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观点在国际事务中的体现
对伯恩施坦的研究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是他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观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国家海外殖民步伐的加快，国家、民族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其中既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抢夺殖民地的矛盾，也有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在1914年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构成挑战，党内理论家和活动家纷纷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伯恩施坦是社会民主党内较早关注国际事务的人，并且相关思想丰富。
一、对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看法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殖民扩张，德国政府为了能在议会通过关于海外扩张的财政预算，为殖民政策的合法性辩护，而进行了民族主义、甚至是沙文主义的宣传和鼓动。1905年以后，民族主义情绪在德国已经非常强烈，不仅在工人阶级中很有市场，并且许多社会民主党党员，尤其是议会党团成员都要求党放弃传统的国际主义立场，奉行民族主义原则，赞同德国的海外殖民行为。党内也有一部分人否认工人阶级中已产生民族主义情绪，仍然坚持传统的国际主义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伯恩施坦既不同于大部分议会党团成员毫不保留地推行民族主义的态度，也有别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国际主义的立场，而是宣称要避免民族主义的危险，同时赞同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立场。
众所周知，在对待民族国家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立场历来是明确的，即坚持国际主义立场，提出“工人没有祖国”的论断，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提出这一观点是由于，他们认为随着全球自由贸易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也突破了国家疆域的藩篱，成为一种国际现象，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反抗，必然会招致多个国家资产阶级的联合镇压，因而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摒弃国家、民族之间的隔阂，实现全世界的联合。伯恩施坦在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期，曾经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些观点，如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无产阶级只有推翻资本主义国家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等。他早期为《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的文章和社论中表达过这些观点。但是随着思想的转变，他逐渐放弃了这些观点。伯恩施坦在190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批评马克思忽视了民族主义对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所有阶级的强有力的影响。[1]但是，他也反对任何会提升德国民族主义情绪的策略，提倡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
伯恩施坦对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进行了区分，认为前者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工具，是虚伪的、野蛮的，是一种历史的倒退。[2]他尤其反对“变种的民族主义”，即“种族民族主义”，认为建立在种族纯洁性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不仅与人类文明的理想背道而驰，而且会导致危险的排外主义。[3]但是，伯恩施坦赞同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立场，认为工人阶级有责任保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和不受侵犯。他的这一态度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民族国家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工人阶级活动的主要场所。[4]二是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性。伯恩施坦在其代表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对“工人没有祖国”这句话提出异议，认为这句话适用于19世纪40年代的工人阶级，因为那时的工人阶级不享有政治权利，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但是随着普选权的推行，这一状况已经得到改变。“工人在国家、地方自治机构等等中是有平等权利的选民，从而也是民族的公有财产的共同所有者，他的子女由社会教育，他的健康由社会保护，社会保障他不受欺侮，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将有祖国，而不致因此不再是世界公民，正像各民族可以互相接近，却无需停止过自己的生活一样。”[5]
伯恩施坦认为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情感与国际主义精神并不矛盾，前者是后者的必要补充。他指出，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各国的政治和经济的互相依赖逐渐增加，国际规则和法律也日益重要，需要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但是没有对民族的责任，“世界公民”的称号也不过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现代社会的发展既依赖于“崇高的爱国主义”，也依赖于与其他民族合作的国际主义精神。[6]
