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六)

作者:朱永嘉 来源:红色文化网 2013-05-02 328

辛亥革命前前后后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六)

朱永嘉


 
十一、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结论

袁世凯所以能在清廷与革命派之间纵横捭阖,靠的是手中拥有这支自小站练兵起家的北洋新军,这支军队在形式掌握了一些近代军事技能,军官经过武备学堂训练,有近代化的军事装备,但在思想观念上根深蒂固的封建家长制仍没有变化,军官之间的袍泽关系依然存在,大家生死相依,对袁世凯惟命是从。袁世凯正是依靠自己在北洋军中这一层封建关系,通过军人干政,迫使清帝逊位,迫使革命党人交出自己的权力,迫使孙中山让位于他,采用软硬两手,以欺骗和不断兵变的方式窃取国家政权,最终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直到恢复帝制,最终还是自己手下实际掌握兵权的段祺瑞、冯国璋反戈一击,使袁世凯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记得毛泽东曾说过:“如果我们搞得不好,历史走点回头路,这还是很可能的,辛亥革命就走了回头路,革掉了皇帝,又来了皇帝,来了军阀,有问题才革命,革了命又出问题,我相信假如出一次全国性的大乱子,那时总会有群众和他们的领袖人物来收拾时局,也许是我们,也许是别人。”(《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辛亥革命以后走回头路,固然有革命派自身的不足,亦还有帝国主义的外来干涉。民初那几年的政治斗争,尽管让人眼花缭乱,最终还是让人们懂得军事实力决定胜负,不能处理好军队干政的问题,就没有办法让政治走上稳定的轨道。

民初这几年的政治实践也证明了议会政治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为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准备了条件,在头破血流的绝望过程中,孙中山慢慢懂得在中国只能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要巩固革命的军队,必须对军队进行坚强的政治领导。这才孕育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才建立起黄埔军校,确立党军制度,才懂得要用三民主义来统率军队,要在军队内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在军队内设立政治委员和建立政治部,才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运动,才有北伐战争,才有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才有党指挥枪。有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能在武装斗争中打败新旧军阀的统治,才能建立人民政权。经过二十八年的武装斗争,才能从根本上打击和消灭帝国主义与军阀在中国的统治。

如果回顾一下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民族从灾难深重之中走出,军阀统治下的国家分裂,帝国主义侵略下亡国灭种的危机,使中国人民慢慢觉醒,拿起武器捍卫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中国人民正是在这五十年与各种灾难作斗争中逐渐站起来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华民族走上了复兴道路,面对朝鲜战争那样大的军事压力,我们没有屈服,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我们也没有屈服,政治上孤立我们的图谋也没有得逞,中华民族从此走向独立自主、国家富强的道路。现在怎么能重新拾起一九〇八年《宪法大纲》这个破烂,作为我们新的起点呢?时代的背景大不相同了,难道我们还要重新走民国元年梁启超、宋教仁所坚持的那条议会政党政治的那条道路吗?什么军队国家化,那时可是袁世凯最早提出的口号,他是为了吞并南方实力派提出的借口。什么联邦制,那是民初地方实力派为了地方割据提出的口号。这些早已被历史否定的东西,难道我们还要重新在中国大地上试验一次吗?什么议会道路,什么多党制的政党政治,在民国初年我们都尝试过,那些政治实践已经证明它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平等、自由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问题是不同时期不同的人们在这些口号的背后究竟要求的是什么?这个问题要说清楚,现在我们究竟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发扬人民民主制度,在哪些方面给予工农大众更多的平等权利,应该怎样地更多地开放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如何加强舆论对权力的监督。总之内容要说具体,目的要说清楚,否则只是空喊口号,却隐蔽自己的真实意图,它只能忽悠人们于一时。如果高喊西方式政治口号,真是要我们如清末新政那样接受直接移植西方议会制度到中国来,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近百年的历史事实已经证明此路不通。记得,当我还在念小学的时候,学校每周要集合学生举行纪念周活动,学生都集合在礼堂内,礼堂上挂着孙中山的总理遗像,旁边更有他的两句遗言,即“革命尚未成功,同志尚须努力”,老师的训词反反复复讲的也是这两句话,孙中山讲的也就是期望后人继续革命。从做小学生起,我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49年取得胜利,有了政权,不等于革命成功,我记得毛主席曾经说过,他从西柏坡到北京只是进京赶考,取得政权,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为民族的振兴,为工农大众谋福利,为国家的富强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如果打江山是为了坐江山,那不成了改朝换代,把自己蜕化为新的贵族官僚资产阶级了嘛,为此毛泽东讲要继续革命也就是这个道理,不能拿了政权,丢了革命,满脑子我就是执政党,就应该当官做老爷,个人发财致富了,那样的结果必然是再让工农大众受苦受难啊!辛亥革命以来这一百年的历史,就是革命史嘛,怎么能告别革命呢?那当初参加革命又为了什么呢?为了国家的富强,那么国家的富强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民大众过上幸福的生活,人民大众不是抽象的,是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工农大众,所以形势好了革命的精神和传统不能变,现在有一股思潮就是把革命妖魔化,把共产党九十年的存在丑化、妖魔化,他们只准压迫,不准反抗,不准革命,如赵老爷不准阿Q革命那样。李泽厚与刘再复对话的主题就是《告别革命》嘛!这怎么行呢?他们究竟要我们走向哪里啊!没有辛亥革命、没有49年的胜利,那有今天,保持革命的传统和精神仍然是我们的历史使命。是它会为中华民族开辟出全新的天地,路还长着哪。

