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
张捷：俄罗斯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变化
当代思潮199906
斯大林自从逝世以来，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到苏联解体时，他的声誉已降到最低点。但是最近四五年来，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某些报刊，尤其是反对派的报刊，发表了不少肯定和颂扬他的文章。斯大林的著作开始得到重新出版的机会，同时还有一些新的传记和研究著作出现。关于斯大林的评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本文将对这些情况作一个大致的介绍，供我国关心斯大林问题的同志们参考。
一
我们知道，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后，苏共领导人立即发动了对他的批判。根据新公布的档案材料，在举行斯大林葬礼的第二天，即3月10日，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会议上就提出要“停止实行个人崇拜的政策”。马林科夫曾打算召开中央全会讨论批判个人崇拜问题，但因遭到主席团某些成员的抵制而未成。赫鲁晓夫于1953年9月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后，进一步推行批判个人崇拜的方针。他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全部议程结束后做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使得在苏联国内外出现了一股反斯大林的浪潮。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新领导对斯大林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不对斯大林的功过作出明确评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人继续对斯大林进行批判，但是总的说来，批判有所缓和，许多人开始考虑如何对他作全面评价问题。可是到八十年代中期，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政策，又出现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新浪潮。这股新浪潮无论就声势还是就规模来说，都远远超过第一次浪潮。在官方的鼓励和怂恿下，自由派文人首先发难，推出了一批反斯大林的作品，新闻界和史学界的某些人紧紧跟上，对斯大林进行讨伐。他们夸大和歪曲事实，给斯大林加上了许多罪名。各种报刊发出了对斯大林的一片咒骂声。它们除了连篇累牍地刊登新炮制的攻击斯大林的文章外，还把过去苏联国内外各种人物反斯大林的言论收集起来并发表出来。斯大林的全部历史被重新翻腾了一遍，不仅抓住一些老问题做文章，而且为了否定他制造新的借口，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有人为了贬损他，居然不放过他的家庭生活的不幸和生理上的特点。他被说成专制暴君，被描绘成凶神恶煞，被形容成伪君子和偏执狂。总之，斯大林完全被妖魔化了。
然而在当时的苏联，并不是没有人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大家都记得，列宁格勒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曾发表过《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反对“政治上的哗众取宠、卑劣的编造、离奇的臆想”，要求从党的和阶级的立场出发来评价包括斯大林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历史作用。（《苏维埃俄罗斯报》1988年3月13日）但是她的意见被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粗暴地压下去了。在文学界也有相当多的人不同意全盘否定斯大林。1987—1988年围绕雷巴科夫的小说《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场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争论。但是当时得到官方支持的反斯大林的势力占有优势，他们的蛊惑宣传对群众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就使得在一段时间内社会上反斯大林的情绪占了上风。
1991年底，列宁创建的、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成的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宣告解体，这给许多俄罗斯人以极大的震动。俄罗斯新的统治者实行全面私有化方针的结果，搞乱了经济，破坏了生产，使得苏联人民几十年来用辛勤劳动创造的财富落到了少数暴发户手中，出现了两极分化的严重局面，劳动人民重新处于被剥削的地位。而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国际地位急剧下降。许多人抚今思昔，开始寻找造成这个悲剧的原因。社会上普遍出现了怀旧情绪。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上，人们对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1996年底，一个名叫“俄罗斯独立政治素养研究中心”的机构对“改革”以来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看法和态度进行了测试和研究分析，得出的结果是这样的：
1988—1989年——在斯大林受到集中的批判后，敢于把斯大林作为一位国务活动家和政治家的榜样来提的俄罗斯人只占1—3%；
1991—1993年——30—50%居民开始怀疑继续揭露斯大林的做法的合理性和益处；
1994—1996年——五分之四的俄罗斯人在提到斯大林领导时期的阴暗面的同时，表示已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俄罗斯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12月26日）
大致从1994年起，报刊上肯定斯大林的文章和其他材料逐渐增多。某些反对派报刊，其中包括文学报刊，开始赞扬他的历史功绩。《青年近卫军》杂志继1993年第1期重新发表斯大林的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后，又于1994年第1期刊登了斯大林1937年3月3—5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即《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并加了题为《斯大林时代》的按语。按语中说，最能说明斯大林时代的实际情况的是各种文件和斯大林本人的著作。可是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斯大林的著作和历次代表大会的材料被没收和销毁，没有再发表斯大林的一行字。（《青年近卫军》1994年第1期第80页）当然这种说法有些夸张，应该说，在这之前各种报刊也发表过一些有关文件和斯大林的讲话，但是避而不谈或者有意抹煞他的某些重要著作，却是事实。该杂志大概是为了改变这种局面，选择了斯大林的这一篇有关三十年代肃反的重要讲话全文重新发表，并在按语中对这个争议最大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显然目的在于引起公众的注意。作为文学杂志，《青年近卫军》在这一年的第10期上还发表了斯大林青年时代的诗作，并在前言中对斯大林的文学修养和创作才能作了充分的肯定。同年10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尤里·别洛夫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与俄罗斯》。别洛夫是著名政论家，俄共列宁格勒组织的领导人，他在自己的文章里把斯大林时代称为“严酷和伟大的时代”，肯定了斯大林当年采取的某些方针和措施的历史合理性，并指出有人“瞄准斯大林是为了打俄罗斯”。（《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10月20日）这篇文章发表后曾引起相当大的反响。
