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之乱，祸起萧墙
2021年4月6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沙塔尔·沙吾提以分裂国家罪、受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庭庭审中，依法保障其各项诉讼权利。
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长年来将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编入少数民族语言教材，在新疆印发近2500余万册，面向232万名维吾尔族在校学生及数万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时间长达13年之久，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自2002年起，沙塔尔·沙吾提在上述职务任职期间，以分裂国家为目的，利用主持编写、出版中小学民族文字教材工作之机，多次釆取单独授意和召集会议等方式，组织阿力木江·买买提明（时任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已判刑）等人，专门挑选多名具有民族分裂思想的人员进入教材编写组，上述人员在编写教材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以沙塔尔·沙吾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
经法院审理查明，沙塔尔·沙吾提在传达教材编写、出版工作要求时，违背教材编写宗旨和指导思想，以突出“地方特色、本民族特色、体现本民族历史文化”为幌子，极力要求在教材中编入宣扬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思想的内容，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裂国家目的。
同时，沙塔尔·沙吾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1505.27692万元。
经审查，这起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教材事件中查处的具有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内容的问题课文共计84篇，其中2003版41篇，2009版43篇（其中22篇选自2003版“问题教材”）。
现已查明，在上述教材影响下，阿不都沙拉木·阿不都外力、木太力甫·库尔班等人（均已判刑）参与实施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活动；阿布力孜·热西提（已判刑）参与实施了“4·30”乌鲁木齐市火车南站暴力恐怖犯罪活动；阿提坎木·肉孜（已判刑）参加中央民族大学原教师伊力哈木·吐赫提为首的分裂国家犯罪集团并成为其骨干。
去年的风波仍历历在目，简单总结那件事情的原委：一个日伪汉奸后代的“画手”，职业生涯饱受国际机构和境外NGO组织的赞誉褒奖，并凭借无工商注册的空壳虚体、在近乎于“零竞标”的情况下顺利拿到人教社的课本插画订单，继而大肆创作以媚美亲日、反华、种族歧视、恋童癖、性骚扰等笔触语言为核心主题的作品，最后嵌入教材送入了中国孩子们的课堂，直至近日被网友曝光。
事件的过程就是这么简单，但是事件背后的根因溯源则没有那么明快。
毒教材之事，是从根上要撅掉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文化认同、在意识形态层面颠覆上到执政、下至拥政的根基，是于灵魂深处的思想投毒。
此后若再想要扭正一代人的思维，这需要耗费的代价就太大了。
舆论绝不可七秒记忆。
任何一种文化群像，一定脱胎于孕育它的社会氛围与政治土壤，不论是创作灵感还是发表勇气，其背后凸显的都是时代世风。
因此，剖析这类种族沙文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既不能拘泥于如乌合麒麟那般的“从经济角度分析”的洗地，更不能作为单纯的学术话题探究，甚至不仅是某一个衙门内部的腐败孤例——而必须树立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向历史深处进行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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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爆发“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
一年后，李鸿章与各国签订《辛丑条约》，同意向十四国赔偿白银四亿伍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
这就是庚子赔款。
但是在《辛丑条约》和庚子索赔之后，有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表现与其他列强不太一样。
这个国家相当的克制，甚至愿意将庚子赔款的一部分退给了中国，用作“留学生派遣经费”和“对华安置费”。
这个国家，就是美帝国主义。
1905年，美国颁布《限制来美华工条约》，引发了国人的强烈不满，全国各地爆发了抵制美货、焚烧美货、杀死美国传教士的行动。
这次的事件给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给罗斯福写信，主张在对华关系上要有“新的手段”，要以柔克刚，有长远打算。
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也给老罗斯福写信，称：
每年赴日留学的中国人约有六千人，而赴美的才几百人。哪国能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就能在商业和精神上获取最大回报。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可靠。
1906年，美国国会像往年对清政府的庚子赔款进行核对，此时的美国正在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也正处于“相对缓和”的阶段。
