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牺牲换来了领袖的确立

　　编者按：《党外人士看党的伟大》，是2013年由中国商业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理纯致力于公益性社会活动，是“走进崇高”沙漠绿化发起人，先后动员近两千名志愿者为浑善达克沙漠和张北地区义务植树100万株。作为一位党外人士，他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认识有其独特的视角，值得一读。本网从今天起择其精华部分予以连载，敬祈网友关注。

　　第三章 惨痛牺牲换来了领袖的确立

　　国民党对井冈山的几次进剿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经过三湾改编之后的的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后，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在紧抓军内党建的同时，毛泽东也着重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并率领部队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县城。江西国民党当局对井冈山地区革命形势发展十分震惊，于是命令驻吉安的第27师以一个团和一个营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第一次进剿。经过激烈战斗，工农革命军全歼国民党军第79团1个营和宁冈县靖卫团，俘敌约300人，击破了江西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一次“进剿”。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迅速发展为一师两个团。紧接着，4月下旬，红军又击溃进剿的赣军一个团并一个营，一举攻占永新县城，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进剿”。

　　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两次进剿失败后，迅速于1928年5月中旬，集中第27师及第7、第9师各1个团共5个团的兵力，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进剿”。但在战略对头、指挥果断的红军面前，国民党进剿军不得不甘拜下风，红军在战斗中重占永新城，并歼国民党军1个师部加1个团另1个营，缴获的武器有山炮2门、迫击炮7门、枪300余支(挺)，取得第三次反“进剿”的胜利。乘胜红军又取得了第四次反“进剿”的胜利。

　　比“进剿”更高级的“会剿”

　　国民党的“进剿”无非就是集中一省的军队的进攻，而“会剿”则是集中2-3省的军队协同对苏区的进攻。应该说，“会剿”的级别要高于“进剿”，但低于之后国民党的“围剿”。国民党军对苏区的进剿力度越来越大。

　　1928年7月中旬，红军兵分两路迎击湘赣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会剿”。受盲动主义影响,红28、29团占领酃县之后没有经过毛泽东同意就向湘南冒进，当时的军委也没有加以有力的阻止，结果造成红军主力损失很大的“八月失败”。其后，在毛泽东、朱德等的英明领导下，红军取得了多次反“会剿”战斗的胜利。其中在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地区发动第二次“会剿”战斗中，井冈山留守红军凭借着黄洋界的有利地势，发动群众，凭险抵抗，充分利用一门迫击炮的威力吓破了敌胆，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打破敌人的这次“会剿”。毛泽东在回师井冈山的路上，听见黄洋界保卫战大捷的消息后，写下了他著名的《西江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16字诀

　　人们知道毛泽东非常善于对一些事物进行总结之后再用简单语句进行概括。如我们知道他对健康问题总结的16字诀就是：“基本吃素，饭后百步，遇事不怒，劳逸适度”。当然，他还提出了一个更加有名的16字诀就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

　　“十六字诀”的创立在毛泽东那里应该有一个过程。根据早年投身井冈山革命的老人熊寿祺的回忆：记得1927年秋初上井冈山时毛委员就提出来十六字妙诀最初四个字，即“敌进我退”。到了1928年1月，毛泽东在遂川召集并主持井冈山前委会上就提出了“十六字诀”中的另外十二字，即：“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

　　毛泽东当年在对部队进行军事思想教育时曾说：“我们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敌人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就要‘退兵三舍’。退，敌人不知我们去向，就没有了进攻的方向。我们先领他兜几个圈子，等他的弱点暴露出来，就可抓得准，打得狠，打得干净利落，有所缴获。这就像做买卖一样，赚钱就来，蚀本不干。总之，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你来打我叫你打不着，我来打你一定把你吃掉。” 毛泽东把十六字诀称为“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

　　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毛泽东卓越军事思想的证明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第一次大“围剿”时动用的军队是10多4月进行的第二次大“围剿”的军队是20万人，而在1931年7月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大“围剿”的军队是30万人。几次“围剿”也是一浪高过一浪。前三次反“围剿”红军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每一次都以堂堂之阵汹汹而来恨不得一口吞灭红军、吞灭苏区的国民党军，都被英勇的红军打得损兵折将、狼狈奔逃，以致一些敌军官兵一听进入苏区就谈虎色变。