在1995年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前后，许多报刊纷纷发表斯大林当年的讲话和其他材料以及颂扬斯大林的文章，气氛相当热烈。《苏维埃俄罗斯报》在纪念胜利的专号里重新发表了斯大林1945年5月24日招待红军将领时的讲话，同时用整版篇幅刊登了他与将领们的合影，此外，还刊登了一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和其他文章，对斯大林在战争中建立的伟大功勋进行了热情的歌颂。《真理报》也开辟专栏发表纪念文章，这些文章充分肯定斯大林对取得战争胜利所起的巨大作用。例如该报先后刊登了前苏联作协第一书记卡尔波夫的谈话和文章，这位曾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老战士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肯定斯大林是伟大的战略家，认为苏联正是由于有这位伟大战略家的领导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真理报》1995年5月17日）《军事史杂志》发表的署名文章根据战时大本营的工作日志叙述了大本营和斯大林的活动，驳斥了赫鲁晓夫制造的关于斯大林用地球仪指挥战争的谎言，戳穿了某些作家编造的关于斯大林在战争爆发后惊惶失措、到别墅里躲起来的神话。由过去的《宣传鼓动员》和《政治自修》两杂志合并而成的《对话》杂志，重新发表了斯大林1941年7月3日的广播演说、1941年11月7日检阅红军时的演说、1942年10月30日的《答美联社记者问》和1945年5月9日的《告人民书》等4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小说报》出版了题为《统帅们》的专号，该刊主编、现任俄罗斯联邦作协主席加尼切夫在作为序言的《巨人们》一文中指出，斯大林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在卫国战争中表现出自己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统帅、政治家和外交家。他说：“这一点为二十世纪中叶许多杰出的政治家所承认，承认这一点的还有许多杰出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学者。否认这一点，就是不按照客观真实说话，而是一种政治上、思想上和为人处世上的看风使舵的行为。”（《小说报》1995年第4期第3页）该专号刊登了戈连科夫的著作中有关斯大林的片断和空军主帅戈洛瓦诺夫的回忆录，他们两人驳斥了对斯大林的各种诬蔑不实之词。传统派批评家洛巴诺夫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发表了长篇文章《伟大的强国论者》，他在文章里除了反驳自由派攻击斯大林的言论外，还对斯大林的思想和活动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话语》杂志连载了著名学者叶梅利扬诺夫的长文《关于斯大林的神话》，这篇文章根据大量事实揭穿了在列宁的“遗嘱”、基洛夫被杀事件、三十年代的肃反、军队内部的清洗、战争初期的失利等问题上制造的各种神话，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澄清事实的作用。
这里还需要指出一点，俄罗斯当局大概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在纪念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时也说了一些关于斯大林的好话。叶利钦在庆祝会上做报告时说：“在建立反希特勒联盟中，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的功绩是伟大的。”尽管他避而不谈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对取得战争胜利所起的作用，但是毕竟对斯大林作了某些肯定。切尔诺梅尔金则进了一步，他在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和战胜法西斯主义的意义”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做报告时指出：“不能贬低或不提斯大林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功勋，否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诚实的。” 从1996年起，情况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如果说，在这之前发表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的文章的主要是持反对派立场的传统派的报刊的话，那么现在某些自由派报刊也开始这样做了。就连巴黎出版的俄罗斯侨民报纸《俄罗斯思想报》也对斯大林问题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它在1996年4月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里公布了同年2月所作的一次调查结果：在被调查者当中有46%的人希望“新的斯大林”的到来。文章就此接着写道：“可以重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俄罗斯徘徊。”文章还说：“斯大林作为英雄，作为伟大强国的建设者以及不断降低物价、保护退休老人和儿童的领导人在狂热宣传过去成就的人的书籍、文章、广播和电视中重新出现，成为今天的最奇特现象之一。”（《俄罗斯思想报》1996年4月11—17日）尽管文章作者用的是嘲讽的语气，但是他确认了这样一个事实：怀念斯大林的人正在不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曾经担任过赫鲁晓夫的顾问的自由派人士布尔拉茨基在他的一篇长文中，几乎用与《俄罗斯思想报》的那位作者一样的语言来说明斯大林的影响的扩大。他写道：“应当承认一个很难解释的事实：一个幽灵，斯大林的幽灵，在俄罗斯俳徊。”（《独立报》1997年5月22日）
同时还应该看到，在过去激烈批判斯大林的人当中，少数人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索尔仁尼琴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索尔仁尼琴在他的《古拉格群岛》里把社会主义的苏联描绘成劳改营遍布全国的黑暗帝国，制造了苏维埃政权残杀了6000多万人的神话。他在《第一圈》里把矛头直接指向斯大林，对斯大林进行了种种无端的攻击和贬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对斯大林恨之入骨的人看到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的强大国家遭到毁灭后出现的混乱状态，思想上也不能不有所触动。他在1996年发表的小说《在转折关头》里，已不把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描绘得一团漆黑了，而更重要的是，已用肯定的笔调来写斯大林。小说作者在写到斯大林逝世时说：“斯大林之死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倒不是因为人们认为他将名垂千古，而是觉得他是永恒的现象，不可能停止存在。”作者还接着说：“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个最伟大的人。不，当时德米特里（小说主人公。——本文作者）还没有完全明白失去了一个什么样的伟大人物，——还需要再过许多许多年才能认识到，是斯大林使得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作者在小说里多次提到斯大林开始的“伟大的向未来的奔跑”，说他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创造了在通常情况下无法想象的奇迹。根据小说中的叙述，斯大林逝世后苏联之所以能在建设上继续取得成就，是这个“伟大的起跑”的冲力在起作用。显然，小说作者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是充分肯定的。尽管索尔仁尼琴没有公开说他过去对斯大林的看法错了，甚至在文章和谈话里还继续提出批评，但是他在小说里那样写，说明他内心里已承认了错误。而索尔仁尼琴的认错，说明了斯大林的思想的巨大威力。