从长远利益考虑，美国政府在众多民间人士的建议下决定将这笔钱用作专项的教育资金，培养日后亲美的中国留学生和政府官员，并创办以美国大学为模板的中国大学。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相关决议，“庚子兴学”一事由此拉开了帷幕。
在当时并非没有明人看穿，如章太炎就指出“美国此举实际上是鼓铸汉奸之长策”，但这样的声音已经不再庙堂之上。
按照规定，清政府需每年派出一百名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其中的80％学习农业、机械工程、工业、商业等实用科目，剩余的学生则学习法政史哲等学科。
为了让留学生能够更加有准备的赴美留学，中美双方决定成立游美学务处以对留学生进行必备的培养，而这所机构也成为日后清华大学的前身。
这也是今天人们戏称清华北大为“留美预备学校”的由来。
无独有偶的清华美院“艺术作品”
军工科技不见清华北大
1910年的第二次招考中，在四百余人中选拔出七十人进入游美学务处，这一批留学生中更是涌现出众多日后的著名学者，比如那个鼎鼎有名的“祖师爷”、民国亲美学阀代表，胡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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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和中美关系，这位买办文化精英的胡适先生曾用孟子的“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来比喻，即美国和中国之间应当是父子关系，儿子不可以得罪老子、不可以不听老子指挥……
还是本文开篇所语，单纯的批判一个胡适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问题是赴美留学，是那个诞生了胡适的晚清/民国时代。
随着游美学务处逐渐改造为留美预备学校“国立清华大学”，截止1924年，中国已派赴美留学生一千余人。
1924年，那正是中国时局混乱之际，为使庚子退款能够不被执政者用作战争军费，美国又在中国设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用作对其剩余千万美元退款的专项管理，而这些资金也被用作清华大学的建设资金与培养留美学生，使得中国的留美运动没有因为时局的动荡而停止下来。
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成立后，庚子留美运动继续展开，1933年新一轮的学生赴美留学继续………
1949年8月30日，毛主席曾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有被殖民记忆的国家，直接点明过：
“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我国许多有名的学校如燕京、协和、汇文、圣约翰、金陵、东吴、之江、湘雅、华西、岭南等，都是美国人设立的。”
“司徒雷登就是从事这些事业出了名，因而做了驻华大使的。艾奇逊们心中有数，所谓‘那些在宗教、慈善事业和文化方面团结中美两国人民的纽带，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是有来历的。”
“从一八四四年订约时算起，美国在这些事业上处心积虑地经营了一百零五年，据说都是为了‘加深友谊’。”
毛主席提到的协和，就是鼎鼎有名的洛克菲勒财团在中国的手笔。
1909年，洛克菲勒第一次派出所谓“东方教育考察队”对包括医学教育在内的中国教育机构作精细调查。
四年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成立，其在《远东的教育及其他需求》中表态：对于远东的中国教育，将采取行动，包括医学教育和建好医学院。
1914年，洛克菲勒团队第二次派遣队伍前往中国考察，考察范围锁定中国的医学教育。前后花费四个月时间，访问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医学院和八十八家医院，最终总结成一份名为《中国的医学》的报告，其中包括中国卫生现状、中国本土医院和手术等十个章节。
再一年后，洛克菲勒团队第三次前往中国，6月达成协议：用二十万美元购买早前由英国伦敦会与其他五个教会合作开办的“北京协和医学堂”的全部资产。
就此，新医学院定名为“北京协和医学院”，英文名PUMC（Peking UnionMedical College），成为了犹太财团在中国的第一个医学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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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预备高潮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两波，其一兴于20世纪初，止于1949年；其二兴于20世纪末，止于2012年。
2002年3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曾启动过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员合作培训尝试项目”。
当时的计划中，该项目分五年，每年由中美双方共同培训六十名中国高级官员。
美国方面要求，受训官员必须以中青年干部为主，要求参加者的基本情况是地市级或局级以上干部，本岗位至少两年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省级可适当放宽），本科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四级的英语水平。每期近三个月培训时间，入选官员先在清华大学培训一个半月，再到哈佛。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项目部主任助理在接受采访时说：
我们觉得，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有必要尽我们所能，帮助他们丰富经济管理方面的最新知识，扩展他们的战略远见以及及时掌握管理方法，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变动中的公共政策环境。
我们的课程将主要包括公共管理应用、公关技巧、评估能力、领导艺术等方面，采取案例教学为主的方式。
事实上，早在80年代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里就出现了中国学员，有组织有规模是在1996年之后，其中有多位省部级领导干部。
