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饿死三千万”，最后一根毒刺

    石仲泉，刚刚恶狠狠“17大精神不包括毛泽东思想”，一转身假惺惺“毛泽东思想一贯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想起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里一句台词：“嘿，这小子刚才还说过，转眼不认账，真不是个玩意儿！”。这等“翻脸像翻书”在土匪窝里也不待见，杨子荣代表祖国自是当仁不让。

    一、不正派，不老实 

    石仲泉的“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石仲泉不说“饿死”，说“非正常死亡”，搞阴鸷诡诈，文字酱缸。石仲泉特意供出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也一样，也是“饿死”代名词。 

    “心不正，则眸必睨焉”；“眸不正，则其心蒙焉”。石仲泉闪烁其词，鬼祟左右，不正派。 

    是饿死，就说饿死；没有饿死，就说没有饿死，说“非正常死亡”，“人口变动”，不老实。 

    二、逻辑混乱，语无伦次 

    石仲泉说，“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这个材料在1997年中国大事研究，作为一个打头文章发表，当时我是主编，我在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我去阅的稿，这是很负责任的”；“李成瑞这个老同志还在，他的思想观点我想网友都很熟悉，这是很负责任的”；“文章叫做‘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我们发表在《党史研究》1997年，有兴趣的网友可以翻看这篇文章，这是公开负责任的”；“我所知道这个材料是我亲自阅稿的，亲自面谈的，是经过程序往上报了的”；“李成瑞的文章是受到党史研究室的认可，这个我可以负责任”；“这个数字我采访过他，他讲的情况我们领导也认可了”；“我是可以负责任的讲这个事”，等等。 

    石仲泉600多字回答，7处“我”；1处“我们”；6处“很负责任”和“负责任”。“我”，“我们”，石仲泉嘛。石仲泉太自以为是了。石仲泉就是100次，1000次，更多次“很负责任”也没用。何况石仲泉的很负责任，到底是不是很负责任，石仲泉自己说的嘛。 

    “负责任”、“很负责任”，至多代表态度，代表过程，不代表结论正确。“南辕北辙”，越很负责任，越“南辕北辙”嘛。何况这里的“很负责任”仅仅是石仲泉个人。 

    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些人，更多人“很负责任”，即使“党史研究室的认可”，即使“我们领导也认可”（谁“我们领导”了？这么说实在有点可笑，特别是现在。石仲泉真的没辙了，几乎到要供出幕后人的程度。），也可能得出很不正确，很不负责任的结论。历史研究是科学，不是打架，不是投票，也不是官场，不凭力气大，不靠人多、官大、权重。这么简单的道理，石仲泉应该明白。何况石仲泉还偷换概念，假话谎言。 

    三、偷换概念，假话谎言 

    石仲泉“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这里的“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是假话。国家什么时候认准了三年困难时期造成“非正常死亡”，还“两个材料”了？石仲泉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这样颠三倒四，自说自话，说谎造假的遣词造句，不应该，不允许，不道德，很不负责任。 

    所谓材料，即国务院1983年公布的《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 

    1、按照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1959-1961年的三年平均死亡率为18.1‰，与1950-1952三年的平均死亡率17.6‰相当接近。也就是说，这两个相当接近的死亡率，在1950-1952年是正常死亡；而在1959-1961年则是非正常死亡。石仲泉怎么就得出这样的“非正常死亡”的“认准”了？ 

    2、后来的几次人口普查还对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的1960年人口统计数字，及以后年份的人口统计数字提出质疑。（就是说“饿死”人的专家也对这个《数字表》质疑。认为“隐瞒”“一塌糊涂”。当然，是因为得不出预定的饿死人数字而质疑。） 

    比如，按照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1960年的年末人口数，比年初人口数，少了整整1000万人，这个蹊跷的整整减少的1000万人，为以后所有的饿死3000万人，几千万人的“计算”提供了最原始的材料。 

    比如，按照这个《人口数字统计数字表》，1960出生人口数13795007人。但是，这个数字，和1982年，1990年，2000年的三次全国人口普查，都出入甚多，错误明显。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三次全国人口普查计算，出生于1960年的人口，分别比《中国1949—1982历年人口统计数字表》中的人口数13795007，多了512189人、648112人、889719人。 

    这就是说，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1960年出生的人口不仅没有一人死亡或者出国出境，不仅没有比原来的数字减少，反而一次比一次都更增加。1982年多出51.22万人；1990年多出64.81万人；2000年更多出88.97万人。证明原来“国家认准的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有很大的出入和错误，并质疑其特色年代的特色动机。这些多出来的人，和这几十年中死亡和出国出境的人，可能存在于1960年年末人口数比年初人口数被减少的1000万人里面。 

