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钟成：铭记甲午剜心之痛--中国从哪来要到哪去

 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失败。

　　2014年7月25日，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研讨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3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首长、领导和专家学者参加本次研讨会。以下是北京华夏文化交流促进会研究部主任(华夏网总编)马钟成先生发言。

　　铭记甲午剜心之痛——反思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甲午战争失败的原因很多，军事原因，经济原因，政治和文化原因等等。这里主要分析一个方面。甲午战争的失败，从根本上看是洋务运动的失败。政治和文化上腐朽的统治阶级，必然无法在经济层面实现成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甲午战争的背后，其实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这两种不同的工业化模式的较量。洋务运动的失败，实际上印证了毛泽东这一论断：“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庸于帝国主义的。”

　　一、晚清洋务运动——市场主导的依附性工业化路线

　　清末经济及洋务运动有四个特点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第一，洋务运动在李鸿章手里其实是一场大生意，表面上是为了国家的富强，其实是为了个人的利益，这样的商人型官员和腐败型官员，必然在强敌面前成为汉奸买办。

　　第二、洋务派奉行鼠目寸光的市场经济战略，除了必须的军工和军备外，洋务派的投资策略是以短期盈利为目的，这样一些当时的战略行业，如钢铁行业，从一开始就是被放弃的。就连军工行业，李鸿章也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短期效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其战略眼光远远低于曾国藩和左宗棠。李鸿章的江南制造总局在1876年左右开始暂停造船，一停就是近30年。

　　第三，由于清政府及洋务派有很强的买办性和对西方的依附性，洋务工业基本上是依附性工业。

　　第四，清政府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奉行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在国门大开情况下，不注意利用政府手段保护和培植本土的民族工业，更不重视金融主权，大批的原有的民族工业在外国商品和外国资本的攻击下消亡，金融完全被外资把控，整个国民经济日益成为西方附庸。

　　从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以上的问题。

　　1、李鸿章——腐败亲兄弟，卖国父子兵

　　清末官员腐败是普遍现象，但李鸿章集团，却是晚清最腐败、最卖国的官僚集团。正是这批人，在长时期内把控了晚清内政外交大权，主导了洋务运动的走向。

　　例如，李鸿章的亲信李凤苞用国家巨款购买军舰时，以两成的回扣中饱私囊，使所购军舰大幅减少。李鸿章的外甥张士珩担任天津军械局总办“偷盗抵换”，使黄海之战舰队炮弹缺少，炮弹去哪了?卖给了日军，李鸿章的外甥得银数十万两。当时清政府命兵部左侍郎王文锦确查具奏，王文锦奏称，张士珩所卖军械，多被日本人买去。此案最后由张之洞所办，因张之洞与盛宣怀等人之间的暗箱交易，张士珩仅以玩视防务罪被革职，后来又在李鸿章帮助下东山再起。

　　甲午战争中，张士珩手下任军械局书办的刘树棻，被日本著名间谍石川伍一收买，出卖了大量清军情报。李鸿章却以各种理由，极力袒护日本间谍及其收买的相关官员，使日本间谍案没有得到彻查。比如，石川伍一曾在供词中承认，他和刘树棻仅仅是小角色，李鸿章外甥张士珩勾结日本间谍头目神尾光臣(当时住在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泄露了中国大量机密：“张士珩四大人与神大人(即神尾光臣)最好，因此将中国各营枪炮子药并各局每日制造多少底细告知神大人。”

　　据石川伍一的供词，李鸿章身边之人，不仅仅只是张士珩一人通敌，“神大人半夜在裕太饭馆中请中堂亲随之人，并王小波、于子勤、戴京春、戴姓、刘姓、汪大人、刘树棻等商议密事，遇有紧要军情，即行飞电。”李鸿章身边的大量亲信和高级官员替日本当间谍，泄露了诸如高升号的相关情报信息，致使高升号被日军伏击围攻，近千名官兵遇难。石川伍一在供词中明确承认：“叫日本打高升船官兵的信，是中堂衙里送出来的”。总而言之，战争过程中，李鸿章的一举一动都在神尾光臣的掌握之中。

