安全感与日俱增。美国政府发现“其主导建构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已不能让其获得更多利益或可能会威胁自身时，就抛弃了自由市场理念，转而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强政府干预，推动“逆全球化”浪潮，目的就是“保住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确保21世纪仍然是美国的世纪”。从奥巴马政府的金融救援计划、出口促进战略、能源战略、“亚太再平衡”战略及重建同盟关系，到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疯狂推行逆经济全球化发展规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经济霸权主义，采取“退群”“脱钩断链”行为，持续进行对华贸易战乃至科技战、产业战、金融战，不断升级扩面打压中国企业，同时不断加强自己的产业政策和政府投资及补贴(如推出《芯片和科学法案》《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和《降低通货膨胀法案》)，不断加强政府监管(《联邦政府纪事》公布的监管法规数量已经从1996年的1.8万项激增至2022年的11.8万项)。近年来，美国从立法、司法和行政等多层面强化国家权力，推进产业链和供应链重塑。“现在的美国，两大政党都是保护主义政党，它们只是唱着稍有不同的旋律。这对全世界都有影响。”2023年4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演讲的核心论点就是几十年来对自由市场的狂热削弱了国家安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自由市场、放松管制和金融(去工业化)资本主义应统统被抛弃，提出美国新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倡导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制造业，建立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即所谓“新华盛顿共识”，彻底颠覆旧的“华盛顿共识”。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仿美国进行政策转向，不再强调自由市场和全球化，而是加入强化政府权力、“逆全球化”的行列，采取“夺回主权”“去风险”行动，强调“战略自主”，实施战略计划并加紧出台产业政策以保护本国企业。为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七国集团推出“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计划(PGII)，美国白宫在关于PGII的简报中承诺采取“全政府”方法，提升美国在国际基础设施发展中的竞争力，加强各相关机构在国际基础设施发展方面的协调。

三、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国家发挥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决定因素

马克思主义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将市场作为资本逻辑的内生变量进行深度考察，认为资本家只有借助形式上的市场机制才能不断扩大再生产，实现资本增殖和扩张，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资本家的唯一动机;而社会化大生产内在包含生产社会化的基本要求及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使资本逻辑下的市场机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产生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制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也为资本自身发展设置了无法超越的障碍。因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借助“政府之手”推动市场发展甚或主动建构所谓“自由市场”及拓展世界市场，这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尤为明显。但当资本逻辑下市场日益暴露的弊端影响资本自身发展时，资本又会寻求政府之力抑制市场作用的自由发挥，以应对不断出现的危机和挑战，从而确保其存续和发展，这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尤为明显。在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是统治阶级，政府真正代表的是资本利益，是资本的代言人，政府和市场都是资本的工具，两者发挥多大作用受资本主导和推动，最终目的和标准是资本利润最大化。

随着历史演进，政府和市场作用的发挥在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有所不同，但决定因素始终是资本逻辑。

第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国家积极干预经济生活，为早期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确立创造条件。

资本主义国家“最高阶段的政治制度就是私有制。政治情绪的最高阶段就是私有财产的情绪”，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有支配权，“它们本身就是创造国家政权的力量”。15世纪至17世纪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封建制度逐步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这一时期，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过渡，市场尚不发达，但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又需要扩大市场，尤其需要借助政权力量推动市场快速发展。因而，重商主义结合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现实，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考察，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包括积极运用政府权力建构市场及开拓世界市场，这反映了工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实际上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资产阶级执行国家职能的目标是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应当把重商主义看作主要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这个政策包括了旨在获得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在西方经济史学家视野中，重商主义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的兴起。总之，这一时期，资本的力量伴随着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协同重商主义学说，为西方国家早期的资本积累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创造了必要条件。

第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国家较少干预经济生活，以对市场的自由放任助推资本拓展发展空间和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崛起。

从经济学说上来看，1776年，亚当·斯密之《国富论》其实是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之需。当时尽管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初步完成，但封建政治体制和经济形式却严重制约着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亚当·斯密就在《国富论》中全面阐述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提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研究目标是“富国”和“裕民”(因为当时还处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这里的“富国”和“裕民”基本上代表了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的利益诉求)。就国内而言，当时英国旧的工商业立法、保护关税制度在18世纪下半期已经束缚工厂主的活动，成为工厂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障碍;就国际来看，当时英国的工业体系已初步建立，不仅不惧怕自由竞争，自由竞争反倒成了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竞争的武器，强化自由竞争、扩大自由贸易显然有助于资本及资本主义国家快速发展。因而，其反对政府干涉商业事务、极力维护自由竞争、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等观点对当时及整个19世纪的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影响，促进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及世界市场的开拓。其实，从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状态”，经济自由主义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好制度——既能实现资源配置的高效率，又能实现社会公平，且具有一种自我完善的能力和对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然而今天看来，这已成为不可能实现的“神话”。

从发展实践上来看，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之后，资本驱动着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寻求通过制度变迁、技术革新、生产方式变革及市场开拓等实现资本增殖与扩张。换句话说，站在资本立场，政府愈加意识到自由市场的重要性并主动创造条件建构与维护自由市场，减少其对经济的干预，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成为资本的代言人、市场的开路先锋。由此，迎来了18世纪中期到1929年的“自由放任时代”，在资本推动下，由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并波及全球的自由竞争、自由贸易体系加快形成。经过百余年发展，自由市场经济凭借着其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生产率方面的独特优势，极大释放了资本主义生产力潜能，极大开拓了世界市场，为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财富。但这一切都是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进行的。因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自由市场，片面性、盲目性、不平等、不公平性乃至剥削性同样暴露在世人面前，造成经济危机不断，贫富差距扩大、劳资矛盾激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全球范围内两极分化及剥削与压迫以及由此产生种种矛盾与冲突。

