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正当性吗?——对几种质疑的评析

摘要：近年来，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许多质疑高校思政课正当性和必要性的杂音和谬论，比如“思政课取消论”“思政课非意识形态化”“思政课自由选择论”“思政课无用论”等，严重干扰了高校育人工作。从理论上深入剖析上述种种观点的谬误，揭示其实践危害，对于理直气壮地在高校开好思政课，加强高校思想宣传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大学生是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以什么样的理论武装接班人的头脑问题，是关系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问题，绝对不能掉以轻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作为对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意识形态教育的主渠道，在培养接班人问题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正因为如此，党历来极其重视高校思政课建设，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近些年来，由于受各种错误价值观、思潮和理论的影响，“思政课取消论”“思政课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以及“思政课自由选择论”“思政课无用论”等观点甚嚣尘上，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不小的冲击。发挥高校思政课在高校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必须首先肃清上述错误思潮的消极影响。

一、驳“思政课取消论” 

有人认为，把思政课作为高校学生的必修课，没有必要;还说中国大学要向国际上一流大学看齐，就必须首先摒弃“中国式思政课”。他们举例说，看看世界一流大学，哪个学校像中国这样，大学生必须学习一系列的思政课?

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来看看世界顶尖大学——哈佛大学。在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中，本科生需要修满三十二门课程，这些课程由通识课(或者叫核心课程)、专业必修课和自由选修课三大板块组成。其中八门核心课程，十六门专业课程，八门选修课程。在这三大板块中，核心课程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什么是核心课程呢?从内容来看，核心课程包括自然科学(物理学或者生物学中任选一门)、文学名著、西方思想制度等三个门类。其中文学名著和西方思想制度等一系列课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向学生灌输具有倾向性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的课程，其目的是对学生进行西方主流价值观的教育。用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中的关键人物罗素夫斯基的话说，核心课程的重要任务就是“将共同的价值观念传输给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这表明，核心课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

再来看看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英国。2015年1月27日，英国教育大臣妮基·摩根，在卡尔顿俱乐部Politeia智库论坛上发表题为《知识问题很重要》的演讲，强调推动“英国核心价值观”是教育的重中之重。她表示，必须给年轻人灌输诸如民主、法律、个人自由、包容与尊重等“英国核心价值”，“所有学校都应像提升学术标准一样提升基本的英国价值观”，让每个孩子懂得“英国价值观”与学习“数学、英语”同样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例外”。按照摩根提出的标准，英国教育标准局已经将检查课程是否符合“英国核心价值”纳入监管体系，不符合要求的学校将无法得到政府资助。英国剑桥大学哲学系立即做出回应，将所有不属于“英国核心价值观”的“非自由主义传统”的哲学作品，从其本科生教育中移除：第一位被“手术摘除”的哲学家便是卡尔·马克思，随后还有黑格尔、尼采以及整个“无政府主义”理论传统。

需要做出说明的是，上述情况不仅仅只存在于哈佛、剑桥这样的“名校”，而是西方发达国家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由此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不但存在着向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西方式的“思政课”，并把其视为每个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而且严格规定这些课程必须以灌输西方“核心价值观”为主。因此，那种以西方发达国家高校并没有开设“思政课”为由，借此来否认西方国家的高校具有对本国青年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功能，并进而质疑我国高校开设“思政课”的正当性，那就大错特错了。

问题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校为什么没有开设像我们这样的思政课?为什么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对青年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内容有如此重大差别?道理很简单，因为意识形态往往是反映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意识，高校的意识形态教育也是以对青年学生灌输占统治地位阶级的、所谓“主流意识形态”为己任。因此，那种主张我国大学思政课应该向国外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齐的观点，其实是忽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大学生进行意识形态教育的本质区别。

大学是塑造灵魂的花园。高等教育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培养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人的素质分为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是培养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其中，社会主义觉悟，是要求大学生掌握科学的理论，懂得新中国的历史，了解社会的规律，培育高尚的品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必备的法律知识。这是我国高校思政课的功能指向。