最近两年传统派对斯大林的热情还在不断升温，肯定和颂扬的调子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97年底，《明天报》推出了一个纪念斯大林的专号。该报主编、著名作家和政治活动家普罗哈诺夫在题为《斯大林来了》的前言中写道：“请注意听吧。请把耳朵贴近红场的石块。请把头俯在上过前线的爱国者的心口上。请挨近饱受屈辱的祖国母亲的胸膛。听见了吧？——脚步声！斯大林来了！”普罗哈诺夫认为斯大林“大于一般人，大于历史人物，大于时代”，说他是在有必要时一定会在俄罗斯天空出现的“宇宙现象”。（《明天报》1997年第50期）这个专号总共发表了十多篇关于斯大林的不同体裁的文章，并配以斯大林的照片和语录以及一些著名诗人颂扬斯大林的诗。1998年12月21日，该报举行了一次庆祝斯大林119岁诞辰、普罗哈诺夫的新作出版和马卡绍夫将军获“斯大林之星”勋章的晚会，在这次集会上著名作家邦达列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都知道，邦达列夫在六十年代曾写过批判斯大林的小说，一直认为斯大林是一个“残酷的、狡诈的、意志坚强和充满矛盾的人物”，如今他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说：“我不是斯大林分子，但我是斯大林主义者！‘斯大林分子’这个字眼是仇恨斯大林的人使用起来的。我是斯大林主义者，因为我深信（而且谁也不能使我改变这个信念），斯大林是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历史人物。无论是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凯撒还是罗斯福，在具有远见卓识方面都不能与他相比。他能提前许多年看到历史的进程。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国务活动家的天才。”他接着说：“当我想到这个极其伟大的人物时，我就认为像他这样的人1000年才出现一个。任何其他的像他一样具有巨大智慧、坚强意志和领导才能的人，都不能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斯大林完成的事。他改造了俄罗斯，建立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邦达列夫为目前俄罗斯发生的历史倒退而感到痛心和厌恶，他说：“别再沉睡不醒、妥协让步和点头哈腰。如果我们往后再照不抵抗的原则行事，俄罗斯就要灭亡。因为现在的俄罗斯也已经是半殖民地和保护国……而真正的俄罗斯是斯大林的俄罗斯。如果说十八世纪是宫廷骑士的世纪、十九世纪是雅各宾党人的世纪的话，那么斯大林的二十世纪是共产主义的世纪。事情只能是这样。斯大林活了73年，苏维埃政权就胜利前进了73年。而一个世纪的73年大致说来已是整个世纪。就实质而言，这是斯大林的世纪。虽然在谈论历史时不能用假定式，但是仍然可以设想如果斯大林还在世会怎么样。难道在这种情况下巴格达会受到打击吗？永远不会！因为不管政治家如何的‘文明’，不管他们如何尊敬苏格拉底和崇拜西塞罗，但是他们只尊重武力。斯大林了解这一点……”（《明天报》1998年第52期）邦达列夫的看法带有一定的代表性。
根据新发现的斯大林的出生登记册、哥里教会学校1894年发给他的毕业证书和1920年他亲笔填写的表格，斯大林的生日为1878年12月18日。因此《我们的同时代人》杂志1998年第11—12期合刊开辟了纪念斯大林一百二十周年诞辰的专栏，刊登了他1928年到1933年发表的文章、报告、命令和谈话的摘录，并加了题为《或者我们被人打倒》的前言。编者在前言中希望读者读了这些材料后能对斯大林是否具有洞察力，他的观点是否狭隘，指导他的行动的思想和动机是什么等问题作出自己的回答。
1998年俄罗斯成立了一个名叫“宣传斯大林思想的国际运动”的组织，这个组织于7月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成立大会。它的宗旨是通过出版图书报刊、举办讲习班和讲座以及进行实际的交往“讲述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真实情况”。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尼娜·安德烈耶娃、总参谋部学院教授基里连科、历史学家普里谢片科和朱赫来、斯大林的孙子叶夫盖尼·朱加施维里等。
在斯大林的威望逐步恢复、他在群众中的影响日益扩大的情况下，某些政客开始利用斯大林的名字赚取政治资本。尼娜·安德烈耶娃在她的一篇文章里谈到了斯大林的故乡格鲁吉亚的情况。现在的当权者谢瓦尔德纳泽已成为“斯大林协会”的热心支持者，他庇护格鲁吉亚的斯大林主义者，给哥里的斯大林纪念馆拨款，甚至重新开放了赫鲁晓夫时代关闭的那些旧纪念馆。（见《真理报》1998年4月9日）
根据莫洛托夫和戈洛瓦洛夫的回忆，斯大林早在1943年就说过：“我知道，我死后有人会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坟上，但是历史的风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这垃圾刮走！”从现在出现的种种迹象可以看出，这“历史的风”似乎已经开始刮起来了。
二
上面提到过，斯大林自从受到批判以来，他的已发表过的著作失去了重版的机会，他的手稿被抛在一边，没有人去进行整理和研究。几十年后，人们对他的思想和观点已不甚了了，这就为他的反对者进行歪曲和捏造开了方便之门。实际上，如同一位批评家所说的那样，斯大林被剥夺了自我辩护的权利。从九十年代起，某些学者深感有改变这种状况的必要，便开始整理和出版斯大林的著作。在这方面工作做得比较多的是科索拉波夫。
科索拉波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是哲学博士，做过教学和研究工作。后到苏共中央机关工作，担任过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杂志主编。1986年他由于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被戈尔巴乔夫免职。他在199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名叫《请斯大林同志发言》的文选，显然这本书的书名包含着让斯大林自己站出来说话驳斥对他的歪曲和攻击的用意。全书分为两部分，第1部分摘编了斯大林从1924年到1952年的29篇文章、报告、谈话、书信等等，约占全书四分之三的篇幅；第2部分则是编者撰写的注释。本书在选材上针对性很强，所选著作大多是为了说明一些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问题，或者是为了说明事实真相以及纠正对斯大林的观点的歪曲和篡改。编者在注释中除了对所选著作作了详细的题解外，还介绍了在该著作论述的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批驳了错误观点。例如，在这本书里摘选了斯大林1927年10月23日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题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说的第1节（编者加了《谈个人问题和列宁的“遗嘱”》的标题），斯大林在其中谈到中央讨论列宁的“遗嘱”和他两次提出辞去总书记职务的情况，说明当时不公布“遗嘱”的决定是代表大会作出的。编者在注释中说，斯大林的这篇演说首次在1927年11月2日的《真理报》上公开发表，后又收入文集《斯大林论反对派》(1928)和《斯大林全集》第10卷(1949)中，因此“改革”年代有人把有关列宁的“遗嘱”的事说成是“秘密”，并就此大做文章，是没有根据的。
