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小学悖逆教育问题及其他

香港中小学悖逆教育问题及其他

桃花舍主人

最近，《大公报》报道：香港一所“小学二年级的网上常识课，出现‘英国为了消灭鸦片才向中国开战’的内容，令人瞠目，这已不止是观点偏颇，更是事实错误，篡改历史”。

同时，《大公报》还报道：

【“无独有偶，网上又疯传一份（香港）中学中史科教材，当中批评林则徐‘不明智’地禁烟，‘损害英利益’，最终酿成战争。”】

《大公报》更揭露：

【“类似对鸦片战争的错误介绍，在香港教科书中比比皆是，甚至有历史展览馆的相关描述也不尽不实，譬如不提英军侵略，还说中英‘和平’签订《南京条约》云云。”】

竟然荒诞无耻下作地替西方的野蛮侵略历史洗刷辩解，香港教育领域某些人的这种行为，应该以反动称之，为了不刺激某些人，姑且把它叫做悖逆教育。

《大公报》揭露的这些悖逆教育现象，自然令绝大多数真正的中国人气愤填膺，不过，却又并不使我们吃惊，因为这些年来，我们已经了解到不少信息，知道香港某些人一直在奴颜婢膝地为西方势力张目，一直在无耻地丑化新中国乃至中华文明，一直在恶劣地叫嚣“港独”，而被唆使出面如此闹腾的有不少是年轻人，这早就表明，香港的教育出了大问题。这次篡改鸦片战争历史的问题被揭露，只不过为香港的悖逆教育问题增加了又一个明证。

《大公报》的报道里提到香港“中学中史科教材”，这所谓“中史科”，是“中国历史科目”的简称。这自然是在学校里设置的讲授中国历史的课程，在中国的国土上，这本是必须应然的，是天经地义的。殊不知，在西元2017年以前的十几年中，香港的学校里竟然不存在“中国历史”这门课程，而是在香港发生个别候任议员公然辱国“播独”丑剧之后，香港各界的有识之士反思认为，这与历史教育的缺失关系密切，才呼吁和推动“立法会”于西元2016年底通过了“要求规定初中中国历史独立成科”的相关议案。不过，这个议案属于“无约束力议案”，此后似乎有的学校照着做了，有的学校不一定照着做。

香港《文汇报》在西元2016年就“历史教育的缺失”问题发表的评论文章曾谈到：

【“在香港回归前，那时的香港学生尚且知道中国人的根源、优点，知道中国四大发明，不会忘记祖父母辈做'弱国人'时的悲惨，不会忘记旧中国被列强虎视鹰瞵、豆剖瓜分的危局，更不会忘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强加给包括港人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深重苦难。然而，回归后，从2000年起取消了回归前中国历史作为必修科的地位，到2009年课程改革大幅削减选修科目后，中史科竟然无人问津，导致新一代因不知历史而对国家产生误解甚至抗拒。”】

原来，香港“回归”前“中国历史”是香港学校的必修课，“回归”后不到三年就“取消”了！这种做法真令人匪夷所思：当时是一些什么人做的“取消中国历史课程”的决定？理由是什么？不管怎么说，这是《基本法》所不允许的，也是违背“一国两制”的基本内涵的。

当然，即便设置了“中国历史”课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不必然就有正确的教育。上述《大公报》报道揭露的香港某中学“中史科教材”里，把鸦片战争的起因归咎于“林则徐不明智地禁烟，损害英国利益”，这个事实表明，主要的问题还在别处！

而《大公报》揭露的香港中小学教材里关于鸦片战争起因的错误内容，本身却是对立的：某小学的“常识课”说“英国为了消灭鸦片才向中国开战”，某中学“中史科教材”则说是“林则徐不明智地禁烟，损害英利益，最终酿成战争”。这两种说法，前者把以武力支持鸦片贩卖的侵略行径说成“为了消灭鸦片”，后者将禁止鸦片贩卖的正当做法指责为“不明智”，二者截然矛盾，但都是颠倒黑白，捏造历史，以达到向中小学生头脑中植入赞扬侵略者、否定反侵略者的错误观念的目的，这反映出，香港的一些人已然丧失基本的中国立场（也就是人类正义立场），为替“英国”洗刷罪恶，已到了信口开河、毫无逻辑、浑不讲理的地步了。

更严重的是，这次揭露出的中小学教材问题，恐怕只是香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旧殖民流毒和新殖民（西方文化）恶果欲入膏肓的病象之一角。“回归”二十三年后，香港更亟待“回归”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崇高正义的常理。

不过，香港的问题也不完全是香港一地的问题，历史教育和论述方面的悖逆问题，在内地同样存在。

比如，有岭南某大学的“教授”袁某某，就曾在其一系列“晚清大变局”的“专著”和文章里喋喋不休地“论证”，鸦片战争和西方对华的其它侵略战争，都是由于中国“违反国际法规”而引发的。这种论调，与前述香港中小学教材中关于鸦片战争的说法是一丘之貉，只不过披上了“学术研究”的外衣。

最近，南京、武汉、海南某几个大学的几个“教授”，为维护那个写“日记”的“作家”，与爱国网友进行网络争辩，被网友发现他们许多年来，就在网络上以恶劣的言词贬斥正当的爱国主义、替日寇和其它西方侵略者的反人类罪行唱“赞歌”、辱骂自己的（如果他们还是中国人的话）祖国——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这些人都有“教书育人”的工作，他们会教出怎样的青年学子来？而这些人自己，又是怎样一种错误教育氛围产生的怪胎？

更严重的是，上述这些人，不论是写“专著”为西方侵略者唱赞歌的“教授”，还是为写“日记”的“作家”辩护的“教授”，据说还都是党员，他们已经并仍将给人民政党的根基造成怎样的侵蚀？像他们这样的“两面人”还有多少？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恃无恐，是不是存在某种环境和“后台”的问题？

解决香港的某些问题，当然可以并应该就事论事地去做。比如《大公报》揭露了上述问题后，涉事的学校公开“感到抱歉”，并“承诺会采取进一步措施优化现行处理教学材料的机制，确保学生能够接收正确的知识”，教育局发言人则宣称“正跟进有关事件，并向有关学校了解，以查明事实”，强调“不能容忍让教师教错历史事实，如有教师被证实有专业失德，局方会根据《教育条例》严肃跟进”。这是起码的正确反应。

但是，这么些年来的现实告诉我们，上述反应治标而不治本，香港的某些问题的根本解决，显然只能以内地的某些问题得到解决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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