　　国民党以举国之力却无法击灭苏区弹丸之地，以装备完善的几十万大军却无法对付连子弹都很缺乏的小小红军，其原因在于党对军队的领导，来自于毛泽东卓越的军事思想。由于战略方针的正确，红军的英勇以及老百姓全力支持，三次反“围剿”打了三场有声有色的人民战争，并完善形成了红军的战术风格，这种没有战线的战术风格一直保留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粉碎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围剿”后，红军获得缴获无数，仅第二次反围剿作战就缴枪2.2万枝。三次反“围剿”作战前，红军的一些主力部队还要用土火枪和梭镖，而到三次围剿之后，红军的基层都换上钢枪，大多数部队还有了正规的军装，红军壮大了。

　　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共产国际

　　中央苏区的迅速扩大，不仅使蒋介石加强了对苏区的“围剿”，同时也使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总部对苏区有了不一样的关注。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苏联的共产国际负责中国事务的负责人米夫参加了会议，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并把在苏联留学期间成为他学生的王明选为政治局成员。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把持。米夫在会后驻留中国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他的意见来决定的。

　　从历史中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相比，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苏联的革命走的是先在城市暴动之后迈向农村的道路;而中央苏区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避开城市而先在农村动手。同时毛泽东的敌进我退的正确战术也同苏联之前的以硬碰硬的攻打核心城市的战斗方法完全不同。也许是因为很多共产国际的发展方向同毛泽东的思路之间有巨大差异，远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开始了对毛泽东权力的限制。

　　开始排斥毛泽东的赣南会议

　　1931年11月初，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以国际派为主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赣南会议，中央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8月30日来信，对中央苏区的工作进行多方面的批评，而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分出席会议的毛泽东同几位县委书记用事实据理力争，毛泽东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这次会议，针对根据地问题、军事策略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会上把毛泽东之前取得的一连串的胜利比喻成是“狭隘的经验论”，意思是之前的成功经验都是暂时的，靠不住的，同时是违背马列主义思想的;将毛泽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力量的思考，即在土地革命中富农也参加平均分田的政策说成是“富农路线”;会议还将毛泽东著名的16字诀战术说成是“保守”和“退却”，认为这种暂时的退却没有体现“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王明的直接操作下，国际派通过赣南会议开始排斥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

　　四次反围剿中鄂豫皖苏区的进攻方针

　　1932年除去主要位于江西的中央苏区以外，共产党的另外一个大根据地就是鄂豫皖苏区。由于鄂豫皖苏区经过土改、扩红，发展很快，此时有红军4.5万余人，地方武装近5万人，其力量一点都不亚于江西中央苏区。6 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发动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蒋介石把这次围剿分成两个阶段进行，其第一个阶段是用30多万军队扫荡鄂豫皖苏区，计划用半年时间消灭鄂豫皖红军。用20余万部队对毛泽东所在的中央苏区围而不攻，等鄂豫皖战斗结束，再集中兵力进攻江西红军。

　　1932年6月5日，中共临时中央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发出《致各苏区的军事训令》。21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要求各地红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军事进攻计划，以造成占领南昌，包围武汉的形势。鄂豫皖红军领导人张国焘在上级要求的进攻路线面前盲目冒进，在蒋介石亲自指挥的50万人的大“围剿”面前不但不作反“围剿”的准备，反而以无论从装备还是人数都比对手弱得多的兵力去坚持执行所谓不停顿的进攻战略。张国焘先是命令鄂豫皖红军向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后又令红军南下夺取麻城，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

　　硬碰硬带来的鄂豫皖苏区的陷落

　　蒋介石亲临武汉坐镇指挥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26个师另5个旅，附4个航空队，约30余万人的庞大队伍，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逐步压缩的战术向鄂豫皖红军进攻。对6倍于红四方面军兵力的围攻，鄂豫皖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中共临时中央的指挥下竟然提出了当务之急是“坚决采取进攻战略”，“准备夺取武汉，完成一省与数省的首先胜利”。这种用硬碰硬的方式面对优势敌人的挑战，使鄂豫皖苏区反“围剿”胜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果然，红四方面军经过几次大战，尽管重创对方，但战局没有发生有利于红军的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可以在被击溃时迅速得到补充，但鄂豫皖红军的重大伤亡和消耗则是无法补充的。面对国民党军队的进一步攻击，1932年9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拟攻英山，因未获战机，之后不得不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10月，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失败。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两万多名将士踏上了离开鄂豫皖苏区的西征之程。与此同时，共产党的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根据地也因为同样原因而被国民党攻破。

