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的两个实证方法

"饿死三千万"的两个实证方法

古田

2008-9-19

近年来关于1959-1961所谓"三年苦难时期"人口损失的讨论一直在进行当中。任何有良心的人都承认，这是涉及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评价的一个重大问题，来不得马虎，更不能让屁股决定脑袋，为达到支持自己政治主张而信口开河。由于相关的统计或者不存在或者处于保密状态，因此目前的讨论几乎都是在民间进行，而官方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对此事采取不闻不问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就给谣言的滋生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一些专家学者以相当不严肃而充满主观色彩的方式，在统计数据上大搞数字游戏，得出"饿死三千万"的结论，本身是不符合科学态度的，非常不严肃。须知涉及到"饿死人数"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采取实地调查研究，掌握确凿数据的方式来讨论。虽然在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这样做非常有难度，但这绝不能成为信口开河杜撰数据的理由。本人曾在一个不相干的行业进行过以商业盈利为目标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报告撰写工作，深知来源不尽可靠的纸面数据加上有意设定的算法，可以捏造出任何捏造者所需要的数据，从而达成对其有利的目标。虽然可以把结论装得很权威，令彼等小民深信不疑，但其实非常不可靠，说白了只不过是用数学加以伪装的骗局。

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学者运用五花八门的计算方法和"合理的估计"，一遍又一遍拼凑这个三千万的数据，将这一非常不严谨的说法重复何止千遍，几乎已经成为真理。如今已经可以从一些公开出版的正式书籍、杂志中看到"饿死三千万"、"人类历史上的最大饥荒"这一表述。应该说如果调查属实，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对这一事实就得认账。但是我们亲眼看到这些调查数据的产生过程充满了随意性和游戏性，而其结果又与父辈的口述事实有巨大出入，就未免感到担忧。一旦经历过那三年的那一代人逐渐死去，所谓"死无对证"，这些来源可疑、极不可靠的数据就会成为史书里的铁案，从而影响后人的思想和实践，往大了说，甚至会影响民族的命运。如此重大的问题，实在不应该仅凭一点政治私见，甚至只是为了一逞口舌之快而不负责任地信口胡说。

众所周之，由于那个时期人口统计资料的混乱，再加上外出讨饭、人口流动的无序，基于统计数据所作出的种种计算和推断，天然具有不可靠性，甚至可以说，越搞就会越不可靠。事实上，从一些专家的计算方法来看，已经很明显出现了未得到特定结果而凑数据、凑算法、凑结果的情况，这对于学者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的行为。因此，本人主张，停止在统计数据上玩弄游戏，转而走实证路线。为此，本人提出两个实证方法的设想。

其一，对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人进行基于随机抽样的统计性抽样调查，了解他们所在家族或者村舍中饿死人的数量和比例。我们知道，这种做法正是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方法，有科学依据。如果做到随机抽样，那么只需要不大的样本量，就可以得到相对比较可靠的结果。例如，当我们随机抽象2000人时，就有95%的把握说我们的结论与真实结果之间的差距在正负百分之三以内。在互联网时代，这一方法工作量不大，而且结果为世所公认，较之专家们"为赋新词强说愁"式的数学算法也大为简朴可靠，具有真实可行性。例如，我父亲家在受难严重的山东省北部农村，我祖父母两家三代人47口在困难时期广泛遭遇饥饿、营养不良等问题，生活痛苦，不容否认。但是就饿死人来说，只有我祖母的父亲，在七十多岁年龄上因病而死。只能说如果不是饥饿，未必致死，但是否能归为饿死，尚有探讨余地。而我外祖父母家在辽宁，三代内人丁超过50，情况较好，至少我母亲没有挨饿的记忆，家人也没有直接因为饥饿相关问题导致的死亡人口。或者本人家族情况不具备代表性，但我认为这种探讨态度是科学的、负责任的，比在不严格的统计数据上做平方开方取中位数平均值之类的数字游戏要严肃而可靠。要知道，这统计死亡人口的事情，本身就是个加法问题，最多不超过乘法，很简单的，只要看到有人祭起高深的数学工具，就几乎可以肯定他在玩数字，变魔术。像我这种稿过数字捏造游戏的人，就很难对其结论产生什么信任感。