这本书全文收入了上面提到过的斯大林1937年3月3—5日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的报告和结束语。斯大林做这个报告时正是肃反的高潮时期，他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新特点做了分析和论述。编者在注释中指出，当年赫鲁晓夫曾抓住这个报告，说斯大林提出“随着我们向社会主义推进阶级斗争将变得愈来愈尖锐”的观点是为了给他搞大规模恐怖行动提供理论根据，而实际上赫鲁晓夫的说法与斯大林的原意不符，斯大林说的是“我们的进展愈大，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愈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愈要抓住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他解释道，斯大林讲这段话在于说明那种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意见是不对的。根据斯大林的说法，我们的进展和我们的胜利所激怒的不是某些阶级，而只是“剥削阶级的残余”，而且出现的不是整个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而是这些残余要“采取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不无感慨地说，几十年来人们一直引用赫鲁晓夫的话，却没有想到去与斯大林的原文核对一下。
为了使读者对三十年代的肃反过程有更加全面的了解，这本文选第一次发表了由莫洛托夫和斯大林于1938年11月共同签署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关于逮捕、检察机关的监督和进行侦查》的决定，其中指出了内务部和检察机关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并作出一系列规定，要求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此决定带有明显的纠偏性质。
这本文选正式发表了斯大林1941年1月29日关于《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据说这份记录的打印稿过去曾在下面广泛流传。斯大林的谈话中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主张承认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作用，并与经济学家展开了争论。同时他又就计划经济问题和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报酬问题等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编者认为斯大林谈到的这些问题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文选还收入了斯大林的两封信。一封是他1933年2月16日写给巴让诺夫的。巴让诺夫给斯大林写信，要把自己所得的第2枚勋章转送给斯大林，以表彰他的工作。斯大林在回信中说，他不能接受这枚勋章，这不仅是因为它“只能属于您，只有您才配接受这个奖赏”，还因为“我已受到同志们的足够的关心和尊敬，因此无权把您的勋章据为已有”。斯大林还说，“勋章不是为那些已出名的人设的，而主要是为那些不大出名而需要让大家都知道的英雄们设的”。另一封是斯大林1938年2月16日写给儿童读物出版社的，他在信中坚决反对出版《斯大林童年时代的故事》一书，他说，这不仅是因为“在这本书里有大量不符合事实、歪曲、夸大和过分颂扬的地方”，而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有一种倾向，即在苏联儿童（以及一般人）的意识中培植对个人、对领袖和绝对正确的英雄的崇拜”。他接着说：“这是危险的，有害的。‘英雄’和‘群氓’的理论不是布尔什维克的理论，而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社会革命党人说：英雄创造人民，把他们从群氓变为人民。布尔什维克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说：人民创造英雄。这本书是在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一切这样的书都将为社会革命党人张目，都将危害我们整个布尔什维克的事业。”这两封信可以说明斯大林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及他对个人崇拜的看法和态度。
从上面列举的几个例子可以看出，《请斯大林同志发言》这本书是科索拉波夫精心编选成的，虽然其中的大部分篇目过去都曾经发表过，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今天读起来仍感到很新鲜。
科索拉波夫还做了一件重要工作，即编辑出版了《斯大林全集》的后几卷。我们知道，1946年联共（布）中央马恩列研究院着手编辑出版《斯大林全集》，本来计划出16卷，并在《全集》第1卷的出版说明里作了预告。斯大林在世时，出到了第13卷。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下令停止出版，并毁了已排印的第14、15卷。六址年代美国胡佛研究所根据第1卷出版说明里预告的出版计划（第14卷为1934—1940年的著作，第15卷为《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6卷为卫国战争期间的著作），利用侨民和外交人员携带出境的斯大林的文稿和档案材料，编辑出版了后3卷。科索拉波夫设法弄到了胡佛研究所的版本，去掉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他认为这本党史虽经斯大林仔细校订过，但毕竟是集体劳动的成果），增补了50来篇文献，在纪念十月革命八十周年时推出了第14卷，接着又出版了后两卷。这几卷的开本和封面设计与斯大林在世时出版的前13卷完全一样。这样一来，斯大林的这部文集被赫鲁晓夫腰斩后，经过40余年才最后出齐，这为研究斯大林提供了比较完整的材料。
整理出版斯大林的著作和其他有关材料的不止科索拉波夫一人。据了解，著名批评家洛巴诺夫也收集了大量材料，于1995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长达700余页、书名叫做《斯大林：同时代入的回忆和文件》的书，看起来内容比较丰富，可是因未见到此书，无法作具体介绍。
这几年报刊上陆续发表了斯大林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例如1937年6月2日在国防人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议上的关于肃反问题的讲话、1940年4月17日在总结苏芬战争经验的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5月4日在红军各个学院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1949年6月7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莫斯科建设问题的讲话等）和谈话（例如1930年12月9日与红色教授学院的哲学家们的谈话记录、1935年6月28日与罗曼·罗兰的谈话记录、1939年3月与柯伦泰的谈话记录、1943年9月4日与3位大主教的谈话记录、1947年2月25日与电影《伊凡雷帝》创作人员的谈话记录等）。此外，有两份谈话记录特别值得注意，一份是斯大林在1945年12月28日召开的《斯大林全集》第1卷审稿会上的谈话，另一份是他在1946年12月23日讨论列宁和斯大林传记时的谈话，记录这两次谈话的是参加这两次会的历史学家和《斯大林传略》的作者之一莫恰洛夫。在第一次会上，斯大林回答了学者们提出的一些问题，谈到了他早年的某些文章写作和发表的过程，然后他说，他不要求全部收进去，去掉了许多。他还说：“有人力图收得多一些，想要夸大作者的作用。我不需要这样做。”当有人指出列宁全集把列宁所写的一切都收进去时，斯大林回答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在谈到印数时，斯大林提出，印三四万册就够了。有人认为太少，说列宁全集的印数为50万册。这时斯大林又说：“那是列宁，而这是我。”他还解释道，收入第1卷的文章现在只具有历史意义，只对了解作者生平有用，不必多印。后来在与会者的坚持下，才同意印30万册。（《真理报》1999年3月16—17日）
