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与苏联演变

唯物史观与苏联演变
 
 
李瑞琴   《马克思主义研究》

 
【内容提要】人类社会发展具有规律性，人们只能在既定的社会形态中进行实践活动，同时，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选择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社会发展方向。苏共20大以后，党内出现了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思想的“解冻”时期一代人，其代表人物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3月担任了苏共总书记。在苏联社会亟待改革的特殊时期，在改革还是改向、完善还是摧毁社会主义的两条道路面前，戈尔巴乔夫选择推行了一条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导致了苏联剧变。

【关键词】唯物史观 戈尔巴乔夫 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唯物史观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辩证统一。它确认人的实践活动的重大作用，即人们在历史舞台上，既是剧作者、又是剧中人，社会历史规律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类社会在总的发展趋势上呈现出必然性、统一性、相同性，基本上都会依次经历五种社会形态。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形式和阶段上，则往往呈现出偶然性、多样性和差异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性，可以依据既有的条件，对社会制度、经济形态、政治体制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和发展的选择。唯物史观既包含着一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与不可回避性，也包含着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2页。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因此，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重要历史人物代表主体力量的抉择往往对社会发展起着重大的影响。如列宁所说，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因为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页。。苏联剧变就是这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进步性和曲折性的反映。运用唯物史观，剖析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是深化苏东剧变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如何能够确立

早在1936年11月25日，斯大林就曾讲道：“由于苏联经济方面发生了这些变化，我国社会的阶级结构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所有的剥削阶级都消灭了。剩下了工人阶级。剩下了农民阶级。剩下了知识分子。”《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苏联1977年宪法写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社会主义全民国家，它表达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各民族和部族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苏］苏科院历史所编：《苏联民族——国家建设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5页。1986年苏共26大报告也强调，支持苏共的强大社会力量是工人阶级、农民、人民知识分子以及妇女、青年、老战士、各社会集团、苏维埃祖国各大小民族。《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1984－1986），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8页。因此，社会中普遍认为，苏联社会存在着两个阶级和一个知识分子阶层，此外苏联还存在着持不同政见者、官僚特权阶层，以及敌视社会主义的各种势力。多层阶级结构的存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推行，提倡公开性、民主化，使得处于隐蔽状态的持不同政见者、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等各种阶级阶层的思想和思潮纷纷暴露出来。在苏共党内，这些思想和思潮表现在改革问题上，就形成了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西方派”；全盘否定斯大林模式、走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被“改革派”排挤、打压的“保守派”。前两个派别在关于改革的前途问题上没有本质的区别，区别主要是在改革顺序、改革速度《苏共中央通报》(Извесmия　ЦК　КПСС)1989年第2期。和改革后建立的社会模式上。因此，三种派别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改革路线：即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改革；以“改革”为名实则改变社会制度，融入所谓“西方文明”的改弦更张。两种根本不同的改革路线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不同的利益。

在苏联知识分子阶层中，曾受到苏共20大“解冻”思潮洗礼、已经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层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有力支持群体。如米格拉尼扬认为，“促使改革进程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存在着对制度持批判态度的，并准备同改革派领导人合作的一定的知识分子阶层。”［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137页。这些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给予戈尔巴乔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以积极而有力的配合，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改革之初，就有不计其数的苏联‘思想家’、改革的狂热分子前往西方各国。他们辱骂苏联的一切，谈论共产主义的崩溃，他们为西方的一切感到兴奋，认为‘人类的光明未来’已经属于资本主义。” ［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的观点日益转向拥护资本主义，是国家社会主义最终终结、亲资本主义联盟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4页。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主要代表了这一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同广大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是根本不同的。

上述分析表明，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进行改革，国家的未来何去何从，是改革还是改向，取决于参与历史进程的各个阶层、阶级，取决于这些阶级阶层的党内代表力量，进一步说则取决于处于苏联党政军最高权力地位的戈尔巴乔夫。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说，在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原则上说，苏联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与其相适应的政治形式转变的任何前提条件都还没有成熟、也不可能成熟，国民大众中间还没有任何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需求，只是一些来自‘影子经济’的罪犯、个别持不同政见者、隐藏的敌人以及一部分聚敛了财富并想要将其合法化的特权阶层的代表幻想这样做。随后开始的、毁灭一切苏联的事物的狂热，乃是新的反苏、反共宣传和大规模思想混乱的结果。”［俄］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3页。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之所以能够把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苏联进行改革的最终目标，是因为在苏联的经济基础上，逐渐产生了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土壤”和条件，逐渐形成了希望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制度的特权官僚阶层，而且有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代言人逐渐在执政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这足以让我们警惕，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时期，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改革必须始终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

