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与生产力

近些年,指责农民起义似乎是一种时髦。逸鸿先生就在其《阶级立场和历史眼光》一文写道,肯定农民起义的观点使“历史上的农民起义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被称作‘农民革命’。在这里生产力不见了，一对矛盾只剩下一个了，并且还上升到阶级立场的‘高度’”。逸鸿先生以上的话是说，肯定农民起义的观点只从阶级立场分析看问题，只从生产关系看问题,没看到农民起义对生产力发展不利（如果他认为农民起义对生产力有利，又怎么在文章中只对起义进行指责呢？又怎么会说肯定农民起义的人不见生产力呢？）。因此,他认为,肯定农民起义的观点是片面的,错误的。但是逸鸿先生既没能就农民起义对生产力不利提出论据，也没能就为何从阶级立场看待农民起义，就“生产力不见了”提出论据。

反抗剥削和压迫的农民起义将士早已战死、病死、老死，而许多年后的一些现代人发现了这些将士的缺点，以学者口气指责他们行为不利于生产力，指责他们造反成功建立的王朝“与先前王公贵族的朝代实在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这些指责能显示现代人认识问题,远在那些农民起义将士之上。在起义将士早已死去，不能辩解和反驳时，更显得如此。

但逸鸿先生在对农民起义进行指责时，却没显示出他在文中所说的应有的“历史眼光”。因为，历史眼光要求分析一个历史问题时，要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去理解。具体到认识农民起义，应将它放到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来分析。这就是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按此要求，倘如现代人有与当年广大民众好恶相反的认识，不应简单凭自己好恶匆忙去指责他们，而应使自己的思考回到当年具体环境中，很好地冷静地去理解当年大多数人的好恶的由来和其中包含的正义因素。可惜逸鸿先生没这样做。虽然他的文章中充满对农民起义的瞧不起和指责，但没用一丁点字眼来分析农民为何要起义。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一个社会的社会矛盾,归根到底是这个社会的物质生活生产状况引起的。在农业为主的封建社会中，农民是生产力的主要代表，而大多数农民起义爆发时，都是农民被剥削和压迫逼得“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汉书》卷51《贾山传》），无法从事生产的时候。此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冲突达到极其尖锐程度，社会生产力处于停滞乃至倒退状况。例如，秦末，地主富豪和官僚贵族恣意兼并土地，结果，“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地”，贫困农民被迫耕种地主的土地，要向他们缴纳50%以上收获为地租，还要提供大量无偿劳役。“庶人之富者累钜万，而贫者食糟糠”。另外，农民还需要向封建政府缴纳繁重赋税，服无偿徭役。因此，“男子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材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以上均摘自《汉书。食货志》）。正是封建剥削和压迫，使农民极力生产仍不能生存。

又如隋末，在官僚和富豪大地主大肆兼并土地，造成农民生活陷于“衣食不给”境地时，封建政府的无休止徭役和征战，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既增贫困又加死亡威胁，使“天下死于役而家伤于财”（《隋书》卷24《食货志》）。不少人为免于死亡，甚至自断手、足，还称之福手、福足。暴政惨毒，可见一斑。经济剥削和暴政压迫之下，“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资治通鉴》卷18《隋纪五》），“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隋书》卷70《杨玄感传》）。唐末、元末、明末，也无不类似。因此,在地主阶级敲骨吸髓、竭泽而渔式的残酷经济剥削和暴政压迫之下,作为当时生产力的主要代表的广大农民已无法生存，简单的再生产也自然难以维持。这种生产力的倒退，完全是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造成。

封建社会文人尚能以“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大义觉迷录》卷一）等类形式阐述当时的社会物质生活生产状况,而逸鸿先生不分析、阐述爆发农民起义时的社会物质生活生产状况,不痛斥封建王朝和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却高高在上地对反抗压迫剥削的农民起义横加指责。仿佛在地主霸地“膏艘万顷”，官府“恣行威虐”,农民生活陷于绝境还应逆来顺受才是保护生产力，如起义反抗就是破坏生产力。这种不谴责官逼，却谴责民反，不抨击州官放火，却抨击百姓点灯的态度使人惊骇。逸鸿先生分明是站在作为压迫者强势阵营方面指责作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弱势民众。