由此可见，根据伯恩施坦的观点，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立场的前提是他们拥有普选权，能够参与国家事务，从而使自身的利益得到保障。不难发现，伯恩施坦的这一态度与其修正主义思想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7]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核心是认为资本主义仍有很强的生命力，不会爆发成为巨大社会变革前奏的经济危机，不能寄希望于通过一场革命来实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资本主义框架内的议会活动，就能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普选权对于伯恩施坦“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策略来说至关重要，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一切成果的取得都是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之上的。伯恩施坦曾多次强调普选权的重要作用，他赞同工人阶级在拥有普选权基础上产生的爱国主义立场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伯恩施坦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不够充分，存在很大的模糊性，比如他区分了统治阶级推行的“民族主义”和工人阶级应该持有的“爱国主义”，但对二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阐述清楚。再比如他认为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矛盾，但是对如何兼顾二者没有提出具体的建议。相比之下，他对殖民主义的看法更为全面、系统，更能反映出他的基本立场。
二、对殖民主义的论述
1896年8月，土耳其政府由于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境内的恐怖行为而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这一事件引起了社会主义者的广泛关注，伯恩施坦也在《新时代》上发表了题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土耳其问题》的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指出，不是所有受压迫民族的反抗斗争的性质都一样，敌视文明或没有文明能力的种族对文明的抗争不值得我们同情。我们将谴责和反对压迫野蛮民族的特定手段，但是我们不会谴责野蛮民族应该屈服并遵从于更高文明的规则。在这里伯恩施坦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即社会主义的目标应该是促进文明的进步，亚美尼亚的文明程度比土耳其高，所以社会主义者应该支持亚美尼亚。在伯恩施坦看来，帮助野蛮和未开化民族对抗欧洲伟大的文明民族是错误的，文明的进步不仅是不可抵抗的，而且最终是有益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职责不是抵抗文明，而只是确保高级文明对低级文明的征服尽可能地少带残忍性。[8]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一些为殖民主义辩护的痕迹。
伯恩施坦的言论引起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的不满，当时许多持激进观点的社会主义者认为殖民主义的意义在于扩大世界市场，这将为资本主义提供一个重新恢复生机的机会，而社会主义的策略是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所以社会主义者应该反对一切形式的殖民主义。英国社会主义者巴克斯(Belfort E.Bax)就以类似的立场率先起来反对伯恩施坦的观点，随后伯恩施坦在《新时代》上发表文章《社会民主党的斗争和社会革命》对巴克斯的观点进行回应。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明确阐述了社会民主党对殖民主义应该采取的态度：“社会民主党将反对对未开化民族或野蛮民族施加暴行和进行欺骗性的掠夺，但是社会民主党也将放弃对于把这些民族纳入文明化制度范围的反抗，认为这是不合时宜的，同样也将放弃对扩大市场的任何原则性的反对，认为这是空想的。”[9]“在大多数国家，治理殖民地完全是特权阶级的事，单凭这一点就已经使社会民主党以采取批评的态度为宜了。但是，如果认为通过反对所有的和一切的殖民政策就能加速本国的革命，这种想法是彻头彻尾站不住脚的，还不如说这件事本身就是空想的。”[10]
1900年以后，伯恩施坦的殖民主义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社会主义与殖民问题》中指出殖民主义具有三个本质的和必要的特征：第一，领土扩张;第二，永久的居住权;第三，特定的和高级的文化或文明的转移。伯恩施坦尤其强调第三点，认为相对于低级文明而言，高级文明总是拥有更大的权利，高级文明有权利也有义务去征服低级文明。由此可见，伯恩施坦用“文明的权利”证明殖民主义的合理性，认为殖民主义是高级文明的一种道义上的责任。伯恩施坦承认殖民主义很可能导致一些“罪行”：第一，如果殖民地拓展过快，会对宗主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反动行为;第二，殖民扩张有可能导致大国间的战争，从而导致高昂的军事开支，造成不必要的劳动力和资源的浪费;第三，资本主义对殖民地的野蛮和失职的统治会给殖民地人民带来灾难。但是伯恩施坦不认为这些罪行是殖民主义所固有的，殖民主义可以在实现自己优势的同时避免这些罪行，因而罪行不是反对殖民主义的论据。
在1907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殖民问题与阶级斗争》中，伯恩施坦对“文明的标准”进行了解释：有一定面积的土地可以维持人们的基本生活，同时有物质、精神和审美方面的条件能最大可能地丰富人们的生活，人作为独特个体的最高价值得到承认，伯恩施坦认为建立在这些条件基础之上的国家存在较高的文明，同时也就具备了向外扩张的资本。在这篇文章中伯恩施坦更多地强调了殖民主义的益处，他认为殖民主义尽管首先是为宗主国的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它也能使所有相关者都得到好处：对整个人类来说，殖民使从前只能供养上万人的土地变得能供养上百万人;对宗主国的工人阶级而言，殖民主义提供了更好的营养、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生活水平，从而大大减轻了工人阶级的痛苦，工人阶级甚至有可能因此而永远地结束自己的苦难;即使殖民地人民也可以从欧洲文明中得到具体的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