    而最关键的是，所有饿死3000万，4000万，6000万，8000万，更多万，都是“计算”出来的。 

    四、这是什么“计算”？ 

    石仲泉说“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也是根据当时公布每年人口情况的增减计算出来的”。其中“所以对三年困难时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有两个材料，这是国家认准的”云云，上面已经指出，是假话谎言，从来没有石仲泉所谓的“国家认准的”“非正常死亡”这个东西。石仲泉信誓旦旦的所谓的“非正常死亡”、“饿死”，完完全全是石仲泉自己“计算”出来的。 

    而即使同样是“国家认准的”材料，石仲泉就计算出了“饿死”2158万、2200万、2700万、1700万四个数字，其他人还计算出了其他五花八门，离奇古怪的数字。石仲泉拍胸部“很负责任”，石仲泉算术就特别好？比所有人都好？石仲泉实在是很不负责任。 

    这么重要的事件，凭后来几次全国普查证明有很大出入和错误，动机有很大主观性和随意性的材料进行“计算”，本身就荒谬和不负责任。而其计算设计也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凡是有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计算设计，就肯定；凡是不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计算设计，就否定；甚至同样一种计算设计，也去掉不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结果，而采取有利于统计出饿死人的结果。 

    所以，石仲泉的“很负责任”，一切都只是为了“很负责任”的“计算”出“饿死人”，即使这种“计算”很不负责任。 

    五、事实胜于“计算”。 

    专家设计的“计算”有点复杂，一般人搞不太懂，本文可能也搞不太懂。其实一般人也没有必要搞太懂，因为就是专家自己也搞不太懂。一些专家设计的“计算”，另一些专家就搞不懂，就提出异议。而就是自己设计“计算”的专家，也对自己的“计算”设计搞不懂，要用“解释”解决，比如为什么计算出1959年、1960年儿童死亡率高，1961年大人死亡率高，再过一年，又儿童死亡率高？专家解释是，开始国家没有对儿童进行救济，大人只顾自己吃，小孩饿死了；后来国家对小孩救济了，大人看着小孩吃，自己饿死了；再后来，国家又不救济小孩了，大人又只顾自己吃，小孩又饿死了。有这样的大人，这样的父母吗？这就是专家的计算，荒唐。 

    当然，不是说石仲泉不能计算，只是石仲泉除了计算还是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生活的人现在还大量存世，石仲泉没有一句说到对这些还大量活着的当年的人们的调查，这是很不负责任的。 

    进行这样的调查很容易，找当时的人，找饿死人的地方，看看都是什么人饿死了？什么地方的人饿死了？埋在什么地方？埋葬的情况怎么样？什么人埋的？现在的亲属还有那些？等等。在和平时期，在三年时间，饿死二、三千万人，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为了新中国成立奋斗28年，又死了多少人？这么短的三年时间里，死了这么多人，而且时间还离现在这么近，一定还留下许多可以见到，可以听到的充分翔实的证据。而现在是一个具体的饿死人的地点也没有，一份具体的饿死人的名单也没有，这就很不负责任，很难自圆其说，很难令人信服。 

    甚至连一张饿死人的照片，一张饿殍照片，一张饿死人尸体横陈堆积的照片都没有，这对于饿死二、三千万这么大的事件，是不可思议，不能说服人的。 

    凡是说饿死人，特别是说饿死3000万，几千万的人，无论是专家，还是其他人，首先要做的是，对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出生地，自己的生长地，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家族，自己工作的学校、单位、工厂、城市、乡镇、村庄，做一个调查，写一个材料，说说在这些地方，这些地点，这些人群，有没有人饿死？谁饿死了？饿死几千万这么重大的事件，需要100份，1000份，10000份这样的报告。太多吗？不多。太难吗？不难。要求太过分吗？不过分。 

    如果一个村庄500人，全部饿死，一万份报告，一万个村庄，一共500万人，这离2200万，3000万，还差1700万人、2500万人。这1700万人、2500万人，将分布在其他多少个没有全村庄人都饿死的地方啊。所以说这样的要求不是太难，不会过分。但是，现在有几份这样的报告了？没有。都是文字来，文字去；数字来，数字去；“计算”来，“计算”去。连一个上台以亲身经历诉苦的人也没有，连一张饿死人的照片都没有。这么地缺乏史实，不可思议，无法理喻。 