毛泽东一九四一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那篇文章中,说过那么一段话,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的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不浓厚的,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气也是不浓厚的。”这些话今天读来仍然值得我们警省,近年来认真研究我们自己近百年历史的氛围、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氛围确实是不浓厚的,那时言必称希腊的是指王明这些教条主义者,今天许多学者则是言必称美国,言必称西方的经典,什么都拿西方的尺子来衡量,好似我们革命胜利以后这几十年完全错误了,这不荒唐吗?所以类似杜光那样鼓吹清末钦定的《宪法大纲》的荒唐事会登堂入室,会迷惑我们许多正直的知识分子。懂一点中国近代史,他们怎么能到处行骗呢?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毛泽东还告诫我们:“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我们过去搞革命应该这样,现在搞现代化的建设也是这样,我们当然要了解西方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还有他们的教训,但这毕竟是外国的东西,中国怎么办应该根据中国的状况,那就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些年来我们关注自己历史的氛围不浓,所以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的学生找工作最困难,为什么我们那么漠视自己的过去呢?甚至把某些别有用心的外国人故意歪曲地讲中国历史的种种谬论奉为至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糟糕和令人痛心的现象。这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外国的东西,但上百年来我们学习外国的历史教训,非常深刻地告诉我们,他们总是要求我们依照他们指挥棒所指的方向转变,但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进程,只能摸索着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决不能自卑自贱,并非什么都是西方的好。我们不是不要学习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即便是先进的好的东西,那也总得经过自己的选择、消化、吸收才能转化为自己的血肉;更不能忘记那儿有不少消极的东西,苍蝇蚊子不少,甚至血淋淋坑人的东西也不少,可得防范一些。