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目标如何得以确立

　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提出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改革纲领，取决于他的世界观。世界观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和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其形成和确立来自两个途径，一是先前遗留下来的思想材料的影响，“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二是现实社会和当代世界的影响。尽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在1990年苏共28大上正式确立，但戈尔巴乔夫社会民主主义世界观的确立远在改革之前，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斯大林逝世后，苏共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人道主义化，这种抽象地谈论人和人道主义的作法，对苏联理论界、思想界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以明显人身攻击的方式，对斯大林作了“揭露”和“批判”，开启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严重的、恶意的非斯大林化，也开启了苏共对党的历史、历史问题、历史人物评价时的不慎重、不科学、极端化之先河，使人们对国家历史、领袖人物的神圣看法，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受到强烈震撼和冲击，人道主义呼声随着对斯大林的批判日益高涨。这一过程逐渐演化为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时期的一系列政策，最终提出了类似社会党的“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为日后苏联理论界人道主义化和戈尔巴乔夫形成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奠定了历史基础。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恶意批判，不仅在当时苏联国内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在国际共运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后果，而且形成了所谓“解冻”时期一代人。从苏共20大一直到1985年，“在官方的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旁边，对生活、社会组织和人在社会中的作用的另一种不同看法正在为自己奠定基础”［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戈尔巴乔夫对苏共20大评价非常高，他说：“无论赫鲁晓夫本人的主观意愿如何，就其意义而言，这是对极权主义体制的第一次冲击，这是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03页。“改革的构想并不是某一批人的心血来潮。从苏共20大起，在党内和社会上就已经开始进行探索。”《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主要文件资料汇编》，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戈尔巴乔夫直言不讳地说明了其改革的历史渊源，均来自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

苏共党内经过“非斯大林化”及其“解冻”思潮，党员的马克思主义信念受到极大冲击，社会民主主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一旦有了合适的机会、适宜的土壤，就会迅速发展，形成气候。可以说，在苏共20大后，苏共在培养和选拔党的接班人时，不可预测性和风险大大增加，极有可能出现打着马列主义旗号，思想观念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化的党内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

在“解冻”思潮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以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观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20世纪7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考察西北欧国家就得出结论说：“至于说到平民社会、政治制度的运作，那么先验的所谓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观点有所动摇。大概我从出国访问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人家的生活条件更好、生活更有保障。”通过考察对比后，他认为，“我国的变革只能自上而下地开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对于调到苏共中央工作的建议的态度。”《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90-191页。 戈尔巴乔夫在思想上抽象而不是具体地看待民主社会主义取得的一些成果，抽象地因而是片面地将社会主义的苏联与西方进行比较。这种割断历史、站在与苏联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世界观和立场上看待世界，只能得出错误的结论。错误的结论进一步主导其世界观发生变化。因此，当戈尔巴乔夫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最高位置时，民主社会主义自然成为其改革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是戈尔巴乔夫转向社会民主主义的重要现实原因。

担任苏共总书记后，戈尔巴乔夫很快成为一个理论形态完备、实践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苏联剧变后，他总结自己的改革道路说：“我在党内走过的路是一条逐渐向社会民主主义观点过渡的道路。”“在改革的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制定了“苏共全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纲领”。1990年苏共28大“正在起草的新党纲上实质上具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戈尔巴乔夫、斯拉文：《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41、157、161页。 。在苏联面临着改革旧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大关头，戈尔巴乔夫从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立场、观点出发，以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观为思想武器，评判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与体制的弊端，他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只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对改革目标的选择，无法越出他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阶级阶层的局限性。站在这样一个立场上，从这些阶级阶层的利益和愿望出发，他无法从本质上深刻认识到，在苏联这样一个建国近70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根本是不符合国情的，因而也根本是没有出路的。