由上可见，伯恩施坦关于殖民主义的思想涉及殖民主义的概念及本质特征、殖民主义的优点与缺点、社会民主党对殖民主义的态度等问题。总的来说，伯恩施坦对殖民主义持赞同态度。马克思、恩格斯也指出殖民主义曾经发挥过一定历史作用，但是伯恩施坦与他们的基本立场是不同的。
1853年，马克思就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发表了两篇文章《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清晰地表明了对殖民主义的态度。在前者中，马克思承认殖民主义对落后民族(马克思称为东方专制主义)具有进步意义，指出：“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但是，马克思也强调殖民主义的意义仅限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要想建立一个新世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状况，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在结尾部分马克思特别强调：“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马克思笔下的“伟大的社会革命”无疑指的是社会主义革命。19 世纪 90 年代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恩格斯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一历史趋势，并不遗余力地赞扬民族独立运动的重要性，强调无产阶级在争取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作用。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2 年波兰文版序言中指出：“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然而这种独立(指波兰的独立——引者注)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殖民主义是资产阶级在扩大全球性市场的历史进程中不自觉而为之的，尽管殖民主义会给殖民地带去一定的利益，但是殖民地国家只有依靠本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真正走上独立、富强的道路。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对殖民主义的分析符合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伯恩施坦对殖民主义的推崇也反映了他的修正主义基本立场。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思想的核心是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判断，他在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第13000册版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对自己的思想作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如果伯恩施坦的观点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社会民主党就不能寄希望于利用资本主义的危机通过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实现社会主义，而只能靠改良、渐进的方法“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对于伯恩施坦而言，“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办法体现在经济方面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加国民财富，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政治方面则是大力发展议会民主，使工人阶级拥有选举权进而可以分享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伯恩施坦特别强调拓展市场和国际贸易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而殖民主义无疑是促进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扩展的最好工具，这一点可以从他为德国以租借方式取得中国胶州湾的辩护中看出来：“问题在于保证同中国进行和在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只要租借胶州湾过去和现在都像以往所宣布的那样只是为了使德国在中国的将来利益获得保障，那么在这一限度内社会民主党也就可以对此表示赞同，而丝毫不必放弃自己的原则。”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给部分工人带来物质上的利益，但改变不了工人阶级在整体上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然而伯恩施坦认为，只要工人的政治权利有了保证，他们就能分享社会财富增长带来的成果，工人的地位才能得以改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提出，“社会愈富足，社会主义的实现就愈容易而且愈有把握”，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提出，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形象将得到彻底改变。
综上所述，伯恩施坦认为工人阶级是有祖国的，随着普选权的推行，工人阶级成为国家的主人，可以分享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繁荣所带来的好处，殖民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发展，因而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不应该反对殖民主义。尽管殖民主义可能会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灾难，但是正因为如此，社会民主党更要积极地从事议会活动来影响政府决策，抑制殖民主义的弊端。所有这一切的前提就在于伯恩施坦认为不会发生可以产生革命的普遍社会危机和经济危机，只能采取和平、渐进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赞同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德国政府推行殖民主义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立场是一致的。