在第二次会上，斯大林手里拿着他的传略的修订本校样说：“错误很多。叙述的语调不好，是社会革命党人的语调。”接着他带着讽刺的口气说：“我居然有各种学说，甚至包括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原来我还有共产主义学说、工业化学说、集体化学说等等。在这部传记里赞扬的话很多，吹嘘个人的作用。读者在读了这本传记后该怎么办呢？他们得跪下来向我祈祷。”说完这些话后他又重复说：“你们在书中写道，我有关于战争的经常性因素的学说，然而任何战争中里都写到这一点。也许这个问题我说得有力一些，仅此而已……我竟然还有共产主义学说。似乎列宁只谈到社会主义，对共产主义什么也没有说。实际上我讲到共产主义时说的是列宁书里也有的话。还有，似乎我有国家工业化的学说、农业集体化的学说等等。其实正是列宁提出我国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问题，这个功劳应归于他。”最后他下结论说：“我们有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任何补充的学说都不需要。”在谈话将要结束时斯大林又一次说到这个问题，说“人们‘发现’我有整整6种学说，实际上一种也没有”。由此可见，他对那种夸大其词的做法十分反感。
斯大林指出了传略中的一些失实的地方。例如他说，传略“在谈到巴库时期时写道，似乎在我到达前，那里的布尔什维克什么也没有做，等我一到，一切马上变了样”，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他批评传略没有明确说明他是列宁的学生，他说：“实际上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自己是列宁的学生。这一点我在同路德维希的谈话时明确地说过……我是列宁的学生，列宁教导我，而不是相反。谁也不能说我不是列宁的学生。他开辟了道路，而我们沿着这条已走出来的道路前进。”斯大林提出应该写一部新的列宁传记，认为这是“一项首要的任务”，因为过去凯尔仁采夫、雅罗斯拉夫斯基写的传记都过时了。最后斯大林对亚历山大罗夫写的《西欧哲学史》一书提出了批评，阐述了他对某些哲学史问题和哲学家的看法。（《真理报》1999年3月19—22日）
斯大林晚年十分重视理论问题。他于1950年6月发表了《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批评了语言学家马尔的错误观点，论述了语言不是上层建筑，不具有阶级性，同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现在俄罗斯许多学者对这部著作是肯定的，就连一直对斯大林持批判态度的历史学家罗依·梅德维杰夫也认为它“总的来说具有积极意义”。（《思想自由》杂志1997年第4期第115页）1952年他又出版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对经济领域某些重大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科索拉波夫在一篇文章里曾谈到这样一件事：他曾与在苏共十九大后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契斯诺科夫长期共事，并且听契斯诺科夫说过，斯大林在逝世前一两天在电话里对他说：“您应当在最近就动手研究进一步发展理论的问题。我们可能在经济方面出一些错。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能扭转过来。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搞错了，那么就会断送整个事业。没有理论我们就会死亡，死亡，死亡！”（《明天报》1997年第50期）这是斯大林留下的最后遗训。他所担心的事后来在苏联果然发生了，这个历史的大悲剧告诉我们，必须重视理论建设和理论战线上的斗争。
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俄罗斯出版了一些研究斯大林的著作，其中包括库拉什维利的《斯大林主义的历史逻辑》、马连科夫的《国君与坏蛋：一个律师未发表的斯大林申辩的辩护词》、朱赫来的《斯大林：真实与谎言》、波赫列勃金的《伟大的使用化名的人》、谢马诺夫和卡尔达绍夫的《约瑟夫·斯大林》、尼古拉·雅科夫列夫的《斯大林：上升的道路》等。根据报导，这些著作的作者态度比较冷静和客观，他们对斯大林的历史作用作了不同程度的肯定。
这几年也出现了一些斯大林的新的传记。我们记得，沃尔科戈诺夫在八十年代后期写了《胜利与悲剧（斯大林的政治传记）》后，于九十年代中期又出版了《七位领袖》一书，斯大林是这本书所写的领袖之一。沃尔科戈诺夫原为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上将，后主动要求调任国际部军事史研究所所长。苏联解体前夕当了叶利钦的军事和安全问题顾问，并任接收包括政治局的“特别卷宗”在内的苏共中央和克格勃档案的委员会主席。据俄罗斯报刊披露，此人具有很大的政治投机性，“改革”后期摇身一变，成为坚决的反共分子，为了替自己的这种行为辩解，编造了一套他的父母过去受迫害的谎言。他的这种变化自然会在他前后两部作品中反映出来。如果说在前一本书里如同书名所表示的那样还既写了胜利又写了悲剧的话，那么在后一本书里对斯大林则主要采取否定态度。沃乐科戈诺夫本来是学哲学的，历史不是他的本行，因此缺乏写历史人物传记的应有的素养。俄罗斯学术界普遍认为，他在书中对事实和史料作任意的解释，叙述前后重复，论据和结论之间往往出现矛盾，因此他的书总的说来学术水平不高。由于他处于特殊地位，能接触到过去绝密的档案材料，因此他的著作在一段时间内曾受到读者的重视。后来许多材料解了秘，人们才发现，沃尔科戈诺夫带着偏见利用档案材料，只取其中能纳人反共公式的东西，而且有时断章取义，于是便对他的著作失去了兴趣。
下面要着重讲一下拉津斯基的《斯大林》一书。此书于1996年在美国纽约出版，1997年“返销”国内。与此同时，作者在俄罗斯电视台一频道作了题为“斯大林的预见，生平和详细经历”的系列谈话，为他自己的书作广告。这本书也迅速传到了我国，新华出版社在1997年就出版了中译本，不过把书名改为《斯大林秘闻》，并加了“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的副标题。拉津斯基是一个剧作家，直到九十年代才“改了行”，先后写了《尼古拉二世：生与死》和《斯大林》。他在后一本书的《前言》里说他对斯大林的态度是：从少年时代“丧失理智的崇拜”变为后来“丧失理智的仇恨”。其实他岂只是对斯大林如此，他对列宁、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制度都抱着这种态度。他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多次反复地强调说，斯大林的政治手腕和斗争策略都是从列宁那里一点一点地学来的。他把苏维埃政权形形色色的敌人的话奉为至理名言，借用它们来攻击十月革命和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因此这本书的政治倾向性是十分明显的。
拉津斯基在谈到这本书时强调它是根据文件和档案材料写成的。在这本书的广告里也说，这本书是作者根据“多年来研究档案材料”的结果写成的。实际上并不如此。著名学者何日诺夫指出：“只要读一读这本书立即就可看出，它主要是建筑在作者稀奇古怪的想象的基础上的。不用说作者没有掌握难以看到的档案，就连任何图书馆都有的百科全书也没有查一查。”（《图书评论报》1997年1月21日）一位美国学者也说：“尽管拉津斯基一直强调他的书是以档案材料为基础的，实际上它基本上是由各种事实、不同的看法和最近几十年的传闻编缀而成的。”（《独立报》1997年7月3日）书中把大量离奇的传说和各种流言蜚语收集到一起，根本不作分析和判断，只说一些模棱两可和不置可否的话，有时甚至作拐弯抹角的暗示，要读者相信这些传闻是真的。俄罗斯各派的报刊（其中包括自由派的《独立报》和《文学报》、传统派的《苏维埃俄罗斯报》和《明天报》等）都发表文章对《斯大林》一书提出批评，指出其中大量“史实”的错讹。作为剧作家的拉津斯基，本来应该对文学界的情况有较多的了解，可是他恰恰把许多与文学界有关的事搞错了。他毫无根据地说斯大林当了总书记后，马上建立了拉普；他把斯大林在高尔基家会见作家的时间安排到高尔基不在国内的1932年初；把斯大林与布尔加科夫通电话的时间改在1930年愚人节，而实际上是4月18日；他说《静静的顿河》的作者肖洛霍夫被怀疑为剽窃者后之所以不敢出来辟谣，是因为小说写的是一个被枪决的哥萨克的经历，肖洛霍夫一直到死都对此保持沉默，而事实是肖洛霍夫当时就站出来辟谣，而且早在1937年就说明小说主人公的原型是谁。至于把某人入党的时间提前几年，把某人的寿命延长几年的事，也很常见。因此柯日诺夫说作者连百科全书也没有认真查一查是有根据的。拉津斯基在叙述斯大林的生平和活动以及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时，用的是调侃和揶揄的语调，有时不免流于油滑，这也引起俄罗斯某些批评家的不满。由此可见，这不是一本严肃的名人传记，就连作者本人在他的谈话里也把它称为小说，因此把它当作可为我国党政领导、研究单位和学者提供珍贵资料的史书来推荐是很不合适的。