第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再认识并加强国家干预，混合市场与政府作用以获取垄断利润并延续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顶点，随着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矛盾日益加剧，资本主义世界陆续爆发了1873、1882、1890、1900、1907和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且危机愈加频繁而深化，企业间竞争加剧，中小企业破产加速，致使生产和资本加剧集中并进而推动了垄断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垄断资本确立了统治地位。如前述，美国各部门“大王”控制各自部门大多数生产，尤其是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融合而生的金融资本统治着整个国民经济活动，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这不仅加剧了国内政治经济矛盾，也通过垄断资本的对外扩张加剧了国际政治经济矛盾，资本主义发展成了世界体系。列宁早年在论及金融资本时就已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这一本质，如在为布哈林《世界经济和帝国主义》一书所作序言中就明确揭示：“典型的世界‘主宰’已经是金融资本……整个世界的命运简直就掌握在几百个亿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手中。”

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再次重视并重新认识国家干预，不断调试市场与政府之混合作用，不同阶段有不同侧重及目标取向，但总体还是围绕垄断资本能否获取最大利润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延续和在世界范围内扩展。

面对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给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重创及延续的困难，从经济学说上，现代政府干预理论的奠基人凯恩斯直接把国家推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前线，提出“凯恩斯定律”，反对自由放任;被誉为20世纪最彻底、最有辨识力的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对自由的自律市场进行了深刻批判，甚至认为自发调节的市场观念乃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从发展实践上，资本主义进行了一些制度上的调整，如美国罗斯福“新政”和欧洲国家系列改革举措，开启了国家干预经济模式，这些举措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和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从国际垄断利润获取及资本主义拓展来看，资本本性及大量“过剩资本”的存在，使各国垄断组织开始不断扩大资本输出，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并组成国际垄断同盟从经济上瓜分世界。这背后就包含了垄断资本对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积极利用，如通过殖民主义政策、关税政策及倾销政策等为其开辟扩张之路。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经济“滞胀”再一次使资本主义发展面临困境，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政策。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反映西方资产阶级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政治经济诉求的一种意识形态。无论是在国内进行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经济改革，还是在国际上推广的“华盛顿共识”，本意是想为资本尤其是金融垄断资本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高的利润。西方大国也正是借助其自身构建的“自由市场”，促进了资本、商品、服务与技术的跨国自由流动，从而主导了世界秩序，不仅是经济层面，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也一起被当作真理向世界传播。就像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的那样，“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因而，这根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而是始终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控制之下，只是资本获利和实现自身增殖的工具。对此，安东尼·吉登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学者均有论证。

对自由市场的放任，尤其是对金融垄断资本无限贪婪地疯狂扩张、“攻城略地”的纵容，导致海啸般席卷全球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这场危机始于美国波及全球，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也引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政治等多重危机相互交错。当时，数以百万计美国人经历着失业(全国失业率为10%左右)，严重的失业和收入的锐减使得消费大幅萎缩(这对一个消费驱动经济占70%的经济市场来说，影响可想而知)，生产比例下降(过去几十年中发展步伐一直波动不断的美国制造业再一次受到严重冲击，制造商持续减产)，美国股市损失了33%、7万亿美元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受损失的其实是千百万普通投资者和股民，许多人住房遭收回、养老金血本无归，华尔街的精英连同美国政客们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却早已赚得盆满钵满，美国纳斯达克证券市场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操纵的金融诈骗案令投资者损失至少500亿美元)，美国房地产业和金融业濒临险境。对此，很多人看到的不仅是自由市场的失灵、新自由主义的失败，更是其背后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正如英国《每日邮报》评论文章所言，这场危机及其所导致的社会动荡，表面看是少数金融精英或金融垄断资本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从深层看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基石正在动摇。为挽救资本主义、挽救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美欧各国集体加强了政府干预，采取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另外，曾被寄望于向全球推行以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金科玉律的“华盛顿共识”使拉丁美洲和东欧国家遭遇重创。资本逻辑下的自由市场其缺陷及一系列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端在世界范围内暴露无遗，垄断、资本无序扩张、恶性竞争、不平等、两极分化日益加剧，严重伤害了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信任度大打折扣，批判与质疑不断，其在现代经济学和政府政策中的影响日益式微甚或丧失。

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人们愈加深刻认识到，现实中的市场本身就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尤其受资本主导时缺陷更加显露，因而其在资源配置中起不了，也不能起决定性作用。纵观数百年历史，资本主义国家自由市场一开始就是在资本推动下由政府主动建构的，以利于资本拓展发展空间和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崛起;当对市场的自由放任造成的恶果危及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乃至合法性，尤其是危及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时，资本主义国家就会全然不顾地一反以往所谓自由市场规则，多层面强化国家干预与管制。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自由市场之“自由”，实质是“资本的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对自由市场是否需要、是否管制及如何管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衡量的终极标准是资本的利益;政府、市场和全球化是资本增殖及扩张的工具，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西化”和控制世界的工具。因而，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在利用“市场”这个工具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利用市场的同时而防止市场之害，尤其要克服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市场弊端，更要高度重视和警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市场经济规则的双重标准及背后的真实意图。

作者：闫娟，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讲师。

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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