历史发展中在某个具体的历史阶段呈现着多种可能性是一种客观现象，至于哪一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则具有一定的偶然性。1985年3月，由戈尔巴乔夫这个“解冻”时期一代人的代表出任党的总书记，是必然中的偶然。苏联社会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以来，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开拓精神、充满活力并力图改革的领导人来引领国家，这是苏联党和国家的客观要求。而从现象上看，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戈尔巴乔夫是最佳人选之一，如葛罗米柯说：在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一职的候选人时，谁都会理所当然地想到戈尔巴乔夫。他具有渊博的知识、相当丰富的经验。《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09页。戈尔巴乔夫虽然具有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基础，但在当时并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苏共中央领导集体的推举，并不能说明戈尔巴乔夫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由于戈尔巴乔夫的当选，苏联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确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也就有了极大的可能性。

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如何得以推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认为，主体选择性依赖于历史决定性，受历史决定性的支配，但主体选择可以在历史决定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人可以为实现一个客体中的特定可能性创造条件，使另一个客体发生人所需要的变化，从而成功地进行主体选择。因为，“在客观的社会规律作用的基础上产生的可能性能否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观因素。社会中的主观因素就是人们的有意识的活动，人们的意志、毅力、政治成熟性、组织性。”［苏］Ф·Ф·维亚凯列夫主编：《客观辩证法》，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80-181页。戈尔巴乔夫所选择建立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目标决非是必然要发生的，必须创造使这一目标能够实现的条件。

1. 创造干部条件

（1）戈尔巴乔夫竭力追逐个人权力，作为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有力的物质条件。唯物史观认为，历史首先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同时也承认个人的历史创造作用。但个人历史作用不是抽象的单个人的概念内化，它的发生和发展都是历史的、实践的产物。不同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经济关系，决定了不同时代个人历史作用发挥的广度和深度。普通个人、杰出人物、领袖人物，在历史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执政党领袖能够依靠其特殊的地位和国家这一特殊的“经济力量”，推行其思想、理论、政策。戈尔巴乔夫处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特殊位置，他对外代表国家、代表苏共，对内能够决策国家大政方针，他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的力量，就是党的力量，就是整个民族的力量。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7年间， 苏联最高权力中心发生数次大转移，每一次转移，戈尔巴乔夫都在努力强化个人的权力，削弱、直至夺取苏共健康力量的权力。

大卫·科兹说：“斯大林之后，就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拥有绝对的权威了。但与西方任何一位总统或总理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十分有权势的。”“如果有人说服了总书记需要推行重大的改革，总书记就有着巨大的权力把改革推行下去。”［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因此，当有人问道：“戈尔巴乔夫一个人能够摧毁整个国家吗”时，苏联时期的外交官斯莫利亚科夫，在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上，面对戈尔巴乔夫喊到：“很可能，如果这个人是总书记的话。”罗伊·麦德维杰夫：《苏联为什么解体》，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1期。这充分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戈尔巴乔夫能够推行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有力的物质条件。

（2）以是否拥护其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作为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大批撤换干部，为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扫除障碍、建立组织基础。戈尔巴乔夫上任不到一年，从1985年3月至1986年2月苏共26大前夕，就有140多名中央、政府、各部、加盟共和国和州委领导，因不符合这一“决定性标准”被撤换。苏共26大上，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占44％，中央候补委员占69％。1987年10月，戈尔巴乔夫上任时的10名政治局委员中5名被撤换。1988年9月又撤换了５位老资格的领导人，降低“传统派”代表人物利加乔夫的地位，由主管意识形态改为主管农业。1989年4月，10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被要求集体辞职。1989年9月撤销5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的职务。至此，戈尔巴乔夫上任时的政治局委员，除他本人外，全部退出政治舞台，一大批积极追随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派被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

意识形态领域里有85％的人被撤换，由“改革派”全面控制舆论界，并以此为桥梁，把非正式组织、党内的“改革派”、处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改革派”领导连在一起。“这种政策可归结为选派倾向于激进改革的新闻工作者去领导最有影响的一些报纸，如《消息报》、《莫斯科新闻》、《星火》等。这些新闻工作者得到了最高层改革家的支持，从改进这种制度和纠正其发生变形的立场上对制度的价值观和机制进行了公开的批评。”［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页。这些组织措施一经落实，舆论导向作用很快显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随之见诸报端，逐渐泛滥、充斥于社会。这对戈尔巴乔夫推行改革路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被认为是“电视、报纸出政权”。戈尔巴乔夫事后说，正是“激进派控制着全部或者一部分出版事业，利用他们在广播和电视部门的追随者的机会，使这项要求（取消宪法中规定的共产党执政地位的条款——引者注）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还将其作为深化改革的主要条件”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14页。。取消宪法规定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这样“变成了广泛的社会舆论”并得以成为现实。