　　然而，权力通天的李鸿章将此惊天大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和光绪皇帝高度关注的情况下，最后仅仅处死了刘树棻及石川伍一两人，关键的高级日本间谍神尾光臣及其收买的李鸿章的大批亲信如张士珩等都被李鸿章包庇下来。在李鸿章向总理衙门提供的伪供词中，将高升号泄密事件及其大批亲信充当日本间谍等相关信息全部隐去。后来礼部侍郎志锐参奏李鸿章欺骗朝廷提供伪供词，并将石川伍一原供词附上，但是奏折却被军机处的亲王大臣们压了下来，光绪皇帝完全被蒙在鼓里，由此可见当时李鸿章权势之大，令人恐怖。也怪不得就连张之洞也不敢严惩贪官和汉奸张士珩。而郎志锐的奏折，在军机处的旧档案堆里一沉睡就是上百年。

　　由于权力通天的李鸿章对日本间谍及中国汉奸们的包庇，甲午战争中清朝军政顶级机密大量被泄露给日本一事就成了悬案，直到今天也没完全搞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日本国将相关档案销毁不少，伊藤博文等人则后来在其回忆录里对间谍案大放烟雾弹，以掩护李鸿章家族。

　　1895年翰林院向清廷参奏李鸿章，称李鸿章“有银数百万，寄存日本茶山煤矿公司，伊子又在日各岛开设洋行之所”。原来，1890年9月李鸿章长子李经方曾被清廷任命为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出使期间，他与日本关系甚密，李鸿章父子已经和日本结成利益同盟。据当时许多人揭露，李鸿章在日本有商号、洋行、茶山，李经方在日本也曾开有八百万资本的洋行一座，且与日本天皇“情意亲密”，“与其宫眷相往还”，“侨王之女拜伊为义父”，“复议聘为儿媳”。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购买大量大米和煤炭，开战后部下建议停止供货，但李鸿章却命令继续供货“以示信用”，李经方直接操办此事。

　　甲午战争中，李经方经常参与李鸿章的“密室聚谈”，大量事务由李经方主持。甲午战争后，在李鸿章的极力主张下，李经方以参议身份随李鸿章于1895年3月赴日谈判。李鸿章抵达日本后，在日本的强令要求下，李鸿章被清廷任命为全权大臣。李鸿章受伤后，李经方又成为全权大臣。李鸿章父子在电报中处处谎报情报，例如，当时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国库空虚、“征兵调及幼丁”，因此其势难以持久，这些情况很多人都看得明白，长期在日本经营此时又身在日本的李鸿章父子也获得了大量相关信息。但李鸿章在电报中却对这些情况一字不提，反而和伊藤博文等人一唱一和，大肆渲染日本军队的强大，以恐吓清廷。例如，李鸿章父子于4月31 日连续向总理衙门发出两封电报，声称日军很快即可攻入大连，以恐吓清廷：“察看近日日人举动，已遣运兵船二十余艘，由马关出口赴大连湾”，“广岛已派运兵船三十余艘出口，赴大连湾，小松亲王等明日价队继进”。李鸿章父子就是这样诱使清廷认为日本不可战胜，恐吓清廷接受了李鸿章卖国主张，批准他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李从办洋务中大发横财，清末有“宰相合肥天下瘦”的说法，容闳说李“绝命时有私产四千万两以遗子孙”。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曾任两广总督，是一个和当时李鸿章齐名的大贪官，以搜刮民脂民膏、买官卖官、收受贿赂、经营私人票号、官商一体等等著称。孙中山曾撰文揭露李瀚章将两广地区所有的官职都设定了价格以供买卖。

　　清末李家真可谓“腐败亲兄弟，卖国父子兵”。当时“就地产来说，半个安徽是李家的”，“上海的半条华山路是李家的”。仅李鸿章长子李经方一人的遗产，除了数不尽的房产、股票、存款之外，还有在汇丰等外国银行有500万英镑的秘密存款。李鸿章后人现在有不少亿万富翁，子孙遍及海内外。后来的著名汉奸女作家张爱玲即李鸿章的重外孙女。

　　还不仅仅是这些。之前中法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镇南关大捷”后，李鸿章在谈判时就曾反常地软弱出卖国家利益，在签订《中俄密约》中李鸿章受贿卖国也是铁证如山。人们很难相信，甲午战后谈判中，早已与日本利益融为一体的李鸿章父子没有收受日本的变相贿赂。