甚至，还有来自中国解放军系统的学员：2001年8月，二十五位中国大校及上校军官曾前往肯尼迪政府学院开始为期两周的进修课程。
另外，还有个别省市也与哈佛大学建立了直属培训联系，如北京市，在2002年3月时就至少有七位由北京市委组织部选拔考核的官员在哈佛大学学习。
自1998年至2001年入世起，短短三年间，北京市类似的国际交流项目就已有超过三百位官员参与。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其前身是哈佛大学的公共行政研究生院，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60年代更名为肯尼迪政府学院。
政府学院从2000年初起设立了专门的亚洲部，管理以中国官员为主体的亚洲学生。
自90年代末以来，中国政界涌动起人员培训的春潮，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将自己辖区内的官员派到海外接受有关机构的中短期培训，甚至在各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攀比风潮，“谁赴美人数多，谁的执政姿态就更现代化”。
2001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当时的培训热，提出了一项被外界称为是针对中国官员的最大规模的海外培训计划：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
恰巧，当时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约瑟夫·Ｓ·奈，正受聘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顾问委员。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位负责人向媒体透露：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是教学机构，要进行培训，必须寻找合作伙伴。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成立才一年多，但清华的名气、哈佛与清华的良好合作关系，加上公共管理学院没有传统的思维定势，相比而言更能接受新的改变。
当时，赛奇是哈佛最有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2002年大规模、成建制的赴美留学项目启动后，他主讲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课程是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中国官员学生们最爱听的课之一。
“资本主义世界最尖端的学府正在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培养治国之才”，这是海外媒体对该项目的评价。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赛奇教授是福特基金会——美国中情局的核心触手——的驻华首席代表。
关于福特基金会，我后文会说。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项目共为中国培训了超过六百 名厅局级以上官员，其中有不少日后晋升省部级干部——这里面，也出过省部级的老虎，我就不提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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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4年到1914年，注册的国际NGO的数量从三十二个增至千余个，其中包括国际红十字会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
二战以后，国际NGO在美国政府的领导下数量猛增，并且在国际事务中承担起显著的作用。
今天，国际NGO的数量已经超过13000个，其中有1/4是在1990年以后涌现出来的。
在1949~1978年间，中国与国际组织和NGO的合作非常少，意识形态高地也难以为帝国主义侵犯。
而改革开放以后，局面开始转变，中国逐渐广泛欢迎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支持。
197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银行之类的贷款机构和紧随其后的国际NGO开始在中国运作。
1988年，福特基金会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在中国特殊运营许可的国际NGO，基金会的中国项目主任彼得·盖特纳与国务院谈判，当时表示希望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管辖之下。
仿效福特基金会的模式，首都北京逐渐形成了与外国机构进行项目合作的做法。
根据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的估计，在中国的国际NGO（包括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大概在1000~2000个。
1999年，福特基金会批准的项目中，涉及资产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共有2.466亿美元，其中用于社会和资源发展的有0.748亿美元，经济增长的有0.983亿万美元，人类发展和生育健康的有0.735亿万美元。
而涉及和平和社会共同公正的则有1.892亿美元，其中用于人权和国际合作的有1.074亿美元，用于治理和公民社会的有0.0818亿美元;涉及教育、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1.139亿美元，用于教育、知识和宗教的有0.696亿美元，用于媒体、艺术和文化的有0.443亿美元。
从那一时期开始，从鼓吹“放弃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茅于轼，到鼓吹“去工业化”的雾霾纪录片《XX之下》导演柴静，再到去年的某部武汉封城纪录片，都能看到福特基金会的影子。
