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焰: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作者:徐焰 来源:解放军报 2013-07-24 680

  

徐焰: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1950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黎 民

  

徐焰: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志愿军坦克部队夜间训练。陈书帛、李书良摄

  

徐焰: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志愿军摩托部队越野训练。

 

  

徐焰: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从苏联进口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米格-15喷气式歼击机,这是志愿军的米格-15战斗机群。

  

徐焰:抗美援朝——新生中国的强军实践

学习掌握火焰喷射器摧毁敌碉堡的要领。张光生

  1950年冬,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

  彼时彼境,美军将战火燃至中朝边界鸭绿江边,新中国的唯一选择只能如毛泽东所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参战利益之一,便是我军开启了一次伟大的强军实践,在当年这场世界上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战争中迈入了现代化之路。

  ■与对手边打边谈以打促和——

  确立现代局部战争思想

  建设一支强大军队之路,应该体现为三方面的并举,那就是军事思想的创新、武器装备的改善、部队编组和作战方式的变革。对于刚刚从农村包围城市、用“小米加步枪”打下江山的人民解放军来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一次巨大的挑战。直面挑战的人民解放军,最终在这三个方面同步高歌猛进。

  抗美援朝战争与以往国内历次战争的重大区别,首先在于局部战争成为军事斗争的式样。战后,西方将其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场典型的“有限战争”,此后这种形态更成为国际间军事斗争的主要式样。这是因为在各大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为避免造成大规模的毁灭,交战各方都不能无限制地使用作战手段。

  不谋而合的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也在这场战争中得出殊途同归的结论。

  过去,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全面战争,包括国内革命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却是在新中国国家政权已建立,国民经济建设作为首要任务的条件下进行的。我军在这场战争中,作战时间、空间、目标和手段都有很大限制,军事行动受到国际形势的严格制约,并与政治斗争、外交活动形成更密切的结合。

  在志愿军入朝前,中国政府就特别强调“朝鲜战争地方化”,努力防止战争的扩大。以“志愿军”名义参战,也是毛泽东努力避免与美国正式宣战,努力使国内保持和平状态之缘故。

  面对拥有世界上最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强敌,中国虽实行同苏联结盟的战略,仍只能达到有限的胜利目标。将敌人从鸭绿江边驱赶到三八线附近,再以双方妥协方式结束战争,便已经达到了保卫我国安全和援救邻邦的目标。确立这种局部战争的观念,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现代条件下的新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的又一项重要启示,是我国应坚持毛泽东一向倡导的积极防御的原则。

  出兵前中国政府先礼后兵,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告英美,而且敌人逼近鸭绿江边才出战,显示出参战是迫不得已,使我国能在国际上获得同情和支持。同时,我军强调的积极防御历来是攻势防御,寓防于攻,在战略上是后发制人,战术上却是以进攻为主。前期运动战中,志愿军往往大胆实施敌后穿插,攻其不备;后期阵地战期间,志愿军虽坚守阵地,但多数战斗行动仍是依托坑道积极向敌军反复进攻,把斗争焦点转到对方阵地上,才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不过,抗美援朝战争实行的积极防御也在悄然变化。世易时移,国内战争期间的农村根据地没有多少坛坛罐罐怕打破,解放后的许多战略要地和经济命脉区却不能轻易让出。

  新中国出兵朝鲜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保障我国工业基地东北的安全,因此要变诱敌深入为运动战反攻和坚守防御。经过五次战役的实践,1951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结束战争”的新方针,标志着已基本实现进行国际局部战争的思想转变。

  战争中有胜利的荣光,也会有血的教训。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实践,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又增添了进行现代化战争的内容,其中特别表现为强调建设现代化国防军,将后勤工作放在现代化战争中的重要位置,并要求全军实行历史性转变,即如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同时,毛泽东还强调“需要克服过去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

  全军指战员通过实战体验和学习中央新的军事指导方针,努力克服“游击习气”,对现代化战争的思想认识也有了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可以说,60年前的这一天,征尘未洗的人民军队,站在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强军之路的一个新起点上。