三、对俄国和英国的不同态度
德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德国对外事务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其中德国与俄国、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关系尤为关键，这就涉及到伯恩施坦对俄国和英国的不同态度。尽管认为一些同志夸大了俄国的危险，但是伯恩施坦也同意由于俄国的国内状况，俄国很有可能对它的邻国构成威胁。在他看来，这种威胁首先源自俄国的人口构成和素质：“人口的绝大部分由政治上缺乏自己意志的、十分无知的农民组成的一个国家，始终能够成为它的邻国的危险。”伯恩施坦还曾明确指出俄国的威胁源自它的巨大经济潜力和地理位置以及它的国内政治制度。伯恩施坦所指的政治制度就是沙皇制，在他看来这一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带有攻击性的军国主义式的帝国主义。除此之外，俄国的威胁还源自斯拉夫人的性格。伯恩施坦认为斯拉夫人本质上是野蛮的，“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在文明国家里活动的斯拉夫人也不能完全斩断与野蛮特质的联系”。
伯恩施坦认为，单纯依靠国内的力量不能使俄国真正走上发展的道路，这就涉及到伯恩施坦对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的看法。俄国于1905年爆发了以工人政治性罢工为主要形式的革命，尽管革命最终被镇压，但促进了反动政权的崩溃，加速了俄国社会改革的步伐，也对德国产生了很大影响。俄国工人在革命中展现出来的巨大力量深深地鼓舞了德国工人，德国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和罢工以表示对俄国工人群众的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派也提出学习俄国的经验，把政治性群众罢工当作组织和发动群众的政治工具。伯恩施坦尽管没有直接否定1905年革命，但他认为是俄国社会的混乱状态导致了政治性群众罢工的爆发，从而引发了革命，因而俄国的道路不具有普遍意义，同时他也反对把政治性罢工当成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的手段，认为这将使工人阶级冒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引起整个社会对工人阶级的憎恨和资产阶级政府对工人阶级的报复。伯恩施坦进一步提出，罢工的作用只能是唤起群众的意识，而不能是动摇整个社会，无产阶级要做的是通过罢工争取到普选权。他由此再次强调了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议会制度的重要意义：它是现代工业社会中不通过流血牺牲而能逐渐实现深刻变革的最重要的工具。
伯恩施坦对1905年革命的态度还算温和，而对1917年十月革命则是持明确的否定态度。伯恩施坦指责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行为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十月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受到粗野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士兵援助的叛乱，并且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后压制俄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剥夺新闻出版的自由权，从这一点来看，布尔什维主义与旧的沙皇制度没有本质区别。
伯恩施坦认为俄国是一个威胁，但是俄国自身的改革和革命并不能消除其弊端，那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阻止或消除俄国这个威胁呢?在他看来，必须借助外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欧洲各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致对抗俄国，因为在欧洲没有一个单一的力量能够扮演对抗俄国的坚强堡垒的角色。
在联合西方国家方面，伯恩施坦尤其看重德国与英国的联合。与批评、斥责俄国的态度截然相反，伯恩施坦对英国的态度是赞美、推崇。伯恩施坦对英国的推崇首先表现为对英国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的赞同。伯恩施坦指出，英国社会也曾经动荡不安，但是这一局势已经彻底改变，英国呈现出“得到长期保证的社会和平状态的景象”，虽然还存在种种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有可能通过合法斗争的方式“和平解决”，而这有赖于英国工人对包括集会权、出版权以及普选权在内的种种权利的拥有。并且伯恩施坦认为，英国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一个国家愈是按这同一方向发展，它就愈将在英国的社会状况中看到它自己正在朝之前进的那些关系的模样。”他高度评价英国的自由主义，认为英国的自由主义者远比德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激进，他们更倾向于支持社会主义。他还赞美英国人身上有许多优良品质，其中最主要的是理想主义、慷慨、公正、宽容、实用主义和不屈不挠。由此可见，与批评俄国一样，伯恩施坦对英国的赞美也是“全方位的”，既包括国内制度、发展道路，也包括民族特性。
伯恩施坦认为英德友好关系的建立能为德国带来巨大的好处，这种好处体现在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在国内方面，首先，英德友好关系可以消除由两国海军军备竞赛带来的财政上的负担，这样能够为德国国内社会的发展节省更多的资源;其次，也是更为重要的，伯恩施坦希望英德友好关系的建立能使德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向英国的自由主义者学习，从而能使前者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来反对德国国内的容克阶级、与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实现德国社会的真正进步。在国际方面，英德的友好关系能够一举消除德国在对外关系上面临的所有问题：取消军备竞赛;为德国提供最可依靠和最有价值的友谊，改变德国在国际上受孤立的处境;使欧洲战争几乎成为不可能;使俄国陷入防御地位;确保德国的殖民利益;能够重建欧洲联盟，使其成为一个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内的西方文明的领导组织。