　　国民党占领鄂豫皖苏区之后，对苏区人民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其中一条命令就是“匪区壮丁一律处决”。

　　将鄂豫皖失败归责于毛泽东的宁都会议

　　鄂豫皖根据地失去之时，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在江西宁都举行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将鄂豫皖苏区的陷落归因于中央苏区红军没有主动打破包围圈进行攻击重点城市的出击。换句话说，中共临时中央认为是中央苏区红军没有逼迫蒋介石抽兵回援才导致鄂豫皖苏区的陷落。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方针，被指责为“专去等待敌人的右倾主要危险”;毛泽东还被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

　　实际上，在鄂豫皖战事之时，包围中央苏区的仍然有湘赣闽三省的几十万地方部队，仅凭中央苏区的的几万红军想打败这些敌军，攻占南昌这样的大城市，那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认为，这种方式不仅不会像“围魏救赵”那样调动国民党对鄂豫皖的进攻部队，而且会使中央红军暴露在敌军的枪口之下。用毛泽东的说法，这种方法是“扬汤止沸”，如此下去鄂豫皖的“沸”不仅不会被止住，中央苏区的这点“汤”也会被瞬间蒸发。当然，毛泽东也不会放过此刻的歼敌机会，8 月17日攻克乐安城，20日又攻克宜黄，22日乘胜占领南丰，仅在这一周内中央红军就连克三城，俘敌五千、缴枪4千余支。

　　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宁都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分歧。周恩来、朱德、王稼祥不同意解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宁都会议却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不久，临时中央以要毛泽东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的名义把他调回后方，接着撤销了他所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决定这一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从1932年冬开始，攻陷鄂豫皖苏区的国民党陆续调集40多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而此刻中央苏区红军总兵力仅为7万人。中共临时中央又要求部队实行进攻作战，命令红一方面军首先进攻南丰城。攻坚战中红军遭到重大伤亡，红3军团第3师师长彭鳌牺牲。在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夹击的形势下，朱德、周恩来适时定下决心，毅然顶着压力采取16字诀的战术，实施战略退却，伏击歼敌。经过黄陂、草台冈两仗，共歼敌近3个师，俘敌1万余人，缴枪万余支，大炮40门，新式机枪300余挺，从而取得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并且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红1方面军主力和地方红军扩大到8万余人。

　　博古进入中央苏区

　　宁都会议使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宁都会议之后，为以博古为首的中央政治局进入江西中央苏区。

　　1907年出生的博古原名秦邦宪，1925年入党，1926年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苏联学习时起了个俄文名“博古诺夫”，之后就自称博古。其在1931年4月接任团中央书记。由于受到王明的重视，10月10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组成时，年仅24岁的博古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总负责人。宁都会议后，听命于王明的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1933年1 月19日，博古等一行人到达瑞金。1933年4 月初，博古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和苏区中央局合二为一的决议，并成立了由博古、周恩来、张闻天三人组成的政治局核心组，博古为总负责人，周恩来任中央军委主席。1934年1 月15-18日，在瑞金，由中共中央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会议改选了政治局，同时选举26岁的博古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王明的国际派开始在中央苏区占了统治地位。

　　博古进入苏区之后，带来了中央苏区完全的变化。

　　博古与李德独揽了苏区的指挥权

　　1933年9月底，共产国际下属的远东局的一纸电文从上海给中央苏区送来了一位所谓的军事顾问李德。这位原名奥托·布劳恩的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过兵，并在1919年4 月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8年李德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接受了一些正规战战术和战略方面的训练。

　　对军事一窍不通的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对李德的到来是如获至宝，迅速把军事指挥大权拱手让给了本不了解中国情况的李德。李德有了总书记博古的支持显得更加专横，博古又有了来自共产国际的李德军事顾问的配合，仿佛也是添上了翅膀，二人真是“配合默契”。

　　1933年12月20日，李德在统一前后方指挥的旗号下，取消了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名义并撤销了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将“前方总部”撤回后方并入中革军委机关之中。同时将朱德、周恩来调回后方。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各军团和其他独立师、团直接由中革军委指挥作战。通过这一措施，博古和李德完全控制了军事方面的指挥权。