　　实际上，李鸿章本人就是被外国财团控制的高级傀儡和买办。1899年，李鸿章通过汇丰银行向与其关系密切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汇款4万两白银，购买了罗氏旗下“北京辛迪加”的股票，此后罗氏便一直向李鸿章通报此公司的财务情况。在李鸿章的帮助下，此公司却实际上获得了山西、河南等地煤矿开采权，还获得了不少“超国民待遇”。短短几年时间里，罗氏企业就获利上百万英镑，而本土的民族产业遭受打压。

　　李鸿章的汉奸嘴脸，在甲午战争之前已经是千夫所指，广为人知。扬州苏昆名丑杨鸣玉(排行第三)因在戏剧表演中讽刺李鸿章(排行老二)软弱卖国而获得满堂喝彩，演出盛况空前，结果杨鸣玉被李鸿章于1889年迫害致死，当时民众替杨鸣玉写了一副著名晚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这是在甲午之战的五年前，“李二先生是汉奸”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2、李鸿章们的洋务工业是买办阶级主导的依附性工业

　　洋务运动中有一些比较盈利的民用企业，但这些往往是李鸿章这样的地方大员与西方资本合作的产物。洋务运动中办的很多企业，都是官、商、洋人合办的混合所有制企业，而且其中官大多是贪官和汉奸，商又是买办，因此总体上是依附性工业。例如，李鸿章主持设立的开平矿务局(1877)、招商局轮船公司(1873)，主要的初始投资都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等借款，这些是中外合资的混合所有制股份公司。好的投资机会盈利机会，一定会有外资魅影。

　　洋务派投入巨资兴建的军事工业也带有很大的依附性，其特点是资金周转依靠外国银行，技术上依靠洋人，中国方面一直没有掌握多少核心技术，购买外国的钢铁材料和零部件，而管理者很多是买办，如李鸿章办洋务的主要助手盛宣怀就是与外国财团关系很深的大买办。

　　总之洋务运动所办企业，无论是民用的还是军工的，大多是外国资本的附庸，离开外国资本，无法独立自主地生存壮大。从1865年至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的30年中，洋务运动共创办大小军用企业24个，民用工业企业20多个，所有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都是由买办亲手或协助创立的，例如江南制造总局总管丁日昌就是“以诸生充洋商雇用”(容闳语)的买办，盛宣怀、唐廷枢这些洋务运动的骨干都是著名的大买办。买办阶级是洋务工业直接的经营者和管理者。

　　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中规模最大的军事企业，从创办至1894年的28年时间里，耗费国库银1600多万两，但生产能力却很低下，28年间，共生产轮船15艘(都是无法打仗的小船)。其各种产品的质量都很低劣。李鸿章奉行“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市场化、买办化战略，热衷于对西方输送利益，不注重掌握核心技术，必然出现这种结局。当然，另一关键原因是官银被洋务腐败官员们中饱私囊。洋务运动没有实现富国强兵，仅仅是养肥了李鸿章家族及其大大小小的汉奸买办官员。

　　3、清末金融主权和经济主权完全沦陷

　　甲午海战前，丁汝昌主张主要舰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银60万两，李鸿章声称无款，其实大批海军巨款已经被他分别存储到外资银行中。甲午海战后李鸿章不得不承认，二百六十万两白银存在汇丰等银行、洋行那里。这些钱可以再买一艘镇远舰了。

　　这里显示的信息有两个，第一，清政府没有自己的银行业，金融主权完全丧失。第二，北洋水师成军后装备更新停滞，弹药缺乏等等，主要原因并非没有钱，而是将钱存入了外国银行，用来修颐和园给慈禧过六十大寿。