早在1955年，福特基金会就开始了对芝加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中国学研究的资助，后来将资助的范围扩大到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等另外十二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中国学研究。
其目的就是吸纳中国社会中遍布在媒体（舆论系统）、高校（教育系统）的反共精英、自由派知识分子，策动颜色革命和政治颠覆。
2002年，福特基金会正式将触手伸进中国教育体制内部：PHE（Pathways to Higher Education）项目启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三十九所高校参与其中。
近十年后，2011年，来自六个国家的教育界代表在中国的西部重镇成都，召开“探讨提高贫困生发展能力”的会议，会议由福特基金会直接策划和组织。
成都，这个城市的特殊性我科普过很多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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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福特基金会又宣布设立一项面向非洲、中东、亚洲、拉美和俄罗斯籍研究生的“国际奖学金计划”：十年出资三亿美元，执行该基金会有史以来数额最大的全球研究生奖学金计划。其中两亿八千万美元用于资助3500名学生完成三年的硕士或博士阶段学习。
这3500名资助对象不论在哪国留学，都必须是来自上述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学生被认为在美国高校学生中人数比率偏低。
2008年3月20日，北京长安街东方君悦大酒店，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招待会，欢送在中国工作九年、即将离开中国的首席代表华安德(AndrewWatson)。
一位参加了这次活动的国内某知名政策研究所负责人在采访中曾向《瞭望》新闻周刊回忆：
整个招待会大概邀请了400多人，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中国各重要部门，有科研、教育、政策咨询部门的知名专家学者，同时他们过去也都接受过福特基金会各种形式的资助。参加者人数如此之多、层次如此之高、学科范围如此之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尤其让这位经常参加高规格会议的人士震撼的是：
福特基金会自1988年在华活动以来，二十年花费了大概 四亿美元，也就是说，仅用四亿美元就获得了对中国学术界如此规模的影响力。
也是在2008年，在福特基金会的参与下，美国组织了一起动静磅礴的反华反共活动，此处不多赘述。
十年后的2018年，还是在福特基金会的策划下，又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樊姓人、贺姓人、张姓人、萧姓人等齐聚一堂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研讨会”……
也是在2018年，或者说，“直到2018年”，在公安部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与北京市公安局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办公室在京联合召开的“部分境外非政府组织代表座谈会”上，我们的教育部才对外宣布建立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审批机制，并与全国的教育部直属高校进行了第一次针对性的座谈，此后我们才陆续出台了《高校与境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具体规定》……
除了福特基金会，还有洛克菲勒基金会、卡内基基金会、亚洲基金会、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在冷战时期壮大、担负起白宫和中情局对外作战任务的NGO组织，不处不在中国的领土兴风作浪。
194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中心”，该中心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新创立的国际事务学院，专门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政府策反活动。
1947年，卡内基资助了美国的六所大学发展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
到1952年，这两个基金会已经为国际事务和地区研究项目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助。
1953年，福特基金会向一百零四名年轻的美国人提供奖学金，资助这些人在国内或者国外从事有关亚洲和近东研究。其中，二十五人从事近东研究，五十一人从事南亚和东南亚研究，二十八人从事近东和中东问题研究。
此外，福特基金会还资助了一系列海外培训和研究，目的是要强化美国对外国地区高等院校的控制、深度渗透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系统、策动发展中国家的下一代塑成“美式思维”。
不要忘了，不仅有与美国政府关系密切的NGO，还有一大帮与美国财阀深度勾连的NGO，如默沙东艾滋病基金会、孟山都基金会、可口可乐基金会、花旗集团基金会、陶氏化学公司基金会、柯达慈善信托基金、摩根大通基金会、摩托罗拉基金会、加州联合石油公司基金会、德意志银行美国基金会等等……
在许多反华事件中，均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尤其是某些医药财阀控制的NGO，这三年的疫情中我们已格外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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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刘佑平的研究，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到2012年之前），美国NGO组织对华捐赠输入资金规模约为两百亿元，其中17%注入中国民间组织，82%都流入了高等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及政府机构，分别为31%、30%和21%。