　　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的瞎指挥

　　1933年到1934年，蒋介石动用了10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进行了第五次反围剿，而此刻中央苏区的主力红军也有了8万多人的规模。在整个第五次反围剿中，以前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被否定，李德指挥的完全是正规战那一套，什么“短促突击”、“两个拳头作战”、“御敌于国门之外”，打“堡垒对堡垒、集中对集中”的阵地战等等，一句话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根据给李德当翻译的伍修权回忆：“李德一人躲在房子里凭着地图指挥战斗。当时的地图大部分是一些简单的草图，误差较大，不够准确，李德也不问，所以他的指挥往往与前线的实际情况差距很大。图上看只有一百里路程，他也不问是山路还是平路，也不给部队留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敌情、气候和自然条件等等困难都不考虑，只凭比例尺量地图上的距离来推算路程，定下到达和投入战斗的时间，又常常不留余地。这给红军指战员的行动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有些困难根本是不可能克服的，常常使部队不能按时投入战斗，以致难免吃败仗。”

　　根本不懂得军事精髓的李德在军事上的瞎指挥带来了红军多次惨痛损失。

　　不得已的长征

　　1934年夏，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尽管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顽强战斗，但节节失利，陷入了困境，苏区的面积也是日益缩小，损失根本得不到补充，形势日趋不利。国民党陈诚、薛岳的部队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手足无措的李德命令红军在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进行拼火力的阵地战，将英勇的血肉之躯暴露在蒋介石购买的大量德国重炮面前。到9 月下旬，中央根据地仅存瑞金、会昌、零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的狭小地区。9月底，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之后蒋军又攻占了宁都等地。在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的情况下，红军只能被迫离开自己的中央根据地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给中央苏区带来了灭顶之灾。中央红军走上了鄂豫皖红军2年之前撤离苏区的老路。

　　1934年10月1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军委机关悄然从瑞金出发，率领红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进行战略转移，向湘西进发，开始了悲壮的、前途不明的漫漫长征。

　　血色湘江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再图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紧接着红军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1934年11月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26日先头部队占领渡口并抢渡湘江，26日晚，红军部队已控制了围绕渡口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但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时间被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赶来的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希望夺回渡口。装备单一的红军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在这场意志的较量中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国民党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

　　12月3 日拂晓，周恩来下令炸掉湘江上的浮桥，悲壮的湘江之役结束。可是作为后卫的红5军团34师和红3军团第18团，几乎全部牺牲在江东了。湘江之役红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

　　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中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红军突破四道封锁线之后，1934年12月12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了重要的“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和李德，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而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原定计划。最后会议以表决的方式通过了毛泽东进军贵州的建议。此次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通道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所谈到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同志在通道会议上提出的转兵贵州的正确主张。否定了博古、李德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路线。周恩来对黎平会议的叙述是：“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界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伟大的遵义会议

　　红军向贵州的正确转兵使红军没有成为“石达开第二”。进入贵州之后，红军势如破竹，1935年1月7 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省第二大城市遵义。胜利的事实，宣告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同时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1月9 日，中央决定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492页是这样评价遵义会议的：“遵义会议明确地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同时改变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而这些成果，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到湘江血战，苏区红军经历了近于灭顶的惨痛牺牲。但这一切都值得，因为从遵义会议开始，中国共产党从现实中确立了共产党人发自内心尊重的领袖!

　　面对毛泽东基本没有赢过的蒋介石

　　领袖是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有了领袖可以带来整体的凝聚和力量，因此领袖的产生是整体的荣幸。正如当年没有成吉思汗作为领袖的蒙古人，民族之间战争不断，而真正确立了成吉思汗为蒙古人领袖之后，蒙古人的部队打到了欧洲，征服了大半个世界。

　　中国在上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两位领袖，一位是国民党的蒋介石，一位是共产党的毛泽东。著名学者胡适在西安事变之后曾劝告扣留蒋介石的张学良：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

　　蒋介石一生也是经历了无数的风雨，在他的面前，冯玉祥、张学良这样的大帅都要甘拜下风，因为他们挑战“一手银元，一手宝剑”的蒋介石的时候基本就没有赢过。但蒋介石在与“一手握笔，一手宝剑” 的毛泽东交锋时也基本都没有赢过。蒋介石战胜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并非是与毛泽东对垒。

　　历史将告诉人们谁应该是真正的中国领袖，谁会带领中国再一次走向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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