如果真正用历史眼光看问题，就能看出，并不是农民无缘无故要拿起刀枪来造反。农民起义主要爆发在旧王朝封建剥削极端严重，封建统治极端腐败，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尖锐对抗，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而无法生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而停滞不前乃至倒退的时候。这时，封建统治者没有能力通过改良等措施来消除社会危机，使历史继续向前发展。这时，是农民起义，也只有农民起义才能打破这种僵局，冲破封建生产关系最腐朽的环节，解开使生产力停滞的纽扣，使社会生产力恢复和发展。

鲁迅先生在《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其实他们不单是破坏，而且是扫除，是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农民起义也大致是的。在秦末、隋末、唐末、元末、明末，正是农民起义推翻腐朽的封建王朝，促使封建生产关系发生部分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变化,推动了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毛泽东曾经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起义往往伴随农民夺取地主、官僚们的土地,使有土地的自耕农数量增多,农民生产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使生产力有所发展。而且,农民起义结束之后,中国历史上所谓著名治世——西汉“文景之治”、唐太宗“贞观之治”、清朝“康熙之治”都与农民起义有关。秦末农民起义消灭了大批秦朝官吏和地主分子，占有了部分土地，打击了封建生产关系，改善了生产条件，为生产力发展开辟了道路。西汉注意总结和吸取秦朝赋役繁重、刑法苛暴，促使农民造反的教训，适当调整了封建政策，废除部分秦苛法，减免徭赋，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有力作用，这才出现“文景之治”。

唐朝是在隋末以扑灭农民起义，扫平割据势力所建。隋炀帝的奢侈残暴、招致农民大起义，使隋朝王冠落地。这一切唐太宗李世民身经目睹，他不能不从中吸取教训，研究防止农民起义的法术，免蹈隋朝覆辙。他曾说，“人民以奉君，犹掴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他还把君、民关系比作舟和水，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为此，唐朝初期就恢复并改进了北魏以来实行的均田制度，虽未真正作到均田，但土地集中状况的确比隋末有所减轻。

明末之时，封建统治阶级霸占全国绝大部分上等土地，李自成起义时提出“均田”口号，推翻明朝。康熙八年，清政府代表地主阶级向农民让步，被迫实行更名田制度，即承认明末农民起义时农民夺取的部分土地，永远为这些农民的世业。清政府还决定“六年不科”、“十年不科”等，与明末相比有明显差别，这些差别变化，是农民起义影响、制约的结果。

事实证明，历史上三个著名“治世”，根本不是“圣君贤相”施行仁政的结果，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他们的“仁政”是受过去农民起义所造成的既成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的结果，也是总结旧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的教训，稍微缓和对农民压迫剥削的结果。这也是“形势比人强”，形势迫使“圣君贤相”要对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部分进行改良。“圣君贤相”顺应形势，这就是他们的历史功绩。反过来看，历史上所谓的“乱世”中经济的倒退和社会的“乱”，无不都是地主阶级过度集中土地并加重对农民剥削压迫所致。

虽然逸鸿先生要求用“历史眼光”看待历史，并要求我们：“不管是哪一个人物哪一场运动，都应看其对民族和人民作了什么？产生了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在他表现其“历史眼光”的文章中，看见他对农民起义的责难；却看不到他对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农民，造成生产力破坏的指责；他的文章愿意肯定曾国藩、岳飞、海瑞等“忠臣良将”的作用（岳飞、海瑞的一些正面作用我们也持肯定看法），却不愿表现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物质生产者（农民群众）起义的历史作用──促进生产关系改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这犹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以往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理论的严重缺陷之一，就是否认“革命群众”的历史作用，“只能在历史上看到元首和国家的丰功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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