还记得那个著名的鼓吹“给中国学生减负”（实质是吃肉又砸锅、转移教育资源分配不公矛盾）的教务系统大官吧，就是福特基金会的马前卒。
所以，回头望去，诸位还会为今天充斥在娱乐圈、演艺界、文化口、教育部、舆论场、新闻业的那些殖壬现象感到惊奇吗？
一切乱象的背后，都是历史深处意识形态的失序和政治火炬的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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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9月，全国刚刚进入开学季时，上海市传来了一则重磅消息：此前大张旗鼓、所谓“隆重推出”的上海市二期课改的高中一年级历史教材，在全国各界声讨之下被正式停用。
舆论戏称“酝酿八年、试用三年、推广一年”。
一年前，2006年9月1日，就在那版受人瞩目的历史教科书被上海教委宣布正式使用的第一天，美国《纽约时报》驻华分社社长周看(Joe Kahn)就洋洋洒洒、兴奋书就了一篇措辞微妙的报道：《毛泽东去哪了？中国修改历史教科书》。
八天后，2006年9月9 日，毛主席的忌辰日，周看又兴致冲冲地接受了南方系媒体《南方周末》的采访，大肆赞扬上海市“与时俱进”。
在南方系的话筒前，周看称：
我看到上海的新版高中历史教材里曾经长期占很大比重的强调毛泽东领导革命、阶级斗争的内容，已经相对减少了。而摩根银行、比尔•盖茨、纽约证交所都进入教科书，政治英雄让位给经济英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也是我写那篇报道的动机，上海市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那部教材，可以说是当时近三十年来去意识形态化、去阶级化、去毛化思潮向教育领域渗透的巅峰之作。
可以说，已经毫无保留、毫不遮掩地显示了右翼买办力量对下一代孩子所使用的教材课本的思想入侵。
同时，也反应了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经济龙头城市”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旗帜性”。
当然，以那部“经过上海市委审核”、带着毒气的教材为节点，也为此后不久上海市的政治震动、肃清正源埋下了伏笔。
事实上，从前一年的2006年秋天开始，北京市李文海、沙健孙、张海鹏等七位历史学者就在孜孜不倦地痛批、反对、抵制上海市这部乌烟瘴气的教材，要求上海市教育局立刻停用该教材、整肃上海市课改办。
特别是对上海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学勤以“殖民有功论”力挺那部毒教材的反动观点的驳斥，最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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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七位学者的批评意见当时集中刊登在教育部所属科研机构、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一份内部刊物《社会科学情况反映》上，他们认为：
编撰者思想混乱，该教科书既脱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也脱离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淡化意识形态、非意识形态化的表现比比皆是”、“上海版历史教科书离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只讲现象不讲本质，在政治方向、理论方向、学术方向上都存在严重错误，上海地区必须立即停止使用这个新版教材。
除了发表会议纪要，这七位学者还以中国史学会的名义开会并上书有关部门，可惜一度未能撼动上海教育界的一意孤行。
可以来品味一番朱学勤教授的论调：
关于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我觉得既应该讲出异族统治的不一样，同时也应该讲，当时这种殖民活动在世界范围里面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客观上带来的一些文明因素，如果仅仅局限在过去殖民和反殖民的历史所形成的仇恨，今天上海外滩的那一条街就没有理由存在了。
我们可以这样讲，一部殖民与反殖民的历史既是统治和反抗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文明输入和文明扩展的历史。我认为，也恰恰是多方面因素的参与，共同创造了我们沿海文明地带的历史。
这就是当时上海市主流历史学者的近代史观。
著名文人余秋雨那个时候也站出来支持上海市的教材改革：
在这个文化乱糟糟的时代，我们缺乏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和文化选择，这样就很难有明确的文化形象。不能为了求稳就不敢表达自己的态度。就像前段日子上海改了历史教科书，是个很大的进步。
“侵略有理，反侵略有罪”，这构成了一定时期内中国舆论与教育系统难以扳倒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配合着美国在反恐降温后掀起的亚太战略和日本右翼的钓鱼岛争端以及修改日本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的事端，席卷了中国孩童们汲取养分的课堂。
更让人无语的是，时间并没有冲淡国内教育系统的毒味，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如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小学语文教材里的史观乱象：
从历史看，1920年日本外务省成立了对华情报部，陆军省成立了新闻班；四年后日本海军省又成立军事普及班，关东军成立了“报导组”。
日本人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服务舆论攻势。
从1932年开始，日本陆军省开始在侵华日军中安插摄影师和文人，摆拍宣传日本军队“对中国百姓之友好”。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使用的那张“日本军人背中国老奶奶”图片，正是出自日军新闻团队之手。