历史证明无论你完全照抄照搬哪个国家的东西,总是行不通的。过去照搬西方的议会道路,民初的历史证明了此路不通,后来照抄照搬苏联的模式,几十年的实践同样证明此路不通。只有了解我们自己的民族长期历史形成的特色和风格,扬长补短,才能走上光明大道。只有懂得中国自己的历史和现状,才能为未来指明前进的方向。根据这一百多年的经验教训,要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始终保持健康向上的状态,那么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军队的党建工作,坚持支部建在连队,坚持党指挥枪,军队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和常备不懈的战斗精神,也许是最根本的一条,有了它才有国家的稳定,才有政治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没有这一条,什么也谈不上。要动摇中国稳定的大局,第一条是动摇军心,如果军队思想建设削弱了,军事院校的教官们信邪了,如国防大学那个辛子陵那样的人物,到处胡说八道,如果真让他如此放肆,把我们军官们的思想都搞混乱了,对共和国而言,那才是最大的威胁。必须牢牢地掌握军队的政治大方向,无论从正面还是反面,都是近百年来我们必须牢记的最大历史经验和教训。我想杜光所讲的那些胡言乱语的是非,到此也应该很清楚了。向大家介绍一下钦定《宪法大纲》以来的中国历史进程,也许可以使我们知道现在那些朋友再来鼓吹《宪法大纲》的事,在它的背后究竟包含有什么内容了。

有的朋友最近在《文汇报》上讲把握历史主义,必须把握好当代意识,才能把握历史。我们有些同志喜欢玩一些新名词,什么“把握当代意识”,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讲了,还不就是博古通今,毛泽东说过的古为今用而已,这个今,只能落实于中国的现实,可不能把西方那些时髦的词儿来偷换成什么“当代意识”啊!其实这些概念也不新了,也是一些陈旧的老套了。所谓历史主义,也就是从发展的眼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指出它的真实相,揭示它的来龙去脉,说明其何以会有如此的发展趋势,讲清楚它的所以然,从现实需要出发,领会其中的经验教训,以得到有益于今天人们的认识和社会实践。而不是依照自己个人的需要来胡编历史,如袁伟时、杜光之流,明明是慈禧太后懿旨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偏要说成这是光绪皇帝与宣统皇帝的东西,那不成了骗人的东西了嘛,明明是皇权至高无上,偏要说成是民主制度的开创,这样用当代西方意识来阐释中国的历史,岂不荒唐嘛!当然从文艺作品讲,又有所区别。一部《三国演义》与三国的历史是两回事,它是故事新编,一个时代有它崇尚的观念,依照它的需要借历史事件来编故事,从而达到它所想往的目的,这毕竟是娱乐性的东西,是从话本演化而来,如果研究三国的历史,没有史学家会引用《三国演义》来讲那个时期的历史人物和事件,那么我们要观察的是那个故事大体应有一点根据,它究竟想给人什么,对社会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

总之,历史与现实是紧密相连的,现实生活始终留有历史的痕迹,因为我们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反之,我们读历史时,往往会感觉到现实,因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不可能完全摆脱历史的印记,加深这二者之间的联系,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启发,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对我们如何处理现实生活的矛盾也是有益的,问题是要我们把握当代生活的价值取向究竟是什么?我们该拿什么去反思当代生活中的种种矛盾?有许多朋友喜欢抽象地谈论民主、平等、自由、公正和正义,以及人性或者全人类,其实这种概念都是很抽象的,在不同时空,它们实际的含义是不同的,还是应该具体地讲,对大多数人民,工农大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在共同的社会生活中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不仅是绝对数字的提高,而且还要包括相对的地位,诸如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相对关系、官与民之间的关系、老板与工人之间、商人与农民之间、所谓的“知识分子精英”与直接生产者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相对应的地位和关系,在与过去比较上,究竟是提高还是下降了。说到底还是要不要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也就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谁养活谁的视角想一下,我们所做的一切,究竟是为贵族老爷们服务的专制政治还是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人民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这个问题上,要讲具体的实质,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问题的实质是工农大众能否在各个方面实实在在的当家作主,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是对上面领导,还是对下面群众负责,官员们能否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既要整治官风,也要改善民风,提高民众主人翁意识。所以把握当代意识,可不能赶时髦,如果要讲价值取向,那就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大前提,社会主义说到底就是保护绝大多数人,那也不是抽象的,也就是具体地讲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大众的利益,把社会的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离开了这个大前提去看待历史和现实,那我们只会重犯辛亥革命前后犯的错误,说不定跟着别人屁股后面为全球化唱了赞歌,最终带来的还是殖民地化呢?哪儿会有你立足的一席之地啊?现在美国的议会给我们搞汇率战,美国海军远渡太平洋在我们领海身边的军事演习;东亚与东南亚的事,中国与邻国的关系,干吗由你远渡重洋来插上一手呢?将心比心,如果中国的海军到你美国太平洋岸边搞军事演习,你会做何感想呢?而且他们还不断地在给中国上“人权”课,他们那么一次又一次地给我们指手划脚究竟为了什么呢!这可是美国佬送给我们的一帖很好的清醒剂。我们希望有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但这不决定于我们的主观愿望。还得希望美国尊重一点中国的民族感情,正由于美国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所以我们还得强化一点维护民族尊严和爱国主义的情怀。千万不要把爱国主义说成是民粹主义。这里既有感情的问题,更有民族立场和国家的利害关系问题。

