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我对北大有点忧虑

  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

“中国学”才是核心问题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却逼得我、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展开了“北大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发展;因此，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改革”的发言。

　　就是说，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教育改革试验”有内在联系，很多问题一脉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是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大，是面临着一个“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的危险的。以后，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一个是经济的手段，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双管齐下。

　　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学”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它有两个内涵：一是“顺应国家战略需要”，一是“国际化”。“国际化”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国家战略”问题也不可忽视，两者都有可质疑、讨论之处。

　　先说“国家战略”，这更是提出“中国学”的主要依据和重要背景。校方是这样宣布的：“随着中国国力的日益昌盛，以及文化的不断繁荣，‘中国热’正在世界各国迅速兴起。北京大学顺应时代潮流和国家战略的需要，启动燕京学堂计划”。于是，又有了这样的阐释：“‘中国学’在展现中国文化自信的同时，无异于为外国人了解、理解、认同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我们不但会收获为数众多的‘中国通’，同时将会看到中国软实力的迅速提升”。简单一句话，提出“中国学”，就是要服务于“提升中国软实力”的国家战略。

　　这就说清楚了提出“中国学”的背景：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种文化焦虑感。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大的批判传统会丧失殆尽，北大的学术传统也会遭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很难弥补。

　　“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这在2003年之前就提出了，不过在2003年那次改革里，是作为一个中心口号提出来的。我当时就对此提出了一系列的追问：“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其标准是什么?这里的‘世界’是什么概念?为什么要以世界一流作为目标?为什么还要提出具体的时间指标?”听说2014年这一回提出的具体时间是2018年。那么，我就想提一个根本性的问题：“究竟谁要世界第一流大学，而且如此迫不及待?”是我们学者要吗?是北大老师学生要吗?那么，“他们又想通过什么手段、什么途径来达到这个目标?这样做就一定能达到吗?”这背后又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什么是大学，大学是干什么的?”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的。也不存在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吸收、互相吸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收、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对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独特贡献。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国标准。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实际上就这么回事，这一次燕京学堂背后也有一个投资问题。这样，就必然导致“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的结局。

　　当然在2014年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有新的内涵。还是前面说的，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于是，我们的“雄心”就更大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影响世界，甚至引领世界的作用。这就是燕京学堂提出“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办学宗旨和“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导者”的目标的依据所在。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社会活动家”与“二道贩子”

　　这里我还想讲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我在2003年的文章里曾经引述了王瑶先生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两个概括;在这次燕京学堂事件中，我又想起了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概括。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只会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一旦有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

　　另一种类型，王瑶先生称之为“二道贩子”，即向中国人贩卖西洋货，又向西洋人贩卖中国货，王先生说他们贩卖的还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说的“西崽”，他们“倚徙于华洋之间,往来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总而言之自我感觉极端良好。这样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为靠山的;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注意，他们“都是国粹家”。这非常深刻，可谓一语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时时把“中国特色”挂在嘴边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先生在80年代概括出这两种类型知识分子，但那时他们还处在萌芽状态，还在形成过程中，并不占主导地位。八十年代在北大占主导地位的是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当然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都是自有底线，精神底线、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的。以这两类知识分子作为北大的主导，北大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未来北大的走向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我一开始讲我的北大之忧，主要就忧在这里。

　　人文学者面临全新的挑战

　　最后还要讲一个问题，似乎与燕京学堂无关，但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大学文科怎么办”有密切关系，也是我近年特别感到焦虑的问题，因为我多年来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就没有机会讲，今天就借此讲一讲我的这个焦虑吧。径直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特别是文科研究，正面临全新的要求和重大的挑战。

　　这些年我一直在冷静、紧张地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全世界都病了。就是说世界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现行的所有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的既定的文明形态，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都出问题了。

　　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固守着原来，另一方面危机并非末路，现成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尽管出现危机，但也有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包含着某种人类文明的积淀的成果。他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前提。简单概括就是弊病和价值并存，危机与转机并存。因此，未来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不会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否定一个，而是各自变革与调整，又互相影响和吸取，相互交融，从而达到综合和超越。这大概就是我的乌托邦理想吧。

　　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危机与转机并存的时代，在我看来，给我们人文学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战。按我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它根本上就是一种文明的研究;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对世界现有的所有的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寻找、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反省，一方面是开创，变危机为转机，这就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刚才有位老师说，文科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学术的独立与思想自由，这确实是一个要害，而且在当下中国，还具有迫切性。我想补充与强调的，是我们还要呼吁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也是文科研究保持发展活力与生机的关键，我们现在陈陈相因的平庸之作实在太多了。在我看来，文科研究也是危机与转机并存，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越大，越是文科研究大发展的机遇，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从另一面说，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提出全面挑战。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是越来越发现，简单地站在某一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知识立场上，已经很难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作出准确地判断和合理解释了。坦白地说，我对很多还在坚持左派、右派立场的朋友，对他们对当下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很多判断，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论幻觉的知识者都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和变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固守在原来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的理论框架之内，而应该正视现实，进行全新的研究和理论创造。

　　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知识结构的挑战。要真正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矛盾与危机，就必须深入到其内部结构的深处，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作出科学的阐释与批判。这就需要对所研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还要有制度、模式、文明比较的眼光与学识。而这样的反思、总结，有必须是多学科，跨学科的。

　　这也是我的苦恼所在：我意识到了问题，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我的知识结构已经不可能调整了，到了这个年龄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受到了限制，我为之焦虑不安，就只能向在座的诸位发出呼吁。我真的感觉到，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家，新的价值理想，新的理论突破，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正处于文科大发展时代的前夕。我曾经对大学生们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也想对文科研究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像这次我们对燕京学堂问题的发言这样;但这还不够，还要跳出来，想一些更大，更长远，更根本性的问题，想想学科发展和我们个人发展未来几十年将会面临什么问题，还有许多涉及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许多领域，等待着我们去关注，思考与耕耘。我们每个人如果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抓住其中某一方面进行新的反思，新的探索，就会有新的收获。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可以做。这也是我的态度：该说的话要说，说了管不管用，是我自己掌握不了的;说完了，就赶紧去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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