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岳：从“历史虚无”到“历史真实”

　　西岳：从“历史虚无”到“历史真实”

　　——再说杨松林新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

　　这些年，对一些历史话题“翻案”或“颠覆”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历史学者在做，一些不是历史专业的学者在做，还有一些不是学者的人也在做，其场面可说是蔚为大观。留意观察，话题相对集中，从明史、清史到民国，从帝王将相到三教九流，进而延伸至中国现当代史和中共党史，投入之人热情可嘉，勇气可嘉。但不可否认，在热潮之下，冷静的思辨缺少，认真的阅读缺乏，多立论而少论据，多观点而少史实。特别是在新传媒和网络技术日益发达之后的近几年，历史话题越来越成为一种“娱乐”，全社会从网络、荧屏到报刊、书籍，大家都无法跳出娱乐大众的氛围。正如美国当代作家丹尼斯·勒翰在小说《命定日》中所说：“未来大众的鸦片不是宗教，而是娱乐。”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话题被过度娱乐化之后，我们看到些什么?

　　读罢杨松林新作的第三编，我看到了如下夸张的故事：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是否有“天灾”。

　　说到这个话题，无法回避的是《社会》杂志1993年Z2期刊登的军旅作家金辉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在文中，作者根据一份《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中列出的全国120个水文站历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得出了“在1959—1961年间，导致‘农作物产量比常年减产30%以上’的成灾面积中，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这些人为因素直接和决定性地造成了三年灾难”(P328)的结论，并由此被广为传播为：“一百年来，1959年到1961年这三年，是风调雨顺的三年，自然情况差不多是百年来最好的三年。所以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靠不住。在七千人大会上……说三份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来还靠不住，那就是人祸。”(P327)

　　历史真相果真如此吗?!

　　“1995年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写的《中国灾情报告》详细记载了这三年个地区旱涝分布和受灾情况。

　　1959年：……全年成灾人口为8043万，比1949—1958年平均数高出80%，其中山东、湖北、四川各占1000万。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2.87倍。

　　1960年：全国大陆除西藏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也是近百年少有的特大灾害。主要灾害是以北方为主的特大持续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本年成灾地区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3.8倍。而且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而另一部分地区持续干旱。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和成灾面积超过上年，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相当于1949—1958年各年平均值的6.4倍，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从去年冬季持续到本年3月下旬，黄河、淮河流域1300万公顷农田持续大旱，4—6月，旱情扩大到长江流域广大地区，年内全国旱区受灾面积达3784.6万公顷，成灾面积1865.4万公顷。其中河北、山东、河南三个主要产量区小麦比去年低水平又减产50%。于此对应的是，暴雨造成湖北67万公顷农田受灾，倒塌损坏房屋504万间。……”(P338—340)

　　已无必要再继续抄录下去，只要是愿意面对事实，就应该承认：“发生在1959年—1961年的自然灾害持续时间确实偏长，受灾和成灾面积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P341)“三年自然灾害”是客观存在。

　　作家金辉认为不存在“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建立在对120个水文站的统计图表之上的，而1959年—1961年时全国的“水文站已经超过3000个，1960年达到3611个，平均3300个左右。金辉先生的‘部分年度全国旱涝等级资料统计表’使用了这3300个水文站中120个水文站的资料，只占总数的3.6%。”(P329)原来如此，作者所说是一语中的，作家金辉之所以得出错误结论不就是瞎子摸象在现实中的翻版吗，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偏概全的典型反映。

　　如果说，1993年作家金辉写作《“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一文时，无法看到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的《中国灾情报告》(1995年)，文中的数据和观点有误是情有可原，但使用“只占总数的3.6%”的水文站数据就得出1959年—1961年发生粮食紧张“起主要作用的不是自然灾害”，那就是太武断和偏激了，甚或是歪曲了历史真实。作者如此写，《社会》杂志如此发，一些人士不经思考和辨别就扩散和继续夸大。对于这种严肃而又牵涉广泛的话题，被扭曲夸大的面目全非，作为应该具有基本常识的知识分子和媒体是否应该反思一下呢?!