另一个方法，虽然实际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但是更具有实证性，那就是考虑死亡人口尸体处理问题。我们知道，人死了不是化成一阵清风而去，而是会留下一个尸体，这个尸体如果不处理，就会变得面目狰狞，恐怖不堪，甚者还会传播疾病，殃及生灵。因此人死了，尸体要么掩埋，要么火化，总是要处理的。虽然这种比较不太合适，但是我们看一下近代发生的大屠杀事件，就会知道，如果短时间内死亡大量人口，那么尸体处理始终是一个难题。例如，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一开始采取枪决掩埋的办法，但是尸体处理效率非常低，因此才建造奥斯维辛、布痕瓦尔德等死亡集中营，利用规模宏大的焚尸设备予以处理。在二战结束前最后两年中，奥斯维辛日夜不停，满负荷工作，集中屠杀了450-500万人。尽管这样，想要掩人耳目，还是会留下一些问题。第一，巨大的建筑群和相关设施需要销毁，这本身就不可能不引起注意；第二，所有设施想要销毁的一干二净，也是不现实的。掩埋方案问题更严重，因为死亡数量巨大，通常只能浅埋，很容易被后人发现类似"万人坑"之类的历史证据，远者如卡廷森林、南京大屠杀，近者如波黑地区发现的规模数百人的合葬坑，都是明证。在影片《辛德勒的名单》中，德国人在撤退时，为了防止将来盟军在克拉科夫地区发现"万人坑"，命令将尸体挖出焚烧，更是明明白白说明了集体掩埋手段的缺陷。

知道以上两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我们知道，根据专家们的说法，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饿死人的地区并不是均匀分布，情况严重地区主要集中于河南、山东、安徽、四川、陕西等几省，而且如他们所说，经常是"成村成村死绝"，集中度很高。如果是这样的，那么这么多人的尸体处理将是重大问题。处理的办法无非有四个：第一，任其自然降解；第二，土葬；第三，集体掩埋；第四，火化。幸运的是，无论上述哪种做法，今天都有痕迹可查。首先，任尸体自然降解，那么必然会在1960年代初期出现一个白骨遍野的时期，那一定是瞒不住的，一定能找到目击证人。此外，后面一定还要对这些白骨进行处理，如下所述，这种处理也不可能没有痕迹。其次，如果采取传统土葬，将会出现为数几千万的坟堆。即使到今天，应该也还能留下很多，应该说不是没有办法查找的。听说河南信阳地区存留有"三年困难时期"的坟山，规模巨大。那么其他据报死人更多、情况更严重的地区，是否也有这样的坟山？数量是多少？第三，集体掩埋。这种做法破绽最多。如上所述，集体掩埋必然是浅埋，因此出于建房、开矿、修渠的需要，之后几十年应当能够不断发现大型的合葬坑。即使到今天，如果锁定可疑地区，集中开掘，应不难发现证据。第四，火化。这种做法或者需要专门设备，或者需要大规模的人力来执行。如果是通过火葬场实施火化，那么应有相关的记录，如果是在野外大规模火化，那么应不难找到见证人。总之，无论以上哪一种处理方法，三千万人的尸体要全处理掉，不可能不留下大规模的人证物证，即使到今天，也一定是可以循迹调查的。这种方法虽然不见得能够得出准确的饿死人口数据，但是可以对"饿死三千万"之说进行有力的检验。

由此，本人建议那些真的想搞清楚事实的负责人的学者，别老是躲在电脑前面操作Excel表格玩弄数据。你们亲赴实地，或走访统计，或以尸体处理为线索，能够得出可靠得多的数据，从而无愧于前人和后人。涉及到社会问题、历史问题，建议学者们还是放下架子搞一搞实地调查，坐在书斋里看数据，然后搞上一堆数学游戏，这种做法虽然轻松而且无碍于论文的发表以及名声的建造，但是身为社会学者，似乎还要讲究一点社会责任感，讲究一点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而不能沦为只考虑投入产出比的市井小贩，或者更糟糕的，政治集团的牵线木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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