三
目前俄罗斯各派在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虽然没有像过去那样展开激烈的争论，但是相互之间仍旧存在着重大的分歧。“改革”年代猛烈攻击和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自由派，随着苏联的解体，政治上遭到了破产，他们过去发表的那些反对斯大林的言论和制的种种神话，似乎已无多少市场。在社会上比较普遍地出现怀旧和怀念斯大林的情绪的情况下，他们的放肆态度总的说来有所收敛。例如上面提到过的那位布尔拉茨基，他在《斯大林将从后排出现》一文里虽然仍把现已基本上弄清的问题说成“谜”，虽然对斯大林过去贯彻的路线和政策提出种种批评和责难，但是可以看出，说话的口气已经平和多了。但是也有例外，例如前持不同政见者柯别列夫在去世前给他的格鲁吉亚朋友们写了一封公开信（见《独立报》1997年2月22日），指责格鲁吉亚著名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复活对斯大林的崇拜”，继续用“改革”年代常用的词汇攻击斯大林，列数他的罪状，把苏联过去的一切成就说成是违背他的领导取得的。自然这封信除了引起“格鲁吉亚朋友们”的反感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在“改革”的前期，自由派在批判斯大林时都曾把他与列宁分开。到苏联解体前后，一部分人完全采取反共和反社会主义立场，公开把矛头指向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全部历史。其中有人甚至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德国的法西斯制度相提并论，都说成是极权主义制度而加以彻底否定；还有人把苏联人民伟大的卫国战争描绘成两个极权主义政权之间的斗争，把斯大林说成与希特勒一样的人物。而另一部分仍然只反对斯大林而不反对列宁。直到目前为止，在自由派当中仍然有两种人，上面提到过的柯别列夫和《斯大林》一书的作者似乎属于前一种人。
但是无论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他们的自信心已大大降低，他们开始担心“新的斯大林”的到来，于是设法阻止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潮流。但是他们在过去十多年内已把话说尽说绝，他们的想象力已经枯竭，再也想不出能引起公众注意的反斯大林的“事实”和“论据”来。有的人只好又在斯大林的经历上做文章，重新搬出斯大林是沙皇暗探局奸细的问题。1997年《消息报》连续发表文章，肯定早已证明是伪造的叶廖明的信（其中谈到斯大林曾与沙皇警察合作）是真的。（见《消息报》1997年9月19日和10月2日）1998年《选择》杂志又刊登了一个叫马尔蒂诺夫的人向沙皇警察厅长汇报马林诺夫斯基和朱加施维里（斯大林）的活动的信，该刊在后记中说：“希望这个文件的发表能使许多怀念‘个人崇拜’时代的新斯大林分子和‘强国论者’的热情有所降低。”（《选择》）1998年第1期第80页）不过他们自己也知道这样一份真实性大可怀疑的“文件”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因此仍然忧心忡忡，担心一旦局势发生变动会受到报复。布尔拉茨基在他的上述文章里提醒大家注意这种危险，并且劝告现在的官僚和寡头们变得理智些，他说，如果他们贪得无厌而激起众怒，那么新的斯大林就会像当年的柯巴（斯大林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本文作者）那样，在无人认出他就是斯大林的情况下“从后排出现”。（《独立报》1997年5月22日）
上面说过，近年来对斯大林表现出较高热情的是传统派。所谓的传统派，又叫乡土派，他们主张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传统，反对和抵制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提出俄罗斯应走自己的道路的口号。他们自称爱国者，为过去祖国的强大而自豪，同时又为今天国家处于屈辱的地位而痛心。在多年的政治斗争中，他们一方面与俄共和其他左派力量结盟，另一方面又团结民族主义者和保皇派，组成了所谓的人民爱国运动。这是在爱国和复兴俄罗斯的口号下联合起来的一个庞杂的群体，其中既有肯定十月革命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又有反对革命和主张恢复沙皇专制制度的右派，形象地说，既有“红色爱国者”，又有“白色爱国者”。目前人民爱国运动对当局采取反对派立场，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传统派对斯大林也有许多不满，特别是对斯大林推行的农业集体化采取严历批判的态度。但是他们并不全盘否定斯大林，许多人都承认斯大林把俄罗斯建成强大国家和领导全国军民夺取卫国战争胜利的功绩。而当昔日他们引以自豪的强大国家在自由派对斯大林的一片咒骂声中顷刻瓦解时，他们发现，原来自由派反对斯大林也就是反对俄罗斯。目的是要毁掉它，于是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便和俄罗斯完全连在一起了，许多人纷纷站出来维护斯大林。在他们思想上，斯大林的错误以及由这些错误造成的损失和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他们当中不少人的先辈或自己本身都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退居到了次要地位。一位著名艺术家这样说：“斯大林是一个可怕的人。但是，但是……现在帝国垮台了……我们的苏联解体了。但是不管斯大林怎么样，不管制度怎么样，他在世时的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别人害怕它，它的话有人听。而现在，恕我直言，想起这点心里觉得痛快。”（《红星报》1993年1月5日）可以说，他说出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想法。
上面提到过，传统派著名批评家洛巴诺夫从九十年代以来对斯大林问题很感兴趣，曾收集和编辑出版了一本有关斯大林的材料，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谈话，阐述他对斯大林的看法。他把斯大林称为“伟大的强国论者”，说斯大林主张建立一个具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洛巴诺夫还说，三十年代初斯大林在同路德维希谈话时，虽然强调他要巩固的不是“民族”国家而是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在客观上所恢复的伟大强国是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他接着说，斯大林“用历史的目光注视着占地球六分之一的领地，怕被人占去，他记得祖先们解放的、夺取的、开发的每一寸土地。战前他收回了伊凡雷帝进行了多年的立沃尼亚战争未能保住、暂时从俄罗斯分离出去波罗的海沿岸领土”。洛巴诺夫还引用一位海军将领的日记，说斯大林战时就决心要收回库页岛南部。在这位批评家的笔下，斯大林是国家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决定斯大林对人们的态度的首先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个人因素。他又引用他收集到的季米特洛夫的一则笔记来说明这一点。季米特洛夫记录了斯大林1937年11月7日在伏罗希洛夫举行的晚宴上所说的如下一段话：“任何想要破坏我们国家的人，即使他是老布尔什维克，也将同他的全家人和整个家族一起消灭。”（见洛巴诺夫《伟大的强国论者》，载《青年近卫军》1995年第5、7期）洛巴诺夫在另一篇文章里说：“老革命家斯大林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失去了革命精神，他把自己的命运与俄罗斯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12月21日）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洛巴诺夫所描绘的斯大林已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国际主义者，而是一个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斯大林所建设的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俄罗斯民族国家；他毕生的任务是维护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利益，而不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提高工人阶级。现在传统派中的许多人所看到的和赞扬的，大体上就是洛巴诺夫所描绘的这样的斯大林。