　　在阅读了此书前两编之后，我曾经写了《认真解读文本 还原历史真相》一文，其中在最后一段写道：“书出版了，感谢作者的辛苦!感谢出版者的勇气!争论已经开始，并将延续。我希望的是‘认真解读文本’，无论你是哪一种观点，也无论你是网上的阿猫阿狗，当你批评此书时，一定是在读过此书之后。拜托了?!”而这么多天过去，无论是豆瓣网的网友投票，还是共识网刊登的评论，其中不乏一些用心人写了很长的文字，但问题还真的如我所说，绝大多数都是在没有读书时，就作出了评论。例如，作者彭劲秀先生的一篇文章开篇就是“听说杨松林先生写了一本名为《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的书，将于今年10月出版……”，然后就对高梁先生的序言大肆批驳，紧跟着另一篇就是批杨松林先生的前言。其实，他所讲的问题正是此书第三编中的内容，例如1959年—1961年是否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他这个段落的题目是“请不要再冤枉老天爷了”，很有针对性。但如果他能够在看过此书的第三编第十六章、第十七章之后再写，也许还可以不再是“鸡同鸭讲”。这种不看书就做批判的作为，是否正如彭先生自己所说：“从文革极左的武库中拣来泛政治化、无限上纲、扣大帽子等破烂玩意儿挥舞，既封不了史家的笔，也堵不住识者的嘴，徒增笑耳!”(共识网2013-08-28 )这不正是在为自己做写照吗!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我反复阅读而感触最多的是第三编第十七章至全书结束的各章。在这六章中，作者不回避，不苟同，敢于正面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勇气令人钦佩，在总结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可以说，第三编正是该书的现实意义所在。特别是第十七章的“几分人祸?”和第十八章的“制造灾难的罪魁祸首”两章，既有着对史实或一些话语的澄清，也有着站在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的立场上的思辨，从小标题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冷静与思考：“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违反规律就要受惩罚，“共产风”、“大食堂”和“坏干部”是罪魁祸首，需要总结的历史教训……

　　例如，作者写道：“一些人从另一个角度对刘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表示不满。认为造成灾荒并形成因饥饿死亡现象完全是天灾，是‘三年自然灾害’，认为刘少奇同志夸大了政策失误因素，甚至是‘别有用心’。

　　笔者不这样认为。即使不用上面的分析，仅从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的一贯态度来看，无论是毛泽东同志还是刘少奇同志，都不会把饥荒和出现与饥饿有关的死亡的原因归结为天灾，只能主动‘认领’人祸。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作出这个判断，毛泽东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做的自我批评，都把主要责任揽在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身上，只能说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襟怀坦荡。”(P353—354)

　　作者的这些判断和话语是在冒着被拍砖的风险的。当今，有几个共产党员敢站出来亮出这样的立场和观点呢?!有几个共产党员干部敢为共产党和共产党的领袖们辩诬呢?!太少见了。

　　在如何正确看待中国现当代历史的问题上，目前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网络上活跃着一些持“一概否定论”的一批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否定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作用，否定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否定前三十年国家基础建设的发展与国力的增强，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飞速发展，在他们的眼睛里当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是一无是处……归根结底他们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合理性。但同时也存在着回避讨论，回避检讨以往教训的一些人，盲目地希望回归到在他们眼中视为理想境界的天地中，除去怀旧找不到一点前进的动力。其实，这是两种貌似不同的对立观点实质却是殊途同归的历史虚无主义。

　　当代中国研究所的研究员田居俭曾在文章中表示，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方法不是以事实为出发点，不是全面、系统地掌握有关资料，不是透过历史现象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随心所欲地挑选零碎的历史事实加以涂抹或剪裁，凭借“新奇大胆”的想象肆意歪曲和否定历史。其根源是唯心史观和主观臆想，要害是混淆历史的支流与主流、现象与本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08月07日 耿雪)

　　杨松林这几年在做的事情，是从解读文本和数据，是从调查和走访做起的。杨松林的这本新作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他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了有关资料，能够透过现象来分析历史的本质和主流，逐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力图找到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历史真实。在大量数据支撑的基础上，采用合理的分析方法和正确的计算公式，探讨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超线性死亡人口”的数量，得出了他自己的推算的数字。同时，他也不诿过，他认为在一些地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需要总结的历史教训”，例如“成绩越大头脑越容易发热”，“体制设计不能过头”，“站在群众对立面就危险了”……他所揭示的这些历史真实有助于我们冷静地思考，有助于我们坚定信心，也有助于我们走向未来。

　　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在今天和未来都将是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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