同类型的题材还有“日军叔叔给中国小女孩一颗糖”，这个日军创作的历史小故事曾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阎连科（也是方方的好朋友）使用，在舆论场肆无忌惮得美化日军侵华。
不禁想问：我们的精英阶层、体制内的文化高层，都是些什么生物啊……我们的纳税款都养了些什么反骨反动之厮啊……
还是看历史：1936年，日本关东军出资成立“弘报协会”，控制了中国北方宣传组织，高柳保太郎担任理事会理事长，板垣征四郎担任最高领导人（委员长），他们手握四大报——《盛京日报》《大同报》《大北新报》《日日新闻》，对中国爱国报纸、宣传机构则赶尽杀绝、血墨混染一片。
四年后，汪精卫的日伪政权在南京建立，在日本人指导下以“反共，和平，建国”为幌子，对教科书进行了颠覆式修改。
汪伪政权治下，由三通书局修订《国定教科书》，同时规定中国小学生必修课有《日语读本》一至四年级和《日语教学》，中国初中生必修课有《日本名作集》和《大东亚文宣论集》。
1945年，汪伪政权治下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如是报道：
皇军经过河南农村，正值大麦长成时，皇军不忍破坏中国农民的耕种成果，宁可选择渝军（国军）布满地雷的道路前进，皇军宁可自己冒着危险……
以前谣传皇军杀光，抢光，烧光，这次华北方面军下达了‘三勿’主义：勿烧，勿犯，勿杀，纪律落实到每一个士兵，无论进驻何地，井然有序。
无论哪一个城市，哪一个村庄，皇军一到不出几日，逃散的居民就纷纷回来，原因何在？因为日本兵对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很和蔼……
他们永远在对孩子下手，里应外合，言行匹敌。
还记得1993年第2期的《少年儿童研究》杂志吗？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云晓文章《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一炮而红，奠定了持续三十年之久的“日本新时代侵华”。
那篇文章的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后来又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成为至今都难以肃清余毒的历史暗物，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人，其源头正是他们受教于课堂之上的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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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义务教育政策的颁布使得更多适龄人进入学堂，语文教科书中记载的许多震撼人心的爱国故事、党史人物，也不断在人们口中得到传颂。
最典型如《刘胡兰》，《谁是最可爱的人》等，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文章，感染了一代代中国人，它教会了我们什么是爱国。
但是，随着世纪之交一次次的语文教科书课改，一篇又一篇爱国主义文章和涉及党史教育的课文被踢出课本，最让人愤怒的无疑是2001年《谁是最可爱的人》惨遭删除。
《谁是最可爱的人》是抗美援朝题材的文章，也是极为经典的一篇纪实类教文，作者魏巍用生动感人的笔触描绘了那些为新中国的安危和全民族的阶级利益而舍生忘死的战士。
魏巍曾亲眼目睹朝鲜战场的残酷，因此文章中的深情也是由心出发。
他看到朝鲜老百姓被美帝国主义军队残杀，看到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被侵略场景，心里万分悲痛，也为志愿军战士不畏生死、勇敢杀敌的精神感到振奋。
为了让国人能够感受到我志愿军的英雄气概、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阶级正义性和时代必要性，他写下了《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并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然而，这篇感动了无数国人的文章，却在半个世纪后的2001年被踢出了教科书。
当时如此考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文章描绘过多战争画面，所谓“用词过于夸张”；另一个原因是所谓“文章主题与当今和平的时代背景相差甚远”。
有声音在那时指出：革命英雄主义已经不符合眼下时代观，尤其不利于中国入世的舆论环境和同美国的外交关系。
这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时任教育部副主任王旭明，他认为《谁是最可爱的人》这一文章着重描写了志愿军在朝鲜作战时与美国的针锋相对，容易激发起民众对于美国的恶意……
这样的怪事在那个时期根本不是孤例，比如被禁播二十年之久的历史连续剧《抗美援朝》。
2021年8月12日，电视剧《抗美援朝》的导演、也是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的李前宽老师，因病逝世，享年80岁。
李老师是著名的爱党爱国导演，主旋律代表作有很多：《佩剑将军》《开国大典》《重庆谈判》《决战之后》《七七事变》等。
其中《开国大典》获第1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1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重庆谈判》 获“华表杯”政府优秀影片奖、第17届百花奖优秀影片奖。
但是李前宽老师生平有一个最大的遗憾，那就是2000年9月在大连拍摄的那部超精品电视剧《抗美援朝》，至今死活上映不了。
理由就是2011年时的外事领导小组秘书长的那句苍白且直接的：“抗美援朝的历史意义早已过时，如果我们过多强调抗美援朝容易激怒美国人，不利于中美外交关系”
这部三十集的电视剧凝聚了太多人的汗水和付出，飞机坦克大炮、五次大战役全景呈现，动用了超过十万人次的部队参演，包括亚、欧、美、非等十七个国家的演员和群众演员。
李前宽导演那时候甚至亲自在美国招演员，报名者超过千人。
剧中有许多内容还是首次披露的历史真相，如巨济岛战俘营事件，直面了美军和KMT特务残忍虐待我军和朝军战俘的史实，还有毛岸英同志牺牲的场景据说拍了不下五十遍才过关......
