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自我葬送的思想祸根
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自我葬送的思想祸根
张树华
《党建研究》 2007年第10期
如何正确对待党的历史，如何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特别是领袖人物的作用和功过是检验一个党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作为创建和建设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共产党，在其70多年的执政历史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坎坷和失误，其中某些阶段的历史问题需要澄清。但是，对待历史遗留问题，首先应当树立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尊重历史事实，与此同时，要处理好历史与政治、领袖与政党、历史与意识形态、历史与现实等相互关系。对待党的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以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实际情况逐步解决。既要评价领袖人物的功过是非，更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环境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反思历史，绝不能心血来潮、一轰而起，或只强调阴暗一面，不去全面、历史地看问题。大搞全盘否定过去，不仅是有害的，也是可耻的。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和某些“自由民主派人士”采取了全面诋毁苏共历史的手法。他们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开始，不仅引申到包括列宁在内的苏共所有领导人，而且借批判“肃反”运动，怀疑苏共历史，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模式。
苏联的历史，自20世纪3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的政治教育运动以后，特别是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以后，已经有了一套基本上固定的解释。1956年苏共20大上赫鲁晓夫借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个人迷信后，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20世纪6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对赫鲁晓夫及其做法提出了批评。被称为“20大产儿”的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发起公开性和民主化运动，号召“新的思维方式”，多次鼓吹“苏联历史上不应该有被遗忘的人和空白点，不应该存在可以避而不答的问题”，强调“不论是今天的痛处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在他的鼓励下，苏联思想文化领域一些极端势力掀起了一股“历史反思热”。
在他们的直接支持下，一些人热衷纠缠历史旧账，肆无忌惮地否定苏共过去的一切。先是诅咒斯大林，随后又否定列宁、怀疑十月革命、批判苏联体制、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共同掀起了这股“历史热”来势汹涌，触目惊心，引起了社会对历史的重新全面审视和激烈争论，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在世界上实属罕见。
一、 这场历史反思热潮是由苏共最高领导人亲自组织和实施的
当今一些俄罗斯历史学家在评价戈尔巴乔夫时期掀起的“反思历史热”运动时写道，在改革初期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号召填补“空白点”、改写历史，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和思想倾向性，并非是对历史问题感兴趣，而主要是为推动他的改革制造舆论，实现其政治目的。
1986年11月，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指责苏联历史教科书存在着公式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他要求重新编写教科书。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之后，戈尔巴乔夫强调多次向新闻界下令，说“历史问题上不应遮遮掩掩”。为保证新闻舆论思维正确的“宣传口径”，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经常和新闻界领导人“对表”。1987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与新闻界和艺术创作领导人座谈会上谈到，1937—1938年的事件不能、也不应原谅和饶恕。