最近我与不少朋友就中国的现状和前途交换意见时,许多朋友对目前思想混乱的状况,都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感觉,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时兴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时兴了。”现在的状况,比五七年那时严重多了,不仅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而且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也混乱得很啊!至于所以会出现这些思想混乱的现象,那是由于一些刊物报纸和出版物,专门夸大阴暗面,甚至无中生有,造谣生事地惑乱群众,同时这也是由于我们的一些朋友只看问题,只看消极面,不看基本面,看不到成就的结果。我则不然,我始终是一个革命的乐观主义者,中国这条大船,经历几千年的考验,什么风浪都经历过,沉不了。中国共产党也是一条大船,也有快九十年了吧,中华人民共和国刚过六十年,他们都还年轻力壮着呢!苏联和东欧垮了,我们还坚挺地举着社会主义大旗,作为一条在大洋上航行的大船,当然还会遇到风浪和险滩,我们是一条大船,它自稳的性能特好,什么艰难险阻都不可能阻挡我们奋勇地破浪前进。随着洋流的变化,时而打左舵,时而打右舵,那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时而速度快一点,时而放慢一点,这也是正常和必要的,船的航行总有需要它随机应变的情况,而这个变化,亦还是为了使我们这条大船能继续乘长风破万里浪,勇往直前。虽然自己在三十多年前,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而且还被关押了十多年,当我想起介绍我入党的陈仲信,在胜利解放时就牺牲在敌人的子弹下,我无怨无悔,关就关吧,反正我的信仰没变吧,蹲监狱反而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好好静下心来读书了。一以贯之,表里如一,这是我自己做人的基本原则,与人为善则是我待人的基本态度。这一点我与那些自称所谓“老共产党员”的那几个诸如辛子陵、杜光、胡绩伟之类民主革命派不同,过去他们本来就是党的同路人,现在认为机会来了,跳出来表演自己本来的面目了,什么“两头真”,恐怕不对,前面一头是假的,压根儿你们从未真心为党的事业奋斗过,现在的言行,才是你们真实的本来面目,你们也是一以贯之,不过你们宣读入党誓言时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吧了,这样做也太缺德了吧!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对于你们那样以“老共产党员”自称的人实在耻以为伍,历史会给你们立传的,放在那一栏,那你们自己去对号入座吧!不用我言了。现在我人也老了,去日苦多,来日苦短,能做的事不多了,尽管现在我不是共产党员,但作为一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我对党、对国家、对民族的前途始终既忠心耿耿,又充满信心;中华民族前途无量,故仍然是“慨当以慷”。当然,看到这些所谓的“老共产党员”的所作所为,那就仍要“忧思难忘”,但这既不能是杞人忧天倾,更不能自己吓自己啊!他们就那么几个人,能量有限,所以千万不能丢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否则的话反而不仅害苦了你自己的心情,还伤了神。当然,对于现在流行的种种错误思潮,要敢于大喝一声,并直言相告,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最基本的出发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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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嘉
朱永嘉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