剧组在大连光布景就花了三十多万，这在2000年简直是天价投资。
然而结果就是：死活死活死活不给你播。
央视前台长杨伟光2009年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访问时，如是回答：
《抗美援朝》，外交部开始觉得要慎重。后来美国人要纪念朝鲜战争，主题是朝鲜战争遏制了共产主义的扩张……我们找外交部，说美国人敢纪念朝鲜战争，我们为什么不做？最后就同意做………但是非常遗憾，当时搞慢了，片子延迟了一年多，大家审看了都认为可以播的时候，美国那边又来了个9·11。这世贸大楼刚被炸，你再来个抗美援朝就不太好……就没有播了。
据说《抗美援朝》的母盘已经被销毁，可能永世无法再上映………
这不得不说是党史文艺领域和人民群众的一大遗憾。
6
继续说回历史上的教材改革。
除了像《谁是最可爱的人》、《黄继光》、《刘胡兰》被直接剔除，还有许多爱国主义文章的内容被进行了一定修改。
比如：岳飞、文天祥、霍去病。
欲灭其国，先灭其史；
欲阉割民族精神，先覆灭民族英雄。
对于“民族英雄”称号的使用，二十年来不断有所谓学者给出意见，岳飞等人“破坏民族团结”，不应再树立为英雄。
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主任余桂元，正式下令把岳飞的“民族英雄”称号摘除。
同时除了岳飞，文天祥、霍去病等也没能逃脱余桂元之毒手。
余主任的观点是：
大宋的敌国金国是少数民族女真人建立的政权，而此部落后来演化成了清朝的后金，也就是说女真人融入到了华夏民族，已经不再算是侵略者，因此如果这样算的话，岳飞当初对抗的金国就不算侵略者………而打败文天祥的蒙古族，后来建立了元朝，这与岳飞同理，因此之前的冲突最多算是内讧。
难怪今天的我们某些人士为了“统战”、为了“统一”，会不惜淡化我们的解放战争、甚至淡化我们的反围剿、长征，就是为了不得罪台湾省的某些势力……
看了余桂元这样的教改人士的发言，诸多乱象也就不足为奇。
对了，余桂元主任还是竭力要求将《狼牙山五壮士》从语文教材中剔除的主力军。
他的理由很简单：
为了中日关系，我同意删除《狼牙山五壮士》…………
那么，党史教育课文和爱国主义文章频频被删被改的改革结果是什么呢？
极尽直观：让位给崇洋媚外的西方名人虚构故事。
从上世纪末开始，大量吹捧西方政治人物、历史事件的外国小作文，被作为语文教材的正式课文进入了中国学生的课堂。
比如《爱迪生救妈妈》、《华盛顿与樱桃树》这类文章的毒害影响十分深远。
以包容开眼为表，实为文化渗透甚至传教。
世界上第一例阑尾手术是在1886年完成的，而那些年的课本中却说爱迪生是七岁帮助医生完成阑尾切除的——爱迪生七岁才1854年。
作为主力传播者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后来也通过检查并进行了说明，认为故事并不是教材改革后由人教社加入的新故事，而是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版，人教社只是2002年收录进教科书而已…
这样的解释显然难以服众。
如此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小学课文《蓝色的树叶》 ，文中提到了中国小朋友不愿意借笔给另一位小朋友，导致另一位小朋友画出蓝色的树叶，悄悄地表现了“小气自私”的中国人形象。
再比如《地震中的父与子》，原文出自1944年的一本心灵鸡汤，故事原本的发生地是欧洲的亚美尼亚，并不是美国，但到了我们中国孩子的课本里，就被教育系统内的黑手改成了美国。
在历史演进的进程中，许多鬼影的摇曳是抹不掉的。
1982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根据语文课的特点进行"的要求。
随着改革措施的推出，历史功勋人物、特别是领袖伟人占据教科书主要版面的情况逐步扭转：人民领袖成了配角，革命历史成了偏门。
1995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温立三，进入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任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室副主任，开始主编中学语文教材，2014年被安排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
在温立三的笔触之下以及选择素材的视野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历史成了一片黑暗，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乃至未来更是让他“痛心疾首”，甚至一度扬言“希望美国应当准备动手灭亡我们……”
梳理一番这位教育大拿的言论：
中华民族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垃圾民族，是一个野蛮落后的民族，是一个最善于自轻自贱的民族；
我一想到美国，就会感觉中华民族真的不配在这个地球上存在；
是西方文明改变了中国，我们却不知感恩；
侵略者和殖民者是文明的播种者；
我们的教科书应该由美国人编写；
邱少云有什么值得纪念的？火葬场烧尸体它也会翻个身…
2017年7月6日，国务院终于下发通知，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旨在进一步做好教材管理有关工作。
国家教材委员会主任由国务院副总理延东同志担任，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