1987年，苏共召开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大会。会前，由雅科夫列夫等精心策划和起草了戈尔巴乔夫在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报告以列宁的名义为掩护，对斯大林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戈尔巴乔夫后来自己得意地回忆，这个报告的创新之处就是“由揭批斯大林转到批判斯大林体制”。雅科夫列夫坦白，他的目的是想借70周年大庆的环境将“新思想”推向前进。在这份名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声称继续60年代未完的事业，恢复历史公正。雅科夫列夫在纪念大会上的吹风会上对记者讲，不应把此次纪念大会上的对历史的分析视为最终的结论，不应将报告中的一些结论教条化、固定化。进而继续煽风点火，为全面否定历史的势力加油、打气。
自1987年开始，他们先是揭批斯大林，进而提出“十月革命是一场少数人制造的超恐怖的革命，”搞早了，搞错了。列宁也成为被讥讽和批评的对象。在这些文章和书籍里，不谈苏联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成就，却强调苏联时期是俄罗斯历史的“黑洞”和历史的曲折。在国内外复杂形势下苏联实现的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被描写成“大恐怖、大黑暗的30年代” 。苏联国家的崛起被称为是邪恶的“专政与暴力”的胜利。苏联人民浴血奋战德国法西斯的历史被歪曲、被践踏。有的“历史”文章宣称，二战是苏联军队靠督战队才打赢的，因此士兵害怕背后的子弹。有专家声称，有确切的证据证明，朱可夫曾经用尸体填平壕沟，让军队踩着通过。有的电视记者称，经实地考察后“根本没有什么女英雄卓娅其人”。
应当指出，当时苏共党内和领导层中间对待这场“历史热”的态度并不一致。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政治局委员、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都反对“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片面地丑化苏联历史。切布里科夫警告说，帝国主义的密探正在赞助一些作家去丑化苏联的历史。对于反思历史、翻历史旧帐，苏联社会中不但历史学界深表担忧，苏共普通党员和群众中反对丑化历史的声音也很强烈。1988年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列宁格勒技术学院女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一封读者来信，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来信批评了社会中涌动的一股股“反思历史潮流”，指出当前报刊上轰动一时的文章只能教人迷失方向，是给社会主义的苏联抹黑。文章提出了当时舆论界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如非正式组织活动，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否认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文章指出，“改革”进行几年了非但未见成效，反而导致生活水平下降。改革缺乏明确的纲领和目标，隐藏着世界主义的倾向。文章发表后，一些州的报刊纷纷转载，一些党组织开始讨论。
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引发了轩然大波，“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苏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两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最后，在雅科夫列夫直接授意下，《真理报》维•阿法纳西耶夫亲自组织，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反击文章《改革的原则：思维和行动的革命性》，对安德烈耶娃给予全面反击和打压。《真理报》将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称为是“反改革分子的宣言”，把尼娜•安德烈耶娃称为“改革的敌人、斯大林主义分子、保守派、机关官僚、党的权贵代表”。《真理报》的文章认为，安德烈耶娃是在为斯大林辩护，是苏联社会的保守势力的声音，企图阻止改革的进程。此次争论后，苏共领导人不仅开始揭批斯大林，而且进一步升级，批判马列主义是空想和教条。从此以后，在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直接参与下，苏共在否定斯大林、否定过去的历史道路方面走得更远。
二、借“反思热”大搞政治清算
斯大林当政时期，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曾出现过一些冤假错案，从赫鲁晓夫时代起，这些冤假错案陆续得到纠正。纠正冤假错案是完全应该的，问题在于，自戈尔巴乔夫提倡民主化、公开性之后，恢复名誉者或其亲属描述案情的文章在报刊上越来越多，形成强大的舆论冲击力，严重动摇了苏共和苏联制度的根基和基础。1988年初，苏共中央成立了20世纪30年代清洗受害者平反委员会，后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亚•雅科夫列夫亲自挂帅，对一些历史事件重新审查。更加引人注目的是，1988年7月4日，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在莫斯科为斯大林时期被迫害致死的数百万人建立纪念碑。
