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在巴中讲一个圆满的红色故事

 核心提示：红色政权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继承者们可以欣然面对当年的红军标语而无需回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穷苦人原本是毫无希望的，当年的“发财人”和国民党不能带给他们好日子，只有红色政权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终于降临，尽管晚了很多年，但总算来了，穷苦人当年支援红军，并没有白白牺牲；正是红色政权保障了国家的人民性质，人民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贫弱社会，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7月，从贵阳出发一路北上，过乌江、赤水、娄山关，再过长江进四川，转入千里大巴山。

    这是一条经典的“红色线路”，当年红军依托这一带的林密山高水险躲过围剿，成功保存了实力，而后逐渐发展壮大，十几年之后打下了整个江山。

    早期的红军，就是强烈反抗意志与简单红色思想的混合物。在位于巴中市平昌县的佛头山，政府修建了一个“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园”，里面收集了上千幅遍布川陕山区且遗迹犹存的石刻红军标语。“苏维埃政府是穷人把发财人推翻了，自己选代表建立起来的保护工农利益的政权！”“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参加红军好分田！”“红军到此地，川陕变苏俄！”“国民党是刮民党！”等等，就代表了当时的观念水平。

    大巴山区新农村建设中修建的民宅

    除非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否则今天的人们会大惑不解：如果继承红军的理想，我们今天要推翻所有“发财人”吗？要继续输出革命、实现“赤化全球”的目标吗？

    如果所有这些口号都不再算数，而且还要颠倒过来——不仅不能推翻“发财人”，还要保护、扶持、鼓励现在这些“民营企业家”的新富人投资兴业；不仅不能再咒骂国民党，还要和当下的台湾蓝营握手言欢探讨合作和共赢；不仅不能再提打土豪分田地，还要动员今天的农民同意拿出承包田参与土地流转——那么，为什么还可以这样大张旗鼓地纪念甚至继续宣扬呢？

    八十年多前这些充满煽动性的、激进的左翼运动口号，在当今世上任何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国家里，都不会公开展示，更不会被执政党当作光荣传统加以纪念，即使是左翼政党如工党和社民党也不会，更不用说国家党和保守党，那么，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可以这样做？

    当年红色政权代表了民间对国家的反抗，而在红色政权成为国家政权之后，又转为维护国家政权，代表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同一个政党，覆盖了从左到右、从红到蓝各个政治光谱，为什么中国民间社会能够理解并接受这种路线大掉头、政策大转向呢？怎么会当年全力支持斗争，现在又同意各项新政策呢？

    由于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中国，在现代世界政治史上独一无二，所以也只能在中国大地上寻找答案。大巴山区的新农村建设示范点，提供了部分答案。

    位于大巴山深处的巴中，自古以来因兵家必争群雄逐鹿而得名，从未以丰饶富庶民众安康而著称。此地山区农民的贫穷和苦难，幸得当代油画家、现任四川美院院长罗中立1980年创作的那一幅著名的《父亲》记录了下来，画作中的人物原型邓开选，就是巴中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

油画《父亲》的人物原型邓开选，是巴中当地的一个普通农民

    千千万万的“父亲”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穷苦人的化身，他们深重的贫苦，无言地挑战着红色政权的合法性，当年红军许下的承诺显然没有兑现，在社会被国家所整合并为国家做出牺牲之后，边缘人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救助。“父亲”的形象，就反映了他们在生存线上自生自灭的惨况。

    但同时，《父亲》画作的获奖，也代表了红色政权反省自身问题的开始。自七十年代末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看，就是首先启动了对于沿海等地“强大”社会的大解放，随后又开始了国家对于老少边穷“弱小”社会的大救助。

    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大救助，是在近几年落实的。政府提供了从规划设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和整合，直到逐家逐户的安置动员、五花八门的惠农补贴等等一整套的“新农村建设”措施，将原本散落在山腰沟底的千百家小农户，集中到了一个个现代化的新村当中，又通过各种形式的“打造”，将新村变成集旅游观光和现代农业为一体的新型经济体。

    由于力度极大，一个村就达到几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规模，这些经过“打造”的新村，个个都是“一夜跨千年”，新房如别墅，村头像花园，农业成休闲。在平昌县驷马镇一个叫元峰村的新村里，参观者见到了连城里的公园都自叹不如的园林化布景，村中甚至修建了一条精致豪华的“文化长廊”。据村长介绍说，一家农户靠提供“农家乐”餐饮住宿挣到的钱，仅一个节假日短短几天就相当于在外打工两年。

    在这种救助中，红色政权的确是以“穷人救星”的身份出现的，它在规划设计中代表了科学技术水平，在安置整顿中代表了组织动员能力，在项目引进中代表了信息获取和资源整合手段。所有这些，都是刚刚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贫弱社会完全不具备的，除非依靠政府，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力量能够同时集中调动所有这些资源，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提升改造。

    在这些地方，政府官员很忙，要做的事情极多。红军在八十年前许下的承诺，现在正由他们逐一兑现，而且超额兑现。在这里，大政府几乎是必需的，其发展模式就是国进带动民进，没有国进就没有民进。对于这一点，政府是这样宣讲的，农民也是这么理解的，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对抗，只有携手合作。

    当然，红色政权就是大政府的保障，今天的继承者们可以欣然面对当年的红军标语而无需回避。其中的历史逻辑就是：穷苦人原本是毫无希望的，当年的“发财人”和国民党不能带给他们好日子，只有红色政权才是大救星；今天救星终于降临，尽管晚了很多年，但总算来了，穷苦人当年支援红军，并没有白白牺牲；正是红色政权保障了国家的人民性质，人民国家通过大规模救助贫弱社会，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

    就这样，在巴中这样的地区，八十年来的红色故事说圆了，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完成了自洽。

    当然，这只是对老少边穷等地的贫弱社会而言，以中国幅员之大、差异之大，不可能是同一个历史逻辑。在其他地区，特别是沿海富裕地区，中国红色政权的历史逻辑又是什么，容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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