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周》，如此造谣抹黑焦裕禄意欲何为？
今年3月17日，习近平来到开封，直奔焦裕禄纪念馆，并发表感言说：
“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焦裕禄精神是永恒的。焦裕禄精神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一样，体现了共产党人精神和党的宗旨，要大力弘扬。”、“学习焦裕禄时我上初中，当时政治课老师读报，读着读着便哽咽了，听着听着我们也流泪了。焦裕禄精神影响了一代人。”、“我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
1990年深夜习近平读完《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挥笔写下《念奴娇·追思焦裕禄》一首，其中写道：“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今年习近平试图通过“呼唤焦裕禄”，为全党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来拉开今年党员走群众路线运动的大幕。
但是当下中国，斗争十分复杂。当习近平“呼唤焦裕禄”之际，《南方周末》于2014年5月30日刊出一篇文章，题为《展现真实的焦裕禄》，再度通过造谣的方式，极力贬低焦裕禄，进而将焦裕禄对兰考的贡献一并抹杀，对新中国前三十年予以全面否定。
《南方周末》 “史贵求真”还是“史贵造谣”?
该文出自一个号称“近代史研究员”之手，但行文却非常轻薄草率。全文要展现“真实的焦裕禄”，所引用的资料悉数出自一位名叫“任彦芳”的人。《南方周末》称：任彦芳“是一位焦裕禄研究专家。”“任彦芳参与剧本创作组，到兰考调查、搜集焦裕禄的事迹资料，采访了与焦裕禄有过接触的干部群众，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任彦芳是什么人呢?是一个对兰考历史根本不懂的人。此人写过一本题为《焦裕禄身后》的书，在这本书中，任彦芳说焦裕禄治理后的沙丘上种的是“泡桐树”，实际上焦裕禄种的是洋槐树;任彦芳说周化民在1965年跑遍了十二个公社，实际上兰考到1975年只有九社一镇;任彦芳称樊哲民为县人大的樊哲民，实际上樊时任县委农工部副部长;任彦芳称刘俊生是宣传部干部，实际上刘俊生是县委办公室干事;焦裕禄去世后，由程世平主持县委工作，任彦芳却把兰考最高机关的重大人事安排写成“焦裕禄去世后，兰考由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主持工作”。
《南周》该文先将任彦芳塑造成一个与焦裕禄很熟的形象，称“他的母亲张学玉与焦裕禄是邻居”，任彦芳自己以前的文章中也表示过，他和焦裕禄谈过多次话，于是《南周》该文接着就断定任彦芳的资料“十分珍贵”。从上述的一些常识错误辨析中，我们已经发现，任彦芳完全不懂兰考历史。
那么任彦芳跟焦裕禄熟吗?
焦裕禄1962年冬来兰考时，其家与其他县委领导人，包括任彦芳的继父孟照芝都住在县委后院的排房里，是有一段邻居关系。1963年春，焦裕禄就搬走了。任彦芳1962年10月探亲，焦还未到兰考，1963年冬，任彦芳第二次到兰考探亲时，他家与焦裕禄早已不是邻居了，在这仅有的几天里，他见到焦裕禄的可能性有多大？焦裕禄身为肩负重任的县委书记，兰考灾情严重，工作压头，不下乡就开会，我们天天与他在一起工作、下乡，从没见过他身边带着个并不相识的外地青年，这任彦芳能与焦裕禄有多次交谈，从何说起?那时工作纪律很严，干部请假时间不会太长，任彦芳即使不招即到，沾着不丢，又能有几天与焦见面时间?哪里会有“逐渐熟悉起来的”机会?