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旧社会中形成的，是科学的革命和革命的科学，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的结晶。真理只有掌握在群众手中，才能转变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任何一种思想，如果不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也不能上升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历史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指引中国赢得了独立、自由、民主、富强。马克思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如果不把最好的科学理论奉献给青年一代，那将是一种犯罪。开设思政课，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职责所在。如果大学生弃而不顾科学的锐利武器，那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脑中固有的，也不会基于朴素感情、狭隘经验或者遗产基因而自然形成。马克思要求把科学的理论灌输到工人之中去，使工人认识到性质、使命、任务、责任和担当。恩格斯要求把社会主义作为科学看待，就是说，去研究它。毛泽东倡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任何一个有志青年，如果要追求真理反对愚昧，追求科学反对迷信，追求民主反对专制，追求解放反对奴役，追求国强民富反对任人宰割，都不会拒绝研究马克思主义，都会以科学严谨的态度学习思政课。

可见，开设思政课，是由国家的性质、社会的目标、人民的利益所决定的。如果取消了思政课，无异于自己解除理论武装。没有思想理论上的独立自主，就没有政治和经济的独立和主权。这恰好落入西方国家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那些主张取消思政课的人，不知依据何在，目的何在。

二、驳“思政课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 

有人认为，高校开设思政课无可非议，但应“淡化意识形态色彩”，尽量“非意识形态化”;还有人称，应该摒弃以灌输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为主流的思政课，代之以介绍多姿多彩的世界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思政课。上述观点其实是“非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多元论”在思政课问题上的反映。

所谓非意识形态化，就是把意识形态和科学对立起来，认为一切意识形态理论都是出于阶级私利而对现实进行歪曲，因此没有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既然宣称是为工人阶级利益服务的，那么它就摆脱不了工人阶级的偏见，所以也就无科学性可言。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我们知道，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是有思想和意识的;人类社会与动物世界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社会意识，不仅如此，人类的社会意识不是人们能随心所欲地确立的，相反，它由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所决定，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换句话说，社会意识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制约与支配。马克思指出，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社会意识形态既不可避免，也不可随心所欲地制造;这个道理就像人只要在地球上就必然要受到地球重力的吸引而不能自由飞翔一样，因此，那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实际上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从实践上看，“非意识形态化”观点实际上是打着“反对意识形态化”的旗号，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歪曲为“意识形态偏见”而搞掉;另一方面却又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所谓“非意识形态化”，不是要抛弃掉意识形态本身，而是要取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成为主导世界发展的主流意识形态铺平道路。由此可见，所谓“非意识形态化”，是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给中国开出的一剂毒药。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强化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并大肆向其他国家进行渗透;另一方面，对别人却宣扬什么非意识形态化，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便是明证。然而，这样蹩脚的伎俩，却被国内一些人奉为圭臬，作为高校思政课“非意识形态化”的理由，居心何在?

与“非意识形态化论”类似的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意识形态多元论”。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中政治、经济的多元存在方式，决定了社会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各种不同性质、不同内容的意识形态应该平等共存。甚至有人提出，人有思想自由权利，因而作为思想观念集合体的社会意识，应该允许多元并存;至于哪种社会意识居于主导地位，应该由市场决定，不应该由政府国家强制规定。这种说法既经不起理论推敲，也无法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我们知道，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不同阶级的意识形态，反映不同阶级的意志、利益和愿望。不可否认，在当今任何社会中，都不可能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统天下，而是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但另一方面，在多元的意识形态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占统治地位、居于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不仅如此，一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总是这个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意识形态;一个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必然是反映并为这个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因此，统治阶级是不可能赋予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平起平坐的地位的;被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也是不可能通过和平方式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更不存在由市场自由决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可能，否则将会天下大乱。

