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漱渝：鲁迅作品为什么要进入教材？

　　当今青少年阅读鲁迅作品会有相当的难度。难在哪里？

　　字难。比如《白莽作序》，说革命诗歌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 也是对于摧残者憎的丰碑”。这句话中的“纛”（dào）指古代的军旗，现在很少用，一般学生既读不准音，书写也有难度。最近中央电视台举办的“青少年汉字大赛”中好像考过这个字。

　　词难。语言有时代性和民族性。外国的词汇中国人难懂，古代的词汇当代人难懂，但鲁迅作品中偏有许多外来语和文言词汇，读起来难免跟当代青少年产生隔膜，正如当今的老年人读不懂一些网络用语一样。更加困难的是鲁迅作品中的一些词看似通俗，但有其独特含义。比如《朝花夕拾》中有一篇《琐记》，作者回忆他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时“一星期中，几乎整天是英文”。我原以为这里的“英文”是指英语课，其实是指“国学”之外的“西学”课程，包括几何、代数、水学……通称为“英文”。同书中的《藤野先生》说日本仙台医专的老师讲细菌学时，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这里的“电影”指的其实是幻灯。

　　句子难。我在读中学的时候特别欣赏鲁迅作品中的一些格言锦句，如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 希望》），“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华盖集续编 记念刘和珍君》）这些句子当中没有不认识的字，读起来也朗朗上口，但要真正理解其深刻含义，必须有相当的社会经验和人生阅历。

　　辨别文体难。鲁迅很乐意别人称他为“体裁家”。但他有些作品的文体常常难以辨别。现在的文体界限区分得越来越细密，界定得越来越明晰。 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连现代短篇小说的样式都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读者纳闷：一篇小说，怎么刚开头就会很快刹尾？他们根本没有“截取生活横断面，借一斑以窥全豹”的概念。所以，像《一件小事》这样的作品，鲁迅将它收入小说集，但未必不可视其为散文、速写。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过客》，今天肯定会视为独幕剧；而杂文集中的《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今天则会划归为散文中的“怀人散文”。

　　主题把握难。我上学时，语文老师分析课文， 总是要切割成三大块：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但鲁迅作品思想深邃，主题往往具有开放性、复杂性、多义性，不同读者的理解常有不同的侧重点，很难划一。比如《孔乙己》一文，通常理解为揭露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扭曲，让他们变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好喝懒做。但鲁迅本人则是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咸亨酒店的掌柜、酒客，包括小伙计，痛心于他们对受苦人的冷漠，缺乏诚与爱。

　　最难的是“知人论世”。鲁迅作品涉及的人物好几千，每人都有其是非功过，都有其全人全貌。但鲁迅作品的写作又都有特定情境，针对的往往只是笔下人物的一时一事，很难据此对其盖棺论定。比如鲁迅批判过顾颉刚、高长虹、梁实秋、林语堂、周扬、郭沫若……不能因为这些人物别有其他长处或贡献，就简单化地否定鲁迅的批判；也不能因为鲁迅的批判就全盘否定这些历史人物。鲁迅作品涉及的历史事件也很多。一篇短短的《自序》，鲁迅就提到《新青年》倡导的“文学革命”，提到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 对于这些历史，九零后、零零后的一代自然会感到陌生。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近几十年来又不断有人在做翻案文章，连“五四爱国运动”，“女师大风潮”，“三 一八惨案”的案也不断有人在翻，往往让今天的师生眼花缭乱，感到莫衷一是。还有些文坛纠葛，突发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如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发生的“两个口号”论争，不但当时的认识不尽一致，可以说至今都难有定论。

　　以上讲了读鲁迅书的这许多难点，那是否干脆让鲁迅作品从教材中“大撤退”，就可以一了百了呢？这是《水浒传》中李逵抡板斧逢人便砍的鲁莽做法，决不可取。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上，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借用蔡元培先生的话来说，鲁迅是中国旧文学的殿军，也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 历史的链条环环相扣，去掉其中的重要一环，整个链条就会断裂。这就叫做传承。文化传承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现在弘扬国学，难道读《论语》《孟子》《诗经》《楚辞》就不难了吗？如果单从扫除文字障碍来看，肯定要比读鲁迅作品更难。还有不少年轻人崇尚西方文化。学习西方文化就不难了吗？连语言文字都要从头学起，这难道不比读鲁迅作品更难？可见，困难并不能成为不学鲁迅的正当理由。叶剑英元帅把读书比喻为打仗：“攻城不畏艰，读书不怕难。”这才是正理。

　　我多次讲过，鲁迅作品是经典，兼具文学经典、历史经典和伦理经典的功能，不仅具有审美意义，而且具有认识意义，普适意义，特别是现实意义。这样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信手拈来一个：