　　当时，清政府搞市场经济、搞民营化、搞外资化搞到什么程度?仅仅汇丰银行一家银行就基本垄断了清政府金融业的半壁江山，当时中国的国际汇兑、国际贸易、国内存款贷款都主要依赖汇丰银行。至甲午战争前，汇丰银行已经向清政府贷款近三千万两库银。通过洋人赫德，汇丰银行实际上掌管中国海关收入的实权。汇丰银行还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当然，不仅仅是金融业。由于洋纱如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土纱纺织业在几乎全部停歇。清政府及洋务派官员实行自由贸易和投资的市场体制，任由西方的资本和产品在中国泛滥。在缺乏政府的保护和扶植情况下，包括炼铁行业在内中国的本土手工业，在西方工业品的冲击下日益萎缩。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农产品的产量比日本多很多。但工业品则不同，比如中国煤炭产量就远远低于日本。中国某些工业品的产量和日本大体接近在同一数量级，然而中日一大区别是，中国生产的工业品，一大半是由外资生产，而日本则主要是民族工业。

　　晚清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完全由洋行把持，中国的航运业也由其垄断。洋行雇佣的雇员即买办，甲午战争前人数接近一万人。从1840年至1895年，中国买办阶层的总收入接近4亿两，是当时中国工业资产(包含外资)总额的四倍，洋务工业的实际管理者也是由一些大买办直接把控。虽然后来从买办阶级中分化出了一小撮民族资产阶级，但其力量十分软弱，改变不了整个买办阶级依附于西方资本的事实。

　　由于工商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外资瓜分，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给日本的巨额赔款，便主要从农民身上榨取，这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农业及本土工业的凋敝。

　　4、为何今天有人替李鸿章翻案？

　　看看这些历史，对比今天的现实，一定程度上给人以时空错乱之感。比如今天的招商局集团，和当年李鸿章的招商局轮船一样，又展露出了买办化的趋势，其创办的金融业巨头平安保险，又被汇丰银行控股。和当年的李鸿章一样，今天不少官员收受外资的贿赂或者秘密股份，帮助外资一起围剿自己的国企和民族工业……

　　今日的中国，存在非常庞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影响广泛。本来从毛泽东再到邓小平，对李鸿章早已盖棺定论，然而今天却成了纠缠不清的问题。替李鸿章翻案的主力部队，基本上都是亲西方的反共反华的汉奸学者，其势力之庞大，其影响之广泛，使不少普通国民也被欺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今日中国类似李鸿章这样的买办汉奸势力已经发展壮大，他们必然要为李鸿章翻案。

　　二、日本明治维新——由政府主导的自主型工业化路线

　　1、日本明治政府“殖产兴业”的国产化战略

　　日本明治维新则完全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结果，主要是引进了西方的资本和商品，没学到西方的技术。而日本明治维新则是通过政府的力量，集中全国资源，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着重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设备，抵制西方的资本和产品，以实现独立自主的工业化。

　　维新三杰之一的大久保利通，是名符其实的东方俾斯麦。他提出“殖产兴业”战略，强调实现日本民族产业的现代化来对抗外来压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奖励国产、扶持国货出口。

　　明治政府还专门建立工部省等中央计划部门，确立了铁路、矿山、造船、钢铁等几个重要的优先发展产业，专门推进国家的自主工业化。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1873年任日本工部卿时，就狂热地追求钢铁、造船等行业的国产化计划，他在计划书中说：“铁道、船、一切铁制品都有必要自立制造”。

　　明治维新一个基本底线是，本国经济不能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不能引进外资。维新之初，法国要介入日本电信事业，美国提出修建日本铁路，都被日本抵制。

　　2、日本明治政府排斥外资、扶植民族产业，建立了独立完整工业体系

　　日本明治维新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方案。与中国的金融完全由外资把控不同，至1882年，日本全国共创办包括中央银行在内的“国立银行”150多所，完全由政府主导，禁止外资渗透，形成了完整的金融体系。至1892年，日本各类商社发展到四千家，银行金融机构一千多家，已初步确立起以产业金融资本为核心的近代资本主义工业体系。

　　1883年，日本成立大板纺织会社，使用纺织机械和蒸汽机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至1890年，当中国的纺织业被西方商品击垮的同时，日本国内的近代棉纱生产已超过进口量。日本政府通过扶植三菱汽船会社，在1870年代打败了美国和英国海运公司，将外国势力全部赶走。而同时期李鸿章的航运公司招商局依附于英国太古、怡和洋行与之签订 “齐价合同”，扼杀了中国其它民族航运的发展。