  ■把美军当作学用苏式武器的“陪练”——

  在现代战争中换装现代装备

  旧中国是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从清末洋务派直至国民党当局都依靠从国外多头引进武器,形成国内军队装备“万国牌”的状况。长期“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的解放军,装备的武器型号自然杂乱且大都破旧,且自身没有弹药和零配件的生产线。

  志愿军入朝之初,装备有来自十几个国家的杂式武器,在紧急情况下只好按枪炮口径、型号在部队间做了调配。例如第38军使用日制三八式步枪,第40军使用缴获的美制步枪,全国又以“打扫仓库”的方式把所存的各种口径、不同型号的枪炮弹分类送往前线。美军初见之下,还以为这支扛着三八式、捷克式的军队是“朝鲜预备役部队”,接战后发现其战斗力空前强大才“和小伙伴们被惊呆了”。

  可以想见,当年志愿军的后勤人员是如何“压力山大”。但就连这样,入朝之后仅仅几个月的高强度现代战争也让我军仓库见底了。中央军委随即决定全军改用苏联装备。空军从1950年开始装备苏式米格战机,陆军自1951年起也陆续将入朝部队和国内部队予以换装。

  新装备如何尽快形成战斗力?答案只有一个:边打边学。

  炮兵是战争之神,也是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陆军建设的重点,从1950年底至1951年春国内紧急建立了6个炮兵训练基地,组建了5个地面炮师和4个高射炮兵师。这些部队接收了苏联装备后只进行了1至3个月的突击训练,初步达到走得动、摆得开、打得响即入朝。至1952年,志愿军火炮总数已增至15000门,能够有板有眼地与美军进行相当规模的炮战。

  志愿军坦克兵临时接收了苏军的坦克和自行火炮500余辆,都系二次世界大战中生产和使用过的T-34、JS-2(即斯大林2式)坦克和SU-100自行火炮。接收时中方打破训练常规,采取由苏军坦克乘员以手把手教的方式,进行了3个月突击训练。坦克驾驶员仅驾驶了4至5个小时,还达不到如今驾校标准的一个零头,炮手也仅发射过20到30发炮弹,刚刚能够把坦克开得动、打得响便入朝,随后在作战中逐步摸索出成熟的战术并提升了技术水平。

  与之相比,新中国空军几乎是“一夜长大”,创造了世界空军建设史上的奇迹。从1950年秋至1953年秋,人民解放军空军由只有1个航空兵师、几十架作战飞机,发展到拥有23个航空兵师,近3000架飞机,从战机数量看仅次于美苏而跃居世界空军第三位。

  苏联在朝鲜战争期间对华提供的武器,只有空军装备比较先进,陆军装备大都是二次大战中使用过的旧货。如苏军在1947年后开始装备AK-47自动步枪,对中国只提供波波沙-41冲锋枪(中国仿制品为50式冲锋枪)和更老式的莫辛-纳甘步枪(中国仿制品为53式步枪)。苏军1949年以后开始装备T-54坦克,将已逐步淘汰的T-34送到中国。苏联的这种供应武器方式,起初也是因时间仓促且事先缺乏准备,便从驻远东部队现役装备中临时抽调。如1950年末,苏军将10个坦克团和若干炮兵部队开到中国后,官兵便留下装备回国。

  掌握了新装备后,我军“临阵磨枪”直接上战场练兵,“陪练”者又是世界最高军事技术水平的美军,部队迅速提升了战术技术水平。停战时,“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发表的公开讲话中便叹息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及更具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了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

  看到中国军队装备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副主席、身兼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曾感慨地说,军队这几年的进步,超过旧中国几十年。

  ■让战场成为新技术兵种演习场——

  军队建设和作战方式实现历史性飞跃

  百年来,中国人屡受列强欺侮,强军梦与强国梦在心底牢牢扎根。建立一支屹立世界强军之林的先进军队,这一梦想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战争期间,根据中央“边打边建”的指导思想,我军作战部队基本都按现代战争的要求实行了新编制,建立了诸多新技术兵种,并将战场作为演习场,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