戈尔巴乔夫还利用“鲁斯特事件”在军队中进行了大清洗。德国飞行员马加斯·鲁斯特驾驶的运动飞机降落在红场，却未被防空设施发现。戈尔巴乔夫以此为借口，大批撤换对他的改革路线持反对态度的苏联武装力量领导人，150名有经验的、有独立见解的苏军将领和军官被移送法庭，清洗至少达到了师首长一级，甚至可能更低。这次清洗使苏军陷入了实际上无人领导的境地，进一步增大了国家局势的不稳定性。雷日科夫对此指出：戈尔巴乔夫所有关于干部的挑选和安排政策都具有消极的、甚至是居心不良、发泄私愤的性质，“我们所亲眼看见的干部政策，是共产党人连做梦都没见过的”。以前培养干部的原则是忠于党的理想，忠于国家，现在则完全取决于对个人的忠诚。“Правда”，16 иоября　1990г；转引自吴恩远：《论戈尔巴乔夫的“加速发展战略”》，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5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戈尔巴乔夫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路线确立后，干部也同样是决定因素。因此他必然按照其改革目标为标准，起用干部，排除障碍，推行其改革路线。

2. 创造社会条件

戈尔巴乔夫利用公开性、意识形态多元化打击“保守派”，有组织地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为改变社会制度进行充分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1988年3月，戈尔巴乔夫亲自安排组织对安德烈耶娃《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文的大肆批判。安德烈耶娃对改革尤其是对斯大林问题的评价上表明了自己的不同立场，明确表明以“重评历史”、恶毒攻击斯大林、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重要内容的政治改革，并没有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对改革前途和国家安危充满担忧。文章引起了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的“高度重视”。在专门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说：“安德列耶娃作为一名工艺学院的化学老师怎么能有这么些材料供她阐述，这一点值得怀疑。这是可以推论出来的，有些信息是她无法接触到的，她的知名度并不高，她的圈子还是比较窄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53页。矛头直接指向利加乔夫。戈尔巴乔夫又专门召集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书记开会批判安德列耶娃的文章。针对赞赏安德列耶娃文章的地方领导的发言，戈尔巴乔夫说：“斯大林是丧失了一切道德的罪人……如果按照安德列耶娃的逻辑，她要把我们引到又一个1937年去。你们这些中央委员愿意吗？我们应该考虑国家的命运。”《戈尔巴乔夫回忆录》（全译本）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461页。这样，《我不能放弃原则》被定性为“反改革势力的信条”、“反改革势力的行动纲领”。“此后，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守势力’的代表。……只要他敢于反对戈尔巴乔夫路线，便将遭到来自上面（苏共中央）和下面（大众传媒）的双重打击。”［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38页。至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戈尔巴乔夫利用“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从中央到地方全面夺取了苏共的权力，使“保守派”最终丧失了影响国家政局的能力。1989年春开始选举人民代表大会时，认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把国家带进了死胡同，“获得解放和改善生活之路不在于完善社会主义模式和革新苏共，而在于坚决否定社会主义和苏共”［俄］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俄罗斯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曲折》，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40页。的言论，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

戈尔巴乔夫还以“不留历史空白点”运动否定苏维埃历史，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合法性社会基础。因为“在各种改变社会心理的方式方法中，最阴险的方法是通过消除人民的历史意识去压迫精神。众所周知，人民对时代的感知，自己对国家历史的归属意识是稳定社会心理的最重要保证”［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1986年以后，戈尔巴乔夫公开确认在苏联历史的研究和评论中存在许多“禁区”，提出“历史应如实地看待。那里什么都有，有错误，有艰辛”《真理报》1987年2月14日。。戈尔巴乔夫亲自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报》的主编，“对斯大林时代竭尽攻击污蔑之能事，把那个时代的人都说成是木头人。然后，整个苏联时期都被戴上‘极权主义’的帽子，涂抹的一团漆黑”［俄］B·A·利西奇金、Л·A·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26页。。