任彦芳与焦裕禄的情结，只因为1963年冬到兰考探亲的几天中，具有一点与焦裕禄见面的可能，见不见还在两可，却能变得比山高，比海深，以至使他发展到“与兰考息息相关”“命运相连”的程度，并不是“大作家”“大诗人”的多愁善感使然，应该是他所称谓的“兰考上空爆炸的精神原子弹”，对他的强烈吸引力。[1]
就全文引述这样一个人的资料，《南方周末》还好意思在小标题上写上“史贵求真”四个醒目大字。对《南方周末》此文而言，恐怕是“史贵造谣”更为贴切。
请问《南周》 为何要搜肚刮肠证明焦裕禄被夸张、拔高？
《南方周末》是怎样“求真”的呢？它使用一个对兰考历史半知半解、跟焦裕禄见面与否都是未知数的人的“一手资料”，来推翻其他扎实考证的史实。
该文中，断定宣传焦裕禄过程中存在“拔高、夸张和隐瞒”的情形，并举了一例，即以往的宣传认为焦裕禄逝世前病床枕边放着《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两书，“实际上并无此事，焦裕禄的《毛选》是放在家里的。”
对此事的否定来自任彦芳1980年-1981年间采访焦裕禄女儿焦守凤的孤证，当时任彦芳是以地县调查组的身份向焦守凤进行调查询问的。懂兰考文革过程的人都知道，文革中兰考分成拥张（张钦礼）和反张两大派。随着文革运动的反复，这两派时而上台掌权，时而下台挨整，不断地“翻烧饼”，积怨越来越深。1980年10月，正是河南清查运动的高潮，反张派上台掌权，拥张派的人马被彻底打翻在地，判刑的判刑、开除的开除、免职的免职。张钦礼就在当年8月被判刑13 年。属于拥张派的焦守凤虽然由于焦裕禄女儿的特殊身份，处境也是非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权在握的反张派对立面，面对倾向性明确的地县调查组，作一些违心的陈述也就在所难免了。这种历史背景下做的专案组式调查怎么能够作为证据？
在其他时期，也有其他人对焦裕禄的女儿焦守凤、焦守云做了采访，更加真实可信。
1990年，焦守凤接受记者王钢采访时说，父亲说：“爸爸工作几十年，也没啥好留给你的，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毛主席会教你怎样工作，怎样做人。……”(王钢：《爸爸的凝视---访焦裕禄的女儿焦守风焦守云》 河南日报1990年5月16日)
请注意，这里焦守凤转述焦裕禄说的是“这套《毛泽东选集》、这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给你”，“这套”、“这本”这两个词恰好证明了《毛泽东选集》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两本书是存在于焦裕禄身边的。
二十多年后的2012年，一篇采访焦裕禄二女儿焦守云的通讯报道又提到了这件事：“在弥留之际，焦裕禄把大女儿焦守凤叫到了身边，把一本《毛泽东选集》和一本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交给她说：“你要好好学习，书里边会教你怎么工作，怎么生活。”“(《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作者：谢中 来源：《刊授党校》2012.7)
南周偏偏采信专案组调查的孤证，就能够下“焦裕禄宣传拔高、夸张和隐瞒”的断语，极不严肃，实质上是以“求真”的态度虚无历史，贬低共产党员的形象。[2]
请问《南周》 焦裕禄如何成了悲剧？
《南方周末》文章认为，焦裕禄到一到兰考就抓阶级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生产救灾、除三害和种麦中，也是集中力量抓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摘录任彦芳的一句话来进行佐证：“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他如果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
作者的用意可谓十分恶毒，将全身心投入治理兰考三害、生产自救的焦裕禄描述成一个坚决执行上级左倾路线、主抓阶级斗争的官僚形象。并故作同情地加了一个小结称：“焦裕禄不可能超越历史”。这个小结更具有强烈的政治针对性，意指当时的所有干部都是盲目执行上级左倾路线、宁左勿右、不顾群众的经济工作、主抓阶级斗争。
这是严重的栽赃。请看下面的事实：
焦裕禄在兰考狠抓“除三害”，亲自主持制定《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草案)，，决心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并说过三害不除，“死不瞑目”。这里并没有提阶级斗争。