　　今年8月27日，早上阅《新京报》，有一篇时评，题为《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教育局长》。问题由哈尔滨市原畜牧兽医局长秦德亮被任命为该市教育局长引发。有人认为“以前管畜牲”的人，不宜现在“管学生”。虽然秦局长肯定受过教育，但管理教育毕竟是一门复杂的专门学问，不是随便派一个人就能管好的。这篇时评认为，人事安排应该设置一定的“职业门槛”，官员随便串岗违反了“人尽其用”的原则。据统计，2008年全国122个县的教育局长，真正由校长提拔的只有18.9％，其他都是串岗的。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官本位”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当官的目的侧重在做“当局”，并不是非要真办事。鲁迅1927年写过一篇杂文叫《反“漫谈”》，收在《而已集》里。文章写道：“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做教育总长。”

　　必须补充说明，我决没有将今天的人事制度跟北洋时期机械类比的意思，而只是想说，鲁迅批判的那种官本位观念至今仍未彻底根除，所以在有些人眼中只有级别，是否相当，能不能平调或晋升，而不去充分考虑是不是真能办事。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从根本上说，读鲁迅的书还是为了教化，为了立德，为了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撑。鲁迅文化活动的宗旨是为了“立人”，他对国民性中的负面因素进行了广泛解剖，也对塑造新型民族性格提出了正面主张，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资源，决不能出于短视弃之如敝履。

　　如何克服阅读鲁迅的困难？我曾提出过很多办法，如循序渐进，情感灌注，细读精读，等等。再补充一个胡适的读书方法——“致知后读法”。这是一种力求“沟通文理”的现代通识教育法，其依据就是知识的触类旁通。 要精读一种书，必须博览群书。胡适举例说，古代很多学者读不懂《墨子》，后来普及了光学、几何学、力学的知识，《墨子》中的很多内容就迎刃而解了。鲁迅1909年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时写过一部生理学讲义， 书名为《人生象斅（音“笑”）》。斅，就是教导的意思。我一直把这本书视为鲁迅的科学论著，但无力准确评价其学术贡献。最近武汉大学有一位老师叫宋声泉，他查阅了鲁迅的日文藏书《解剖生理及卫生》，还有另一种日文版的《生理学讲本》，坐实了鲁迅编的这部教材基本上是上述两书的意译，很少原创性，谈不上是科学论著。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说明我们过去对鲁迅的一些作品的价值估计不充分，但对另一些鲁迅早期作品又评价过高。要解决我前面提到的“知人论世”的问题，也必须大量阅读鲁迅作品之外的相关书籍。比如要正确评价鲁迅和梁实秋的论争，就必须阅读梁实秋本人的文章。要正确评价鲁迅的思想发展历程，就必须了解鲁迅生活年代的那一段历史。“只有跳出鲁迅，才能走进鲁迅”，这就是我晚年阅读鲁迅作品的切身体会。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说“转益多师是汝师”，强调向各家学习，熔众长于一炉。陆游在《示子通》中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些主张跟胡适提倡的“致知后读法”精神都是相通的。

　　人物百科

　　1957年考入南开大学汉语语言文学专业。1962年毕业，分配到北京西城第八女子中学现名鲁迅中学任语文教师。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至今。现任鲁迅博物馆副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兼职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文学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国丁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南社及柳亚子研究会理事。1959年开始在报刊发表习作。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参加1981年版《鲁迅全集》及1992年版《郭沫若文集》的部分注释工作。

　　专著有《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运动》、《鲁迅在北京》、《鲁迅史实新探》、《许广平的一生》、《民族魂——鲁迅的一生》、《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史实求真录》、《宋庆龄传》、《风情·亲情·乡情——一个大陆人看台湾》等。新作有《五四文坛鳞爪》、《甘瓜苦蒂集》、《倦眼朦胧集》、《披沙简金》、《剪影话文坛》、《胡适心头的人影》。合著有《许广平的故事》、《胡适与周氏兄弟》、《胡适与蒋介石》、《鲁迅与中国现代女作家》。主编书籍有：《鲁迅诗作鉴赏》、《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个人编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鲁迅序跋》、《鲁迅语录·四卷本》、《鲁迅语录》、《鲁迅的风月闲谈》、《一个都不宽恕——鲁迅和他的论敌》、《说不尽的阿Q》、《看，这个丑陋的中国人——柏杨其人其事》。与人合编书籍有：《编年体鲁迅文集（插图本）》、《许寿裳遗稿》、《鲁迅画传》、《鲁迅与世界》、《当代作家谈鲁迅》，《中国现代作家自述丛书》、《郁达夫精品系列》、《中国现代作家怀人散文》、《中国现代作家日记丛书》等。曾赴美国、法国、韩国、日本、台湾、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地进行学术交流。专著《宋庆龄传》获1989年全国希望杯图书荣誉奖、吉林图书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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