所谓揭露 “历史空白点”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1）自上而下的发动。这场应该是历史学领域的学术运动，来自于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指示。（2）内容中明显的政治意图。尽管所涉及的基本是历史事件或历史问题，但落笔之处都在苏联改革和发展前途的根本问题上，借史喻今，针贬现实，抨击社会主义制度。（3）文章题材繁杂，学术价值极低，作者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历史“变为一个意识形态、政治斗争的武器。历史政论作品成为流行的大众读物，‘审判’过去，主要是‘审判’苏维埃，成为全国最受注目的事情”В·А· Козлов：“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разрушенное　прошлое’и　кризис　совет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3. 4.。（4）关注的焦点为斯大林。在1987年11月至1988年6月的半年时间里，对斯大林的正面评价迅速下降了15个百分点《莫斯科晚报》1988年8月17日。，可见有意识地操纵舆论、引导舆论，对社会的影响之巨大。（5）社会效果极其恶劣。揭露 “历史空白点”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苏维埃历史上竟然有如此之多“空白点”，问题自然出在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大量的俄罗斯公民因此得出结论：现实社会没有任何价值，无论是从前的生活，无论是今天的工作。那过去了的生活，就像祖国的历史，失去了意义和含义。”В·А· Козлов：“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ст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индром：‘разрушенное　прошлое’и　кризис　советской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2003. 4.通过揭露所谓“历史空白点”，戈尔巴乔夫将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苏维埃历史全盘否定，将马列主义完全抛弃。

毫无疑问，苏联在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犯过严重错误，并造成过严重后果。关键是如何看待，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上，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去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史。如马克思所说，必须“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客观、理性与科学地研究和评价国家的历史，这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民族安危的重大政治问题。戈尔巴乔夫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改革目标与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社会主义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他必然要以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所犯错误，尤其是以斯大林所犯错误为突破口，否定历史，而且否定得越全面，他的改革也就越彻底。因此，他号召、支持敌对势力对苏共、苏维埃历史进行诽谤和污蔑，出现了苏联共产党的主要掌权者自上而下发动社会自我否定、自我丑化、到自我垮台的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一幕。

苏联解体十多年后，历史本身不可遏止地展现出还自己清白与公正的强烈愿望。俄罗斯著名学者、国家领导人、主要政党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相当部分的前“持不同政见者”，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要“还历史公正”、要更“深入地、科学地重新思考苏联历史”，恢复被颠倒的一些历史事件、人物的真相。“经历了多年对苏联历史的否定，今天终于合乎规律地在千百万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意识：不能否定苏联70年的历史。”吴恩远：《“还历史公正”：俄罗斯出现反思苏联历史的思潮》，李慎明主编：《低谷且听新潮声：21世纪的世界社会主义前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这一重新审视苏联历史、还历史公正的社会现象，是必然会出现的。

3. 创造国际条件

为保证改革路线在苏联顺利推行，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存在的基础性条件，戈尔巴乔夫利用苏联与东欧的历史关系，在东欧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导致了东欧剧变。

1988年，苏联、匈牙利和波兰的改革进展不顺，国家社会经济危机正在加深，而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等没有推行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国家经济状况相对良好。这对于戈尔巴乔夫集团执意破坏现存制度是不利的。戈尔巴乔夫就着手使东欧演变，摧毁“保守派”赖以发生影响和作用的国内外阵地。雅科夫列夫接连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支持和怂恿这些国家的反对派推翻现政府的蛊惑言论，戈尔巴乔夫则在1988年下半年和1989年适时出访东欧国家，给予直接鼓动和影响。很快，东欧国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相继宣布实行多党制，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有的国家发生了严重的政治动乱。东欧剧变不仅达到了打击、摧毁国内“保守派”国际力量的目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和发展，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产生了无法估量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后果。这是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重创、跌入低谷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改变了国际格局和世界发展的趋势。苏联也因此再也没有平静下来，国内危机已呈现不可遏制的势头。

唯物史观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有几种不同的可能性，但国家权力特别是掌握国家权力的政治领导人往往能发挥关键性的作用，可以利用一定的历史条件，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促进和延缓社会的发展进程。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深刻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1页。历史已经证明，正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集团推行了一条与马列主义背道而驰的改革路线，创造种种条件导致了苏联剧变，摧毁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才导致了苏联历史上的空前的灾难和倒退，导致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

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和过程性，决定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代替是历史的必然。但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条件与时机的成熟度，代替过程的长短，代替的方式与手段，则呈现出多重性、曲折性、复杂性。苏东剧变暂时的挫折，决不能说明历史就此转向，更不表明社会主义已经失败，这只是人类向着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波折，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晰的形象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中的、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0－501页。 历史规律不可抗拒。马克思主义者认真吸取苏联剧变的经验教训，就是为了警钟长鸣，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更加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与时俱进，在新的时代弘扬社会主义。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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