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柱：毛泽东提出一定要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

作者：梁柱来源：《中华魂》 2013-11-14 618

　　毛泽东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不仅看到自然科学对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作用，而且深刻认识自然科学和发展生产力的天然联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1}

　　他还从技术基础的角度，考察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他认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不是手工，而是机器。“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要灭亡。” {2}这充分说明科学技术对实现革命目标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领导和支持下，延安先后成立了自然科学研究会和自然科学院，其宗旨是进行自然科学的教育和研究，推进生产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使自然科学为抗日战争服务。研究会还分设医学、农学、生物学、地质矿业、机械电机等分会;大学部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矿冶等系。这些措施不但在当时艰难的条件下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为抗日战争和尔后的新中国培养了一批科学技术人才。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关心科学技术事业。

　　1949年10月31日，新中国诞生刚一个月，毛泽东便亲自将中国科学院的印信颁给郭沫若院长。第二天，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这一举措在全国和海外华裔科技人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这时起，党和毛泽东就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经济、国防和文化建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把科学研究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建设。毛泽东强调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③从这里可以看到，依靠科学技术发展生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这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的重视，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深刻总结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是中华民族经历刻骨铭心的痛苦而得出的历史结论。毛泽东从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的近代中国屈辱史中，深刻总结了中国之所以长期被资本—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积弱积贫，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对于第一个原因的解决，他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明确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企图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行不通的。历史似乎在开玩笑，当时资本主义列强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来到中国却扶植最反动、最落后、最保守的封建势力及其生产关系，而排斥中国独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种看似历史的悖论，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他们懂得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独立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就有可能成为他们强大的竞争对手，所以要使中国保持一个落后的状态，以便于他们的掠夺。“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④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它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必须有新的走向。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正是反映了这种历史的要求，使造成中国落后的第一个原因获得了基本解决。现在，“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是，“落后就要挨打”，对我们同样是适用的，因此“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⑤这是新中国面临的一个巨大的威胁，也是必须加以解决的艰巨任务。以1957年为例，这一年，中国和美国的主要经济指标相比，钢产量分别为535万吨、10225万吨，煤产量分别为13100万吨、46997万吨，原油产量分别为146万吨、35365万吨，发电量分别为193亿千瓦小时、7164亿千瓦小时。如果按人均计算，差距就更大了。我国的科学文化水平也还非常落后。据统计，1956年，在农村青壮年中，约有80%的人是文盲;在职工中，文盲的比例在50%左右，有的产业，如煤炭、建筑业，则在60—70%以上。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从表面上看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程度的差距，而实质上是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的差距。很显然，如果我们不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赶上去，不但国家现代化没有希望，而且已经获得的民族独立也得不到保证。毛泽东正是以这样深刻的忧患意识，提出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的。

　　第二，自然科学是理解马克思主义、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的知识准备。马克思主义不但是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也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晶。而人类优秀文化遗产，就包括自然科学的发生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他们的理论活动和对实践的指导中，既注视社会生活的变动，也密切注意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变革及其对社会进程的影响。因此，离开自然科学知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掌握就不可能是全面的、深刻的。像《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如果没有自然科学知识是很难真正弄懂的。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⑥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投身革命运动后，他在钻研革命理论中就感受到自己自然科学知识不足所带来的缺陷，他说：“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设法补足。”⑦而他在自己的革命实践和革命理论活动中，更加感受到充实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936年10月22日，毛泽东写信委托当时在西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请他务必帮助购买“一批通俗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要求这些书要“经过选择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价值的”，“每种买五十部”。⑧我们在毛泽东的哲学、政治、军事等著作中，都可以看到他所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作用。比如，他在写作《矛盾论》一文中，就注意运用自然科学成果来论证辩证法的基本原理，通过对机械运动、电磁运动、化学运动、生物运动和社会运动来论证矛盾的普遍性，同时又根据事物不同形式进行科学分类的思想，深入探讨矛盾的特殊性，使这部著作写得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科学技术的基本属性、某些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技术反映了人对自然的能动作用，是劳动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是属于生产力的范畴，具有自然的属性;但科学技术又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不能不受到社会的制约，因此又具有社会属性。毛泽东指出：“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⑨这就是说，对自然科学要广泛的学习交流、吸收应用，而不应该加以拒绝;相反，要创造能够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氛围。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科学技术的某些特征，他认为，科学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反映基本原理的某些基本经验是具有普遍性的、国际性的，但技术在形式上又具有某种民族的特殊性，因而需要处理好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他说：“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但是，“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因此，有的独具民族特色的技术可以国际化，这些技术也可以出口。他说：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⑩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为制定正确的科技政策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三，科学技术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力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史时，深刻指明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他们指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1}，“科学的力量是一种生产力”，{12}“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发展的。”{13}毛泽东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观点，充分重视科学技术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如前所述，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了解自然、改造自然的强大武器。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他就提出技术革命的任务。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14}当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后，毛泽东在探索我国自己的建设道路时，进一步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革技术落后的命，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1958年，他明确提出要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在技术革命上去，强调一定要鼓把劲，一定要学习并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技术革命。1960年他在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中，特别提出要有领导地、一环接一环、一浪接一浪地实行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城乡技术革命运动。1963年12月，他在听取聂荣臻关于科学技术十年规划汇报时，强调“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15}。他认为，只有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才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超常地发展。他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6}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下，形成了包括科学技术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目标。

　　注释：

　　{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9页。

　　{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8页。

　　{5}《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40页。

　　{6}《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比出版社1993年版，第270页。

　　{7}《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页。

　　{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0页。

　　{9}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7月9日。

　　{10}《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6—78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