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贯彻党和国家关于教材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研究审议教材建设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组织、协调各地区各部门有关教材工作，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
“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一句话表达了历史的真相：过去三十余年，我们的教材在意识形态层面是紊乱失序的、是杂乱不堪的、是扭曲反动的。
7
这是乌克兰的中学教科书《乌克兰历史导论》里的班德拉章节：
班德拉，我之前已经写过很多了，纳粹德国的附庸、东欧战场赫赫有名的法西斯刽子手。
从2002年开始，乌克兰的课堂已经推行了这套教科书，起初阻力很大，许多从苏联时代走来的老师拒绝将班德拉称为“英雄”或“国父”。
然而乌克兰教育部在美国的施压和内鬼的操作下，威胁拒不配合的老师会受到停职等处罚，强行普及这些带着毒气的教科书。
当时，担任乌克兰历史课纲编撰工作的顾问就是美国人。
二十年来，美国人指挥了乌克兰孩子的教材，又指挥了乌克兰纳粹的军队。
在课本中，列宁是侵略乌克兰的屠夫、苏联是占领乌克兰的帝国、社会主义是最恶的制度——而美国和资本主义是乌克兰人民的救世主。
这些毒教材的编写和审订都是由美国豢养的教育NGO在各国策划，随后传入乌克兰境内的亲美知识分子手中。
通过修改历史课纲，乌克兰的下一代孩子们纷纷认贼作父，并把羞辱苏联老红军当成是“时尚而勇敢”的皿煮行为……
这一套，美国人玩的太熟悉了，因为当年的苏联就是这么被美国和内鬼玩死的。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曾设定“所有的高校都必须要上三门思想政治课，师范类的还要多加一门”的硬性规定，三十年后，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治下的苏联教育界则产生了巨大的裂缝。
苏联在1986年和1989年进行了两次哲学课改革，最终形成了《哲学导论》课本。
这个课本对全苏教育改革和舆论意识形态转向造成了重大影响，戈尔巴乔夫打着“在苏联的历史和文学中都不应有被忘却的名字和空白点”的旗号，率领教育系统和新闻业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运动。
1988年6月，苏联教育部门做出决定，全国所有学校的苏联历史课本在1989年全部销毁，并取消学校的历史考试，直至供学校使用的新的更真实的苏联历史课本编写出来之后才恢复。
一年后，苏联高等院校更是取消了许多传统的社会科学课程，如：
取消“苏共党史”，以“20世纪社会政治史”代替；
取消“科学共产主义”，以“现代社会主义问题”代替；
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哲学”代替；
取消“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美学原理”，以“伦理学和美学原理”代替……
苏联的大中小学成为了传播西方政治学的阵地，一些能说西方辞藻的自由派教师被捧为“学术大家”。
1989年，苏共退党人数为十四万，1990年上半年达到了三十七万，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后的七八月时间里又增加了三十一万人。
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中说：
在最近一年间，共有四百二十万党员退党……
对此，美国总统老布什的看法是：
苏联的改革正在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前进，苏联的新一代年轻人正在呈现不一样的面貌。
这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在日本，在韩国，在伊拉克，在欧洲，在台湾省，在几乎每一个被美国人渗透的地方，他们都是这么做的：
跋
1959年，建国仅十年，毛主席就曾忧心忡忡：
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啊？
就在那两年前，1957年3月，毛主席致信周恩来、陈云、彭真、陆定一，要求：
大学、中学都要求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要削减课程，要恢复中学方面的政治课，取消宪法课，要编新的思想、政治课本，要下决心从党政两系统抽调几批得力而又适宜于做学校工作的干部去大、中学校工作，要赋予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以领导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
1964年，毛主席又说：
如果我们和我们的后代不能时刻提高警惕，不能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社会主义教育工作做得不深不透，各级领导权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被修正主义者所篡夺，则我国还可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国之大计，在于教育。
想要建立一个国家、扶起一个民族需要几代人的浴血奋战，但摧毁这一切只需要毒害一代儿童就能够做到…
乱我教育者，必以专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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