在如何建立和保持德国与英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方面，伯恩施坦也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两国应在海军建设方面达成协议。其次，德国应该使英国相信德国方面没有任何要侵犯英国利益的打算。伯恩施坦认为英国的所有主要政党一直表现出足够的维持英德友好关系的意愿，因而他曾多次指责德国领袖拒绝了英国的示好，错失了建立英德友好关系的良机。再次，伯恩施坦相信良好的公众意识的形成能在建立英德友好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因而他号召两国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宣传和平和善意的声音。最后，伯恩施坦认为必须实现德意志帝国的民主化，这样德国对外政策的决定权会掌握在民主力量的手中，民主的实现将带来和平的实现。
伯恩施坦的思想存在很多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地方，但是在强烈谴责俄国的危险和热情赞美英国的文明进步方面却是一以贯之的，他一直认为俄国是“地狱般的噩梦”，英国则是“理想中的黄金国”。与伯恩施坦同时代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如倍倍尔、考茨基等人指责伯恩施坦是“带着英国眼镜”看问题，后来许多研究伯恩施坦思想的学者也注意到伯恩施坦与英国的密切关系，尽管伯恩施坦自己不承认这一指责，但是从他对英国的热情赞美来看，这些人的观点至少是有一定依据的。伯恩施坦与英国的密切联系不仅影响了他的基本思想，还影响了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态度。
伯恩施坦在对俄国的批评和对英国的赞美中所表现出来的立场与他的殖民主义思想的立场是一致的，都是赞同高级文明，反对落后文明。伯恩施坦对俄国和英国截然不同的态度也表明他对不同道路的看法，即反对革命道路，赞同渐进的改良道路，这也符合他的一贯思想。但是，如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要求学习俄国的革命道路一样，伯恩施坦也是从国外为德国的发展寻找新的出路，也正如左派过高估计了德国的革命形势一样，伯恩施坦过高估计了德国的民主化进程，把民主作为一剂万能良药，所提出的很多建议的前提都是德国已经是或者很快将是一个民主国家，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犯了一个大错误，后来的德国发展历程表明，当时的德国离真正的民主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伯恩施坦尽管对一些国际事务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但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外交家，并没有形成界定清晰、论述充分的外交理论和政策，并且他的看法也存在很多不切实际的成分，他所表达的更多的是自己的一种愿望，而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措施。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伯恩施坦对国际事务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了他的修正主义立场。
注释：
[1] Eduard Bernstein,“Einige Klippen der Internationalitt”,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Bd.5，1901, p.255.
[2][4] Eduard Bernstein,“Patriotismus, Militarismus und Sozialdemokratie”,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Bd.11,1907, pp.413-419.
[3] Eduard Bernstein, “Wie Fichte und Lassalle national ware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Bd.5,1915, p.150.
[5][9][10] 殷叙彝主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0页，第68页，第69页，第120页，第293页，第68—69页，第289页。
[6] Eduard Bernstein, “Wie Fichte und Lassalle national waren”, Archiv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mus und der Arbeiterbewegung, Bd.5,1915, p.161.
[7] 修正主义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但含义却不是十分明确的词语，本文按照伯恩施坦自己对修正主义的理解来使用这一概念。伯恩施坦认为修正主义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它的解释进行批评”的思想观点，“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成为改良主义，即系统的改良工作的政策，它同把革命灾变当作运动的、符合愿望的或被承认为不可避免的阶段的政策相对立”。参见伯恩施坦《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载于殷叙彝主编《伯恩施坦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10—411页。
[8] Eduard Bernstein,“German Social Democracy and Turkish Trouble”, in H.Tudor and J.M.Tudor edited and translated, Marxism and Social Democracy: The Revisionist Debate 1896—189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54-60.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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