  抗美援朝战争堪称我军进行现代战争的一部百科全书。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用购买和仿制的苏制武器装备了106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按苏式规范实现了全军武器标准化、系列化。换上新装备的各军兵种部队(海军除外)多数又以志愿军名义陆续到朝鲜战场轮战,在同世界强手的实战较量中学会了如何打现代化战争。毛泽东曾高兴地说:“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当年新中国的空军是全军建设的重点,在自身刻苦努力和苏军帮助下,经过朝鲜上空进行的当时世界上技术水平最高的空战锻炼,几乎是从无到有得到迅速发展壮大。1951年秋,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曾感叹道:“几乎在一夜之间,共产党中国就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虽然当时年轻的中国空军还不能从世界上最强的美国空军手中夺取制空权,却打出了国威军威,并在战略要地和国土防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世界战争史上,军队由以枪战为主过渡到以炮战为主,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过去主要靠破旧枪支作战的解放军,正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的过程中完成了这一历史性过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解放军的地炮师数量发展到17个,高炮师发展到8个,其中大部分入朝参加过轮战。同时,入朝参战的陆军25个军的直属炮兵,也都经历了激烈炮战的考验。战争后期,志愿军炮兵已名副其实地成为起到重要作用的“战争之神”。据美国军方统计,战争中美军伤亡有62%系炮火所造成,32%系枪弹所造成,4%系地雷造成。战后中央军委为陆军确定的编制中,炮兵连数量已经超过步兵连,炮兵火力已取代步兵火力成为全军地面火力的骨干。

  战争中,解放军10个换装苏式装备的坦克团全部入朝参加过轮战,作战次数虽然不多,却经受了现代化战争锻炼。被称为“军队的神经”的通信兵,在战争期间也得到大发展,一个军的无线电通信机由入朝前的几十部至停战时发展到几百部。战斗部队中的连、排以及坦克单车、航空兵的单机都配备了无线电通信机,其技术水平也有了一个飞跃。工程兵部队大部分也曾入朝参战,并通过抢修和构筑号称“地下长城”的坑道体系,锻炼成一支具有现代战争保障能力和丰富经验的工兵部队。解放军铁道兵部队更是冒着世界战争史上密度最强的轰炸,以日夜不停的抢修、抢运形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回顾我军历史,抗美援朝战争可称得上部队装备技术进步最快的阶段之一。通过这场战争,新中国越打越强,打出了一个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打出了一个强大的炮兵,并开始全面建设装甲兵,其他技术兵种也有很大发展。这种发展既是我国军民自己奋斗的成就,也是大力引进和运用国外先进军事科技成果所产生的硕果。

  历史证明,一个国家要建设强大的技术兵种,必须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不过由于武器技术的进步常常是超国界的,在输入国外先进技术和装备的推动下,一个国家的技术兵种的建设也可以较之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生某种“超前”,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来说,在一定的条件下追求这种“超前”效应还是很有必要的。

  几十年来,中国人一谈起抗美援朝战争,总是引发出一种自豪感。过去为数两万人的八国联军就能长驱进入北京,而朝鲜战场上的百万“联合国军”在境外便被打退,此战便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扬眉吐气的一场对外战争。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政协会上,毛泽东曾宣布“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这句豪言在朝鲜战场上终于变成了现实——

  当“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发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统帅”那一声叹息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已带着强军自信昂首站上了世界舞台。

  本文参考文献:《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第315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6页。

  本文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著名军史专家。

  整版照片来源:解放军画报图片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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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美援朝期间建立配套的军工体系

  新中国进行抗美援朝战争,让斯大林从此真正相信中国共产党,苏联的对华援助大大增加。后来,赫鲁晓夫又在此基础上大幅提升了援华质量。

  从1950年至1954年,中国用购买和仿制的苏制武器装备了106个陆军师,质量虽属二次大战时的水平,却实现了全军武器标准化、系列化。

  除此之外,斯大林还同意帮助新中国建设141项重点工程。1954年,赫鲁晓夫又提出追加15项,同时全面提升工程的技术水平。这著名的“156项”重点工程,后来落实的共150项,其中44项是军工企业,包括陆海空三军各种主战装备的制造厂。苏援的工厂设备虽然并非无偿,中国却只需支付成本费,中苏科技协定还规定提供技术都属无偿,苏联传授技术后完全由中国自主生产。在不到10年时间内,中国只花费几十亿人民币,就以堪称世界上最低的成本建立起配套的国防工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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