焦裕禄亲自树立的兰考四面红旗，都是在生产自救、除三害方面的典型，没有一个“阶级斗争”方面的典型。
焦裕禄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里，也根本没有提阶级斗争。
上述事实明白无误地说明，“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是除去三害，改变兰考贫穷落后面貌，让兰考人民过上好生活，而不是什么阶级斗争。
在“焦裕禄主抓阶级斗争”谣言的基础上，文章进行进一步的演绎，因为抓阶级斗争所以没有治理好三害，没有给人民带来幸福，到文章最后，作者认定焦裕禄是个悲剧：“虽然主观上把全身心献给了兰考人民，但是梦想并没有实现。”因为“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僵硬的集体经济体制下，无法改变农民贫困的命运。”并以兰考县委书记刁文的话来为文章做点睛之笔“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焦裕禄和焦裕禄继承者的成绩被南周吃了？
兰考县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一九六五年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应该承认，焦裕禄在治理风沙、干旱方面取得了许多成绩。但是由于焦裕禄在兰考时间太短，兰考的恶劣环境是千百年时间造就的，短期内无法彻底根治。对兰考环境特别是盐碱地的根本改造是焦裕禄逝世后，在张钦礼主政兰考期间，用黄河水灌淤的方法完成的。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
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3]
延续焦裕禄路线的张钦礼同志带领兰考人民将兰考彻底改造成功，这就是焦裕禄的胜利，何来悲剧之说？而《南周》竟来了一句“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敢情张钦礼执行的不是焦裕禄的精神和路线，而提前搞包产到户了？或者再南周们眼中，根本没有为民付出几十年心血的张钦礼这个人。包产到户是在张钦礼已经治理了兰考风沙、内涝、盐碱地之后的事情，任彦芳和刁文们怎么能够贪天之功，将焦裕禄张钦礼的毕生心血据为己有，孤立地记到包产到户的功劳簿上，从而把焦裕禄认定成一个悲剧，进而将前三十年的成绩一并抹杀？
习总讲不能否定前三十年，《南周》依旧通过造谣的方式，而且是定点造谣的方式，试图打倒习总心中的偶像，搅乱今年的党员群众路线、共产主义信仰学习活动，这是赤裸裸地向共和国示威。
附：南方周末：展现真实的焦裕禄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1041
任彦芳研究焦裕禄的机缘
任彦芳是一位多产的作家、诗人，也是一位焦裕禄研究专家。他之所以能以焦裕禄作为自己的创作和研究对象，得益于两个机缘：一是他的继父孟昭芝与焦裕禄同在兰考县委工作(孟任县委副书记)，他的母亲张学玉与焦裕禄是邻居，他们对焦裕禄熟悉了解，任彦芳也因此有机会见过焦裕禄，并和焦交谈过。
另一机缘是，任彦芳的工作单位长春电影制片厂，当年曾准备拍摄宣传焦裕禄的影片，其后文化部将拍摄任务转交给北京电影制片厂，任彦芳参与剧本创作组，到兰考调查、搜集焦裕禄的事迹资料，采访了与焦裕禄有过接触的干部群众，掌握了丰富的资料。
焦裕禄传记资料十分珍贵
《我眼中的焦裕禄》大体包括以下几类内容：一是档案文件，书中录出中共兰考县委文件和焦裕禄的手稿;一是回忆录，包括任彦芳本人与焦裕禄见面交谈的回忆，任母、任的继父对焦裕禄事迹的叙述;一是采访记录，这是他人的回忆，口述记载;还有焦裕禄在兰考475天日志，这是经过调查后编写出的研究资料。
除了档案手迹外，其他回忆录和采访记录，基本上都保存在任彦芳的日记和采访笔记中，事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也具有见证焦裕禄事迹和精神的原始资料性质，都十分珍贵。
史贵求真
以往宣传焦裕禄，也发表过不少文章和作品，但像过去宣传各种典型人物、典型事迹一样，难免拔高、夸张和隐瞒之处，在焦裕禄宣传中也存在失真的情况。比如，描写焦裕禄逝世时，说他病床枕边放着《毛泽东选集》和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二书，这是“文革”前宣传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主席的政治需要。实际上并无其事，焦裕禄的《毛选》是放在家里的。现在有的文艺作品又按照今天的需要塑造(改造)焦裕禄，把竭力维护集体经济的焦裕禄，写成支持“借地”，让生产队以小片荒的名义，将“借地”分给社员，这背离了当时真实情况。