目前在传统派人士当中还有一种倾向，即把斯大林与列宁分割开来，强调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洛巴诺夫的文章也表现出这一点。他在谈到国家问题时说，列宁基本上赞成联邦制，而斯大林主张建设一个具有强有力中央政权的单一制国家。他还说，斯大林也不接受列宁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消亡”的理论，并在1923年出版的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的封面上写道：“（国家）逐渐消亡的理论是极坏的理论。”他认为列宁遵循把阶级放在首位的“机械的”国家理论，而斯大林则赞成国家的“有机的”发展，把它看成一个把个人和各个阶级吸收进来并使之服从于自己的整体。（《青年近卫军》1995年第5期第218页）传统派的右翼，尤其是那些“白色的爱国者”，更是把斯大林与列宁对立起来，肯定斯大林，贬低、甚至否定列宁。他们批判列宁的国际主义，称颂斯大林的“民族主义”；他们激烈反对列宁在革命初年对教会和神职人员采取的强硬措施，赞扬斯大林四十年代以后对教会的宽容和信任的态度。他们甚至肯定斯大林的一些明显地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错误做法。
俄共党内在斯大林评价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真理报》在一篇署名文章里曾作这样的描述：“曾经多次令人痛心地见过同样的场面。人们在代表大会上，在党的会议上，在讲习班上坐在一起，都很正常，和洽相处。对所有问题，既包括对现状的估计，也包括对未来的任务，似乎都取得了共识。但是突然有人说了一句：‘斯大林！’这些政治观点无疑很接近的人突然彼此都不说话了。集体的工作中断了。党组织简直就要分裂了。”（《真理报》1995年12月21日）现在尚未见到关于俄共内部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分歧的详细报道，因此很难作具体的说明。根据一些零散的材料可以看出，有一些人担心在目前的斯大林热里如果全盘肯定斯大林，就会重复过去斯大林犯过的错误，因此他们对斯大林仍主要持批评态度。例如斯拉文就是如此。据一位批评家就，当斯拉文在俄共的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上听到一个发言的人说了几句赞扬斯大林的话时，害怕得不得了，急忙说：“怎么能这样说！资产阶级就会骂我们！”（转引《明天报》1997年第18期）他在1994年发表的《拥有绝对权力的人》一文中，对斯大林的哲学观点和他在三十年代肃反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真理报》1994年12月21日）像斯拉文这样的人在俄共队伍里不是个别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在他的大量谈话中直接提到斯大林的次数不多。1998年10月他在回答德国《明镜》周刊记者提出的问题（“当您的同志们在你们的群众大会上高举斯大林画像时，您有什么样的感觉？”）时说：“斯大林生活在民主传统刚刚形成并受到严峻考验的时代。斯大林曾不得不同希特勒、张伯伦、蒋介石打交道，而这些人并不是纯粹的民主派。不能脱离他周围的人和他的时代来评价斯大林。”久加诺夫接着说：“只用一种颜色来画斯大林的像是不对的。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像实现我国的工业化、宇宙航行、在全球建立世界各强国之间的平衡和保证核安全这样的事实。”他又说：“也有错误，党已在五十年代进行了批判。这样的错误和偏离法律的行为不应该重复发生。”（《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0月8日）在这里久加诺夫只是笼统地肯定了斯大林的功绩和指出了他的错误。与久加诺夫同为俄共内部人民民主派代表的尤里·别洛夫比较详细地说明了自己的看法。上面提到过，别洛夫把斯大林时代称为“残酷和伟大的时代”。他说，为了解决所谓的“地缘政治的弱点与克服这种弱点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采取了残酷的方式：实行了集体化和在集体化的痛苦中诞生的工业化，“正是工业化在战争年代拯救了国家，恢复了俄罗斯的伟大强国的地位”。别洛夫接着说：处于新的、社会主义的状态的俄罗斯国家继续是一个欧亚国家，“西方和东方在俄罗斯会合了”。俄罗斯是在饱经痛苦后得到社会主义这一西方现象的，它得到的社会主义具有亚洲的表现形式，是“国家社会主义”。这里别洛夫用“国家社会主义”这一术语来表示斯大林建成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主义。别洛夫不否认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大修正”，但是他认为当时斯大林的做法是合理的，因为“历史不允许作另一种选择”。他说，“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国家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走完了从木犁到原子反应堆的道路”，他认为讲斯大林时只讲肃反，是“不顾客观的真实情况”。他强调说：“所有的历史成就——劳动和休息的权利得到保证，妇婴受到保护，生产、基础科学和国民教育的发展达到很高水平，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最后形成——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实现的，是与斯大林的名字不可分的”。此外，斯大林还是卫国战争的胜利的组织者。别洛夫最后指出，不管有人多么希望，无论如何是无法回到斯大林时代去的。但是为了复兴伟大的国家，仔细地和全面地研究这个时代是很必要的。（《苏维埃俄罗斯报》1994年10月20日）
最后讲一讲科索拉波夫的看法。他在一次谈话中声明说，就世界观来说，他是唯物辩证法的信奉者，而“如果通过某些人的名字来表述的话”，那么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他看来，斯大林是“二十世纪的一个被弄得最神秘的杰出人物”。在世时斯大林受到同时代人的狂热的崇拜和赞扬，逝世后遭到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诬蔑和诽谤，经历了一个从神化到妖魔化的过程。他说，他有责任打破这个怪圈，还斯大林以历史本来面目。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斯大林的崇拜者和辩护者，他只着眼于恢复历史的正义。尽管他的父亲在斯大林时代也曾被关押，并且据他说他从父亲口中了解到的劳改营的情况比从索尔仁尼琴书中了解到的还要多。但是他提出在判断斯大林的方针和行动是否合乎历史正义时，不能根据自己或亲戚朋友的遭遇，而应根据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人以及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在社会中的地位。（《苏维埃俄罗斯报》1998年1月15日）也就是说，他认为评价斯大林的功过时应不计个人恩怨，而应考虑是否给劳动人民带来好处。这里他提出了评价斯大林的立足点问题。