与此同时，所谓民间的“历史平反”活动也在苏共最高领导人的默许下开展起来。1988年11月26日，《星火》周刊举办了大规模群众性“良心周”活动，隆重纪念斯大林时代的受害者。与此同时，苏联建筑家联合会、电影家联合会、《星火》画报和《文学报》共同组织了名为“纪念”的历史教育协会。该协会的目的就是在全苏范围内促进平反历史案件，还历史真相，为苏联历史受害者建立纪念碑。1988年以后，一些“反思历史”的激进报刊如《星火》画报和《莫斯科新闻》逐渐暴露其历史的真面目：借否定过去，否定苏共历史，否定社会主义，进而改变改革的方向，使改革沿着他们设计的道路进行。
三、新闻媒体等充当了“历史翻案”的急先锋
当今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苏联解体前的那场“历史反思热”是在以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一手支持下进行的。直接参与揭批苏共历史主要不是历史学家，而是包括记者、编辑、作家等在内的一批文人。报刊媒体和文艺作品成为“历史热”的主要载体。历史反思直接导致了“民族虚无、历史清算、政治复仇和社会复辟”。
20世纪80年代末的“历史反思热”，专业的历史学家很少参与其中，非历史专业的一些文人、写手等却充当了“急先锋”，新闻媒体和文学电影在这场历史虚无主义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正如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沃罗比耶夫在1989年初指出：“唤起人们对历史的兴趣的，不是我们职业历史学家，而是政论家、作家、经济学家。正是他们把历史变成它现在这种社会力量。至于职业历史学家，除极少数人积极卷入这项工作外，真是屈指可数。”
不过，还是有少数激进的历史学家投入到“改写历史”的运动中，如尤•阿法纳西耶夫和德•沃尔科戈诺夫。正是源于此，前者一度被包装成“民主斗士”，20世纪90中期以后又偃旗息鼓；后者则由苏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的将军变成了叶利钦的御用文人，极力攻击列宁和斯大林。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导致整部苏联历史都要改写。1988年6月，苏联有关部门做出决定，取消这学期的中小学历史课考试；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要重新编写。在苏联官方的鼓励下，以揭露历史真相为主要内容的“历史热”，像一股巨大的龙卷风席卷整个社会，而且越刮越凶猛。
如今，俄罗斯历史学家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即“历史热”时期），主要是新闻记者和非职业历史学家对过去苏联历史评价的重新审视。一般说来，它们都“带有极端片断的、目光狭隘的性质，兴趣集中于负面的事实和现象，在没有考虑整个发展过程及其复杂性和矛盾性的情况下大写特写不同活动家的悲剧命运。提出来的许多解释和评价是在当时新闻记者对事件带有感情色彩的感受水平上形成的，缺乏对形势、历史传统、社会经济过程复杂性的深刻知识。”
面对历史领域的混乱状况，1989年10月3日，苏共中央召开了历史学家座谈会，会议由苏共中央书记瓦•梅德韦杰夫主持。他在开场白中辩解：“当前的社会政治气氛取决于对历史的看法。不应维护那些应当受到揭露的东西。良心不能交易。对过去错误的清算必须进行到底，不能有任何的限制。”参加此次会议的苏联历史学界的权威、苏联科学院院士格•斯米尔诺夫、尤•库库什金、德•科瓦里钦科等纷纷发言，对当时社会的历史热潮表示忧虑。格•斯米尔诺夫院士提出，他不赞成对包括卫国战争、战后恢复在内的苏联历史一概抹黑。尤•库库什金院士提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的尊重，改革缺乏理论准备，很难指望取得成效；改革不能打着历史虚无主义和非意识形态化的旗号，大众传媒和一些极端势力不能强迫历史科学非意识形态化。尤•库库什金院士和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学术秘书德•科瓦里钦科院士要求苏共中央应该有自己的原则立场。面对院士们的发问，身为中央书记的梅德韦杰夫轻描淡写、一语带过：列宁、十月革命、社会主义选择。之后，此次苏共中央的座谈会便没有了下文。
四、错误的历史观是导致苏共败亡的思想祸根
自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社会始终潜伏着一股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思潮。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公开性推动下死灰复燃，很快成蔓延之势。当事者有针对性和选择性地公开斯大林时期历史文献档案，借一些所谓历史冤假错案为全盘否定斯大林做准备。在1987年6月，由苏共异己分子把持的《星火》画报第26期披露了列宁的战友拉斯科尔尼科夫1939年8月17日给斯大林的公开信，信中严厉谴责斯大林逮捕和杀害无辜的军界和文化界著名人士。不久，《莫斯科新闻》刊载了从未发表过的肖洛霍夫1927年写给老党员列维茨卡娅的一封信，批评农业集体化过火，“压制富农，可把中农也压扁了，贫农也在挨饿”，致使“人们狂怒，情绪极端恶劣”。《科学与生活》杂志则刊登了作家西蒙诺夫20年前写的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职责》，谴责斯大林在战争开始前和战争初期处决三批高级军事干部，给军队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和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等等。