《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特别强调，叙述、宣传焦裕禄必须求真。史贵求真，任书以档案文件和大量采访资料为依据，力求向读者展现焦裕禄所处时代的真实性、当年兰考的真实状况和焦裕禄本人的真实面貌。
真实的兰考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了一年多。任彦芳在书中介绍了焦裕禄来兰考县时该县的严重灾荒困难背景。兰考是黄河故道流经的地方，这里水患、风沙、盐碱给全县36万人带来严重灾难。由于“大跃进”的折腾，造成的灾难越发严重了。兰考县1949年前粮食年产量达到1.0902亿斤，1956年为2.0151亿斤，而1962年下降到0.6825亿斤(一说6000万斤)。36万人中，一般干部都处在半饥半饱状态。20万人因灾缺粮，人民忍饥挨饿，吃糠咽菜，浮肿死亡。任彦芳继父孟昭芝(兰考县委副书记)说：1960年，兰考“各村都有饿死的人，人人都有浮肿，妇女没有月经。”
因饥饿，许多人乞讨，外出逃荒。书中说，李雪健主演的电影《焦裕禄》中兰考车站一群孩子向焦裕禄乞讨的情景是真实的。“1962年麦子绝收，被风打死，秋季又是大水灾，兰考人跑了三分之一。”1962年12月4日，焦裕禄来到兰考县时，三年困难的境况尚存，至1963年春，外出谋生者达3.8万人。
由于“大跃进”，“大炼钢铁”，砍伐森林，兰考县拦风沙原来栽的泡桐被砍，风沙、盐碱、水患“三害”肆虐，兰考农村处于贫穷困苦之中。
真实的时代
焦裕禄到兰考的时间也很重要。1962年底，正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
1962年初，中国共产党为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教训，召开了从中央到县各级领导骨干共七千人的会议。刘少奇对造成三年困难的原因是“七分天灾”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可能人祸是许多地方困难的主要原因。为了克服困难，纠正几年来反“右倾”斗争中对干部的错误批判和处分，当时一定程度上允许包产到户。毛泽东对此不满，当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批判“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任彦芳在书中说，兰考县出席七千人大会的县委书记王金璧，回县后没有如实向县委传达中央七千人大会的内容，但他却传达邓子恢挨批评的事(邓同意包产到户)。显然，当时，盛行的是“宁左毋右”。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焦裕禄到任兰考，不可能不按照当时左的方针办事。任书中说：焦一到兰考，就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巩固集体经济，刹单干风。焦时时刻刻不忘依靠贫下中农。在生产救灾、除“三害”(水患、风沙、盐碱)和种麦中，都集中力量揭阶级斗争的盖子，抓两条道路的斗争。任书说：“他拼上老命，去巩固集体经济。他如果不这样努力去做，而是有所抵制，有所怀疑，那反而不是焦裕禄了。”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县委书记，焦裕禄不可能超越历史。
求实的焦裕禄
可贵的是，在“左倾”肆虐的时代，作为基层县级领导人的焦裕禄，没有机械执行上级方针政策，而是尽可能结合实际，关心群众生活。
任书收录1963年12月25日焦裕禄在公社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应把粮食统销，安排社员生活作为最中心的任务，其他工作和统销相矛盾的一律向后推一下。”“给群众休养生息的机会，更好地集中力量把生活安排好，把副业生产抓好。”焦还在一次会上，针对在火车站劝阻外流人口一事说：“我们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外流，就要把家里生产生活安排好，让他们不再想外流。”
关于“借地”，这是困难时期，地方政府放松强迫集体化的权宜措施，让一部分地借给农民种，收获归自己，民众称这是“救命政策”。按照批单干风的方针，要把“借地”收回。兰考县一些地方，采取了“明抽暗不抽”，“挪用借地，抽回东地借还西地，上级催得紧就收”等办法。焦裕禄对抽回借地是执行的，但不一刀切，采取灵活作法。任书评点说：“这一点，在当时需要何等的胆识!”