照科索拉波夫的说法，斯大林对善与恶的理解是具体的，对他来说，恶的体现是私有制、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各种机会主义的和反无产阶级的倾向等等；斯大林“既不是恶魔，也不是天使，他可能瞄准敌人，却打中了自己人。他在设法实现自己主要目标——消灭资本的统治和帝国主义的威胁、加强苏维埃国家的国力和提高劳动人民的福利时，可能犯错误，同时也可能做到小心谨慎和有先见之明”。科索拉波夫认为斯大林的敌人和批判者的糟糕之处在于只考虑局部，只抓住他的某一个方面，而他是一个整体。而且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一定限度的恶为普遍的幸福服务”。（同上）这里科索拉波夫强调在评价斯大林时要把他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进行全面的分析，反对只抓住某一方面作片面的结论。科索拉波夫也主张运用全面分析的方法来分析斯大林时代的重大事件。例如他用这种方法分析了受到批评最多的三十年代的肃反。他说，1937年不单单是进行镇压的一年，这一年胜利地完成了第2个五年计划，举行了普希金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庆祝了十月革命二十周年，进行了新宪法通过后的第一次最高苏维埃选举，国内出现了社会主义热情普遍高涨的局面。同时也存在着破坏活动，因此这一年3月联共（布）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另一方面，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破坏法制导致无辜的人受害的严重错误，斯大林是要对此负责的。他认为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现在已有大量材料可以说明，主要原因在于异己分子钻进了执法机关。（同上）当然科索拉波夫作出的结论还可以商榷，但是他考虑到问题的各个方面、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的态度是可取的。科索拉波夫还就斯大林与列宁的关系以及他们政治主张的异同问题、个人崇拜问题、农业集体化问题等发表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在谈到斯大林的品德和作风时，科索拉波夫特别指出两点。一是斯大林一生好学不倦，这使他成为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他在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前，总是要进行详尽的研究。他经常向专家请教，阅读大量材料，任何时候都是自己动手起草报告和写文章。因此很难想象他会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那样被一些搬弄是非者和削尖脑袋的人所包围，受他们的蒙骗。二是斯大林生活极端的俭朴。他没有个人的财产，住房是公家的。六十年代科索拉波夫为完成苏共中央的一项任务，曾在斯大林住过的别墅内工作达13个月之久。别墅内陈设惊人地简朴，家具是最普通的。据说曾有丰富的藏书，后来无人管理，全都散失了。他在叙述了自己的所见后说：“列宁和斯大林这种廉洁奉公、一心为人民和祖国服务、完全为事业献身的精神，会使形形色色的资产者感到奇怪和害怕。这些人想不到，俄罗斯正在期待着这样的领导人。只有与这样的领导人一起俄罗斯才能振兴，也只有这样的领导人，俄罗斯人才会怀着感激的心情时常想起他们。”（同上）斯大林以他的这种艰苦朴素、不图享受、勤政务实、不尚空谈的作风，带出了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并在这方面为无产阶级政治家树立了榜样。俄罗斯人民今天怀念他，其原因之一，恐怕在于他具有这样的品德。
俄罗斯有一位历史学家这样说：“斯大林是我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位大人物。避而不谈是不行的。关于他的争论一直没有中断并将进行下去。要阻挡是阻挡不住的。需要写出他的科学的传记，对这位复杂的和充满矛盾的国务活动家进行科学的研究……共产党人应该抛弃斯大林活动中消极的东西，接受其中积极的、对建设和复兴强大的和独立的国家有用的东西来武装自己。不能再听任那些仇恨和掠夺祖国的人再诋毁斯大林了。他们已经干成了一件坏事：在对斯大林谩骂式的欺骗性的批评的掩护下破坏了强大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俄罗斯报》1996年2月16日）这一段话表达了相当多的俄罗斯人的共同看法。这里还应加一句：不能再听任那些向往资本主义的人以批判所谓的“斯大林模式”为借口再来全盘否定斯大林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建设成就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赫鲁晓夫做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结果写成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文章，论述了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问题。文章着重指出，尽管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他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就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从那时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0余年，现在看来，那时对斯大林所作的基本估计仍然是正确的，符合实际的。而在这40余年里，苏联历史发展的进程出现了逆转。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果，导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思想遭到践踏，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这个惨痛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反对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
上面说过，苏联解体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残酷现实使得许多人开始怀念斯大林，同时也促使某些过去对斯大林持否定态度的人重新考虑对他的评价问题，其中有的人已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看法。这种新的动向无疑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应该清醒地看到，要使人们普遍对斯大林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一方面需要继续批驳旧的攻击，另一方面也要揭露新的歪曲。而更重要的是，应当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下大力气做正本清源的工作，恢复被抹黑了的斯大林的历史本来面目。与此同时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他的思想和活动进一步作全面深入的研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今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一百二十周年诞辰。如果我们能够着手切切实实地做这项工作，那么这将是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最好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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