在资本主义社会，正因为资产阶级具有雄厚的资本，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他们才有实力去收买各种代言人，使其意识形态占据社会的主流。资产阶级能把为其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交给市场去自由选择吗?资产阶级能给大多数劳动者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吗?不但没有，相反，他们要尽量用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去给无产阶级洗脑，麻痹无产阶级大众，甚至必要的时候不惜动用武力去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美国麦卡锡政权将共产主义视为祸水，对共产党组织、共产党员进行清洗;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时期蒋介石政权将共产党视为共匪，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视为异端邪说，将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视为犯罪;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因此，所谓市场自由选择意识形态论，要么是天真的幻想，要么是欺骗老百姓的遁词而已。

再来看看当下的例子。众所周知，在2005年伦敦地铁发生大爆炸之后，由于炸弹的放置者都是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少数族裔青年，英国政府痛定思痛，决定加强英国“核心价值观”教育，抵制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2011年2月，英国首相卡梅伦曾指出，英国必须放弃失败的“文化多元主义”，取而代之的是坚决捍卫自由的西方价值观。他警告说，容忍那些拒绝接受平等和民主、积极提倡分离主义的人只能导致激进化。2010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发表讲话表示，德国的文化多元社会已经死亡，伊斯兰社区是德国的一部分，穆斯林移民需要学习德语，努力融入德国社会。以前“多元文化主义”强调的平等已经宣告终结。2011年，法国也宣布本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失败，认为法国的国民价值，无法接受新移民的“特殊风俗”以及宗教价值观。法国《查理周刊》恐怖袭击的事件以及百万人大游行，均可视为对“文化多元主义”的告别仪式。

上述事例清楚地表明，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所谓多元文化的意识形态论，也是镜中花、水中月。因此，那种主张在我国高校思政课应该秉行“多元文化灌输论”的观点，不知道居心何在。

三、驳“思政课自由选择论” 

那么，为什么中国高校必须开设思政课，为什么不能向学生灌输西方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主导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中国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既是总结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经验教训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事实的基础上得出的确切结论;也是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而为亿万人民取得的共同认识，是广大人民的自觉选择，因此，也被理所当然地写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然而，有人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应该是对党组织和党员的要求，不应该强求每个公民都做到。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常常拿宪法来说事。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也就是说，根据宪法第36条，公民有信仰自由的权力，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可以选择信、也可以选择不信。如果选择不信，为什么还要接受这一套教育呢?具体到高校，要求每位学生必须学习一系列思政课，就是强迫学生必须信仰它，这实际上是和宪法原则相违背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主要是依宪治国，因此，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高校思政课应该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

这种“自由选择论”貌似具有《宪法》法理上的依据，实际上却是对宪法精神断章取义的错误理解。2004年《宪法》序言中，以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过程和经验为基础，明确规定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指引我们不断前进的指导思想;这两条是宪法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中体现，是统领整个宪法之纲。不仅如此，《宪法》中这两条的基本精神在有关教育的条款中得到具体化。《宪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各种专业人才”;第二十四条规定：“普及理想教育、道德教育、文化教育、纪律和法制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反对资本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和其他的腐朽思想。”高校开设的思政课，正是对《宪法》上述条款的原则和精神的贯彻执行。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全国各族人民“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既然如此，高校开设思政课，对每位大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则是宪法原则和精神的具体体现。

四、驳“思政课无用论” 

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思政课是务虚的，当代青年大学生学习思政课没有多大的用处。有人质疑说，学好思政课，对提高学生的专业技术水平有帮助吗?对大学生找工作有用吗?学好思政课，能给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GDP的增长吗?能创造就业机会吗?能带来科技发明和创新吗?既然不会提高学生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也不能给个人和国家带来直接的效用，那么，与其在思政课上花大量时间，不如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用在专业课的学习上，练好专业技术本领。正所谓学习思政课，不如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种观点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其主要错误在于片面强调科学技术的作用，忽视“理论”“思想”“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引领，更没有看到“以什么理论为指导、走什么路”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决定性意义。

我们不否认科学技术对一个国家、民族发展的重要性，作为炎黄子孙，在这个问题有着更为深刻的体验。近代中国正是由于科学技术落后，才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导致中华民族陷入长达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了求救国救民之真理，曾经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实施过科学救国、技术救国和实业救国，然而这些努力都以失败而告终。失败的教训告诉中国人，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从制度上、思想文化观念上入手进行彻底的变革是不能最终成功的。一开始，部分中国人把目光投向了资本主义，试图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但最终都遭到了失败。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近代中国历史证明，没有制度的彻底变革与科学理论的指导，只靠技术强国，只能是天真的幻想。