敢于向人民承认错误
焦裕禄主持讨论并亲手修改过的一篇县委上报省委地委的报告中说：“兰考有36万勤劳的人民，116万亩可耕的土地，最适宜种植小麦、大豆、花生、红薯等农作物，次宜种棉，河滩洼地宜种苇、蒲，河岸堤旁及沙碱地均可造林、晒盐、熬碱，并盛产泡桐、杞柳，闻名中外。但是近几年来，每年收获却养活不了自己……”由于错误的“以蓄为主”的方针，“内涝成灾，加重了地表碱化程度，扩大了碱化面积”;“毁林闷(焖)炭”，“毁林作薪”，防风固沙的农田防护林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风沙重起”。
任彦芳的继父回忆：讨论这个文件时，有人主张不要提工作中的错误。焦裕禄说：“你不敢承认我们瞎指挥犯了错误，你就得不到兰考人民的信任。……这是过去县委犯的错误，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县委嘛，你就要承担过去的县委的错误，这样兰考百姓才相信你，才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我们要向兰考百姓父老认错啊。”
任书评点说：“这个报告敢于向人民说出真相”。
焦裕禄的品格精神
任彦芳《我眼中的焦裕禄》一书中，大量资料对于焦裕禄的精神品格有赞颂，有例证，难以尽述。读后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的刻苦自励，将全部身心奉献给了改变兰考贫穷落后的伟大事业。
焦裕禄对待自己和家人严格要求。他身为县官，不贪不沾。连自己的孩子因别人领进剧院，未花钱看了电影看了戏，他也让孩子补交票款。自己的衣服破了即补，艰苦朴素到了极致。他生活贫苦，工作那么多年，不仅没有奉养老人，相反，“他回家看多年不见的老母亲还借了300元。他说要用他的工资还清。”然后省吃俭用，积攒余款，“他还了100元后，便因病住院了。整两个月后，5月14日，焦裕禄去世。他去世时还欠200元。”这就是焦裕禄的经济账。
而他对于人民的生活，无比的关切。访贫问苦，无衣无食者，有病者，危难者，他竭尽全力予以救济，排忧解难。
他对解决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灾害，心急如焚，一心扑在“除三害”改变兰考面貌的事业中。沙尘滚滚，他劳碌在田边地头;逢天下雨，他去考察水涝的具体情形。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焦裕禄是真正无愧的践行者。
焦裕禄的悲剧
焦裕禄是个英雄，是个革命英雄，仔细思索，他又是一个悲剧英雄。他主观上把全部身心献给兰考人民，为他们谋求幸福，然而，他有生之年没有让人民获得幸福。他曾说：“我就不信水涝盐碱得不到治理。”但他生前，他的梦想没有实现。
焦裕禄逝世后15年，兰考县委书记刁文说：“焦裕禄一心为人民，把他累死了，可兰考并未翻身。我们没有老焦那样的精神、能力，(却)让兰考扔了要饭棍。关键是路线、政策，是包产到户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合乎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可见，没有好的合民心民意的体制，再有焦裕禄拼命也不行啊!”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体制和僵硬的集体经济体制下，无法改变农民贫困的命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注：
[2]总书记，兰考可以这样说——围绕焦裕禄、张钦礼周围的谎言和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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