这股清算思潮自1987年底开始，到1988中达到高潮。批判的矛头已由斯大林主义指向20世纪20—50年代的社会制度。否定苏联体制，认为斯大林代表的苏联体制是典型的“行政命令”体制，是“极权主义”，是万恶之源。1989年以后，揭批斯大林材料开始减少，对斯大林主义逐渐转变为批判布尔什维克主义、否定十月革命。一些文章或明或暗地提出，十月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列宁与斯大林实际上有着直接的联系。
1988—1989年，苏联意识形态领域最有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哲学博士亚•齐普科在《科学与生活》杂志上发表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主义的起源》。此文在表面上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源头的掩盖下，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文章认为，十月革命是俄国激进主义的产物，中断了俄国历史的正常进程。文章将“好”的列宁思想与斯大林“坏”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作者提出，1917年到1988年间苏联激进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是当今社会的重要障碍。现在看来，此文逻辑混乱、叙述繁琐。但由于年轻的哲学博士齐普科是在苏共中央机关工作，特殊的身份使得此文当时在思想界影响巨大。
在错误的历史观的指导下，解体前的苏联社会乌云翻滚、恶浪滔天，掘坟挖墓、血雨潇潇。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贬低领袖，意味着丢掉了旗帜，背弃了理想，背离了信念和信仰。此后不久，一些原苏共领导人急忙扔掉“党证”，脱党以示“洗心革面”。两三年后，苏联大厦崩塌、亡党亡国。而那些靠反共上台的“民主新贵”一朝大权在握，更加肆意妄为、贪婪无耻。
随着“历史热”的深入和“禁区”的不断被打破，列宁的形象也遭到讽刺和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本身也遭到质疑。人们开始失去了方向、丧失信仰，各种思潮泛滥，使人无所适从。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的思想被彻底搞乱。历史根基的丢失和思想的混乱成为苏共组织瓦解的先导。
自揭批斯大林开始，进而否定十月革命，怀疑十月革命后的制度，最后导致美化沙俄历史或否定自我，迷信西方道路。丑化苏共历史最终导致了俄罗斯理论界的肆意“揭批俄罗斯的历史缺陷、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拜西方、诋毁国家”。有关俄罗斯文明较之西方存在着“历史性缺陷”的说法，构成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的概念基础和历史哲学基础。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舆论界宣扬改革就是要“全面更换俄罗斯的文明模式和民族社会文化习俗”。打开一本当时的笑话集，可以读到这样的内容：“一辆美国汽车停在莫斯科，车身下的泥浆中躺着几位正在扎轮胎的俄罗斯人。问：你们在那里干什么？答：我们想吸一些来自美国的自由空气。”
在当时学术界的一些讨论会中，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在俄罗斯可以谈论何种经济？只能是原始穴居的野人经济。”有时，甚至可以听到遗憾的叹息：“唉！为什么我们没有被德国人占领？”在这一时期，一些改革的风云人物，自由民主化的“弄潮儿”的演讲几乎多是从痛斥苏维埃的过去开始，而以赞扬西方结束。“如果人们所想的希望落空了，那么对于这个带有一种始自伊凡雷帝的天生极权主义特征的、不合格和未开化的民族来说，有一条简单而自然的出路——这就是在经济、社会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和国家全面引向殖民地状态。”有的报刊文章还证明说，有必要在苏联领土上引入联合国仲裁、引入“维和部队”、实施“人道主义援助”，设立联合国监督员和观察员。有一家名为《自鸣钟》的报纸曾刊载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真诚地期待这样的结局，而且，殖民地状态有什么不好？”于是，该文接下来就讨论怎样才能成为殖民地，并为此建议向西方商人求助。
正是在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推动下，以重新评价历史为名，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导致了社会思想混乱，为从思想上瓦解苏共打开了历史之门。20世纪80年代末期，某些涉及历史问题的书籍、文章和言论公开全面否定斯大林，讽刺和挖苦列宁，否定十月革命，否定马克思主义，把苏共视为“官僚障碍机制的物质载体”和“沉湎于谎言和自我欺骗之中的固步自封的组织机构”，大加挞伐，实际上是把苏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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