从世界视野来看，所谓技术决定论、技术万能论，也是没有依据的。我们承认科学技术对经济社会进步的革命性作用，但是认为只要解决了科学技术问题，所有的社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这又是一种无知的幻想。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可是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解决了吗?周期性的经济危机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环境资源问题、跨国性毒品犯罪问题、局部战争问题等，不但一个都没有得到最终解决，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就拿贫富分化来说，根据法国学者皮凯蒂《二十一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但没有缩小贫富差距，反而有扩大的趋势，甚至已经接近20世纪资本主义大萧条时期的水平。由此可见，根本制度问题不解决，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此外，技术万能论、技术决定论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科技进步与制度、理论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近代伟大的工业革命之所以肇始于英国，不仅在于英国较早地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为工业革命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还在于近代英国涌现出一大批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正是这些思想理论，成为了英国资产阶级战胜封建主义的重要理论武器。总之，大量的事实证明，科学技术水平固然重要，但是制度问题，走什么道路问题，以什么理论为指导的问题，则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还有一个掌握在哪个阶级手中、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把科学技术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巩固统治阶级地位，压迫和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两次世界大战中，最先进的科学技术，都首先运用于帝国主义国家为争取霸权地位、统治全世界的战争之中，科学技术不是成为造福人类的工具，反而成为涂炭生灵的凶器。在当下，美国斯诺登揭露的美国中情局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监听和窃取世界各国包括其盟国领导人信息的丑闻，尖端的信息技术成为美国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实行技术恐怖统治的工具，完全有悖于国际政治道义和他们所标榜的自由人权。

科学技术固然重要，但掌握在具有什么样的政治思想素质和道德品质的人手中，也至关重要。许多网络天才，运用其专业知识，利用网络漏洞，制造编辑和传播病毒，骗取他人财物，科学技术在他们手中成为谋财害命的工具。毛泽东说：“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学习和培养专业技能，与培养和造就崇高的思想政治道德品质，是并行不悖的。我国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不但在专业技术上学有所长，而且具备优秀的思想道德品质。在新中国成立后急需大批科技人才的时候，钱学森毅然选择放弃美国优厚的待遇，回归故乡，报效祖国。他曾说：“我为什么要选择中国?我的回答是因为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因为我热爱我的祖国。”钱学森认为，崇高的理想信念，是激励人进行科技创新的精神动力。“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懂得大道理的人，是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人，因而也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也正是因为懂得大道理，所以也一定勇于改革创新，不怕艰难挫折。

以“对我是否有用”、“能否满足我的需要”为标准，来衡量思政课的意义，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表现。而不讲政治、不讲理想信念的实用主义正是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之一。毕生以反共为职志的尼克松认为，实用主义是打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向和平演变之路的缺口。当他看到“正在崛起的一代东欧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干家”的时候，当他看到“共产主义作为激发人们的力量”在苏东国家已经死亡的时候，当他看到东欧共产党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信仰”、“意志和信心已经破灭”的时候，他就预言“和平演变的时候已经成熟”。尼克松的预言不幸成为了事实。苏东剧变，已是前车之鉴，不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高校思政课的重中之重，引导学生深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道理;而是向学生灌输实用主义观点、宣扬“思政课无用”是不行的。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和国家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高校是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战场，思政课则是高校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正是由于思政课在高校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因此，肃清对思政课的种种误解、歪曲甚至抹黑的观点，对于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政课，发挥其在高校思想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渠道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英政府推动“英国核心价值”教育.参考消息[N]. 2015-02-18 (6).

[2]土德华.英国教育大臣提“核心英国价值观”也是蛮拼的[EB/OL].http://world.newssc.org/system/20150207/000536497.htm1, 2015-02-07/2015-08-1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6期，原标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正当性吗?——对几种质疑的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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