    二战时期日本鬼子留下的万人坑，至今历历；二战被日本鬼子劫掠到日本去的中国劳工，至今还有本人，还有亲属在诉讼赔偿。三年饿死人的亲属，以及当年饿死人现场的亲历者更大有人在。这些人在那里？ 

    石仲泉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负责人，对这个问题又好大兴趣，有着很大很好的便利条件进行这方面的调查研究。石仲泉一点也没有做，仅凭“计算”得出饿死“2200万人”，很不负责任。石仲泉家里饿死人吗？石仲泉家族饿死人吗？石仲泉家乡饿死人吗？石仲泉的亲戚、邻居、同学、朋友饿死人吗？石仲泉劳动、学习、工作过的地方饿死人吗？石仲泉不说这些，即使排骨拍得再咣当响，也没有用的。这样的不可思议的缺乏史实，不应该，不允许。这么简单的道理，作为十分严肃的历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石仲泉，应该是要知道的，比其他人都应该更要知道。 

    六、最后一个毒刺。 

    “饿死3000万”的谣言，是党史上，新中国史上很重要的事件，是射向党、新中国、毛泽东同志的最后一个毒刺。毛泽东同志的“亿元稿费”，曾经是另一根毒刺，为一些人恶毒造谣污蔑攻击毛泽东同志反复使用。现在，因为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以详尽的事实，义正词严的驳斥，因为毛泽东同志无可辩驳的高尚廉洁，毛泽东同志“亿元稿费”的谎言破产了，很少见到人再提起了。只是“饿死3000万”，还反复的被一些人说道。 

    如果确有饿死人，对确有饿死人事实的地方的当时的党的领导人，追究责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现在服务出了“饿死人”，工作出了“饿死人”，这样的地方干部，要分清责任，严肃处理，现在不在世的，也不能因为死去了，就一死百了。历史不能，也不会因为人死去而死去。 

    毛泽东同志承担毛泽东同志的责任。但是，没有地方党的领导干部领导出饿死人的事实，没有地方党的领导人为所领导的地方饿死人承担责任，统而言之，笼而言之的“饿死3000万”也好，“饿死2200万”也好，突然就莫须有的，无凭无据的直接算到毛泽东头上，让毛泽东一个人负责，这就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这就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这很不负责任，也毫无说服力。 

    解放初期定家庭成分，保长、宪兵，直接定反革命，无论其中是不是偶然有“开明保长”“善良宪兵”。为什么？这些人绝大部分有直接民愤，民愤极大；这些人是黑暗反动政权的基础政治力量，既得利益者。这些人的罪恶，最终都算到蒋介石头上，没有这些人的具体的罪恶，哪里去找蒋介石的罪恶了？当年是先开诉苦大会，一个一个受苦人上台控诉地主、恶霸、保长、保安团的罪恶，然后才“打倒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嘛。 

    而确实饿死人的地方领导，每一个都无一例外证据确凿，更是直接民愤，民愤极大。清算控诉饿死3000万人，这些人有着直接责任和血债。这些人是饿死3000万人的基础领导力量，生产大队队长、公社社长、村长、乡长、县长、省长；大队书记、公社书记、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等等，把这些人抬上历史台面，接受历史检验，很有必要，对当时很有必要，对后来很有必要。做了吗？没有。要先找这些人，再找毛主席。没有这些人的具体饿死人的罪恶证据，找毛主席没用。 

    我们的国家是负责任的国家，我们的党也是很负责任的党，对党负责，对毛泽东同志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饿死死难者及其家属负责，对饿死人的地方领导负责，对后来的同志负责，等等，无论那一个负责，党都有责任做出回答，不能无动于衷，不吭不声，听之任之。 

    而说饿死人，饿死3000万的人，可以先从自己的身边做起，说说自己家庭，自己地方的饿死人的事情。说出真实地点，说出真实人名。都什么时候了，都多少时间了，还需要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吗？ 

    据说有一本书，书名《墓碑》，墓碑是要有名字的，把饿死3000万人的名字刻上墓碑，全国各地立几百块，几千块，每块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名字，每年清明鲜花敬献，时时刻刻警醒后人。可以吗？有吗？ 

    “用事实说话”，没有这些基本数字，这些基本事实，光是嘴巴上嚷嚷饿死3000万，没用的，一个亿都没有用。还落一个疯狂造谣污蔑，恶毒诽谤攻击的嫌疑罪名。

    201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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