　　大久保利通重视航运、矿山、铁路，煤炭及钢铁业。至甲午战争前，中国铁路不到400公里，日本国土人口比中国小很多，却有铁路三千公里，仅1894年修建的铁路就达400多公里。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铁路不发达，运输物资和兵力效率低下。而日本则可以迅速调动全国资源投入战争。

　　掌握自主核心技术，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持之以恒的基本战略。三井物产等综合商社培养专门的情报技术人员派驻欧美，追踪新技术。1884年英国人发明了蒸汽涡轮机，1905年，日本海军得到英国海军将采用蒸汽涡轮机的情报后，立即从美国进口蒸汽涡轮机，三菱造船厂则从英国取得了涡轮机的专利权，随后靠自己的研究力量成功国产化。

　　3、日本是如何“大炼钢铁”的

　　钢铁工业，是近代军事工业的基础。中国洋务运动的失败，一个关键原因是没有自己独立的近代钢铁工业。由于钢铁工业投资大、盈利周期长，李鸿章从未认真考虑过钢铁工业。当时中国所有军事工业用铁都依靠进口，1885年进口9万吨。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于1890年才匆忙兴建汉阳铁厂，前后投入五百万两巨资，然而炼出的钢铁却不合格，在甲午之战中没发挥任何作用。

　　而日本早在幕府末期就开始持之以恒地学习西方建立自己的近代钢铁工业，1857年釜石矿山大桥地区就成功建立了洋式高炉，所炼生铁可以铸炮。日本明治政府于1873年前后开始建立了规模庞大设备先进的国营釜石矿山，采用25吨的大高炉，然而由于燃料问题被迫停产。随后日本军队御用粮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田中制铁所，采用小高炉，至1891年，可生产五千多吨生铁，其质量达到国际优质水平，用于生产子弹炮弹。1893年，成功恢复了大高炉。当年自主生产生铁1.5万吨，自给率已经接近40%。至1894年时，日本已经有了大高炉炼铁工业，日本军队子弹炮弹所需生铁，已经可自产。而中国则仍需全部高价进口，这是北洋舰队训练不力，作战时炮弹不够，从而被日本打败的一个关键原因。此时日本所需的钢仍然需要大批进口。甲午战争后，日本依靠来自中国的巨额赔款，在之前炼铁工业基础上，用了5年多时间就建成了现代化的钢铁工业。也就是说，中国本身有的资源财富，足够支撑起一个庞大的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如果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就像日本明治维新或者新中国那样大炼钢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甲午战争绝对不会输。

　　三、反思甲午——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以上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根本性战略差异，决定了甲午战争的胜负及中日两国命运的巨大差异。需要指出的是，一些人由于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得出了日本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乃至日本人种优于中国人种的结论。这都是完全错误的。日本的成功，中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英美主导的国际地缘政治的结构性结果。日本战胜中国的背后，是英日同盟和美日同盟。比如20世纪初日本就从英国购买到了最先进的涡轮机技术，这对于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日本的成功(和以色列一样)有很大的地缘政治因素。英美可以扶植日本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但是绝对不会帮助中国、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发达起来。这就是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等人必然要面对的失败宿命。中国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买办性依附性决定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假如日本的维新三杰生在中国，也无法使中国通过资本主义方式复兴。

　　近代中国的失败，主要是以慈禧、李鸿章、蒋介石、汪精卫等为代表的地主买办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失败，主要是腐朽的统治阶级的失败。在西方妄图肢解中国灭亡中国的时刻，正是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如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让西方列强畏而却步，从而使中国没有沦为彻底的殖民地。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被先进的思想组织和武装起来，我们在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可以说一血前耻。

　　战争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综合较量的结果。小国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通过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获得了比起中国毫不逊色的物质力量。甲午战争中，中国一方的物质力量并非处于绝对劣势，但由于精神的萎靡、文化的腐朽、政治的腐败、汉奸的卖国，结果一败涂地。

　　中国的复兴，首先是文化的复兴。在抗日战争中，虽然中共人民军队的武器与日军的差距，远远大于之前满清和日本的差距，与国民党军队也有很大差距，但我们在日本占领大半个中国的情况下，依靠人民战争，依靠信仰和精神的力量，收复了绝大部分农村失地，并将大部分亲华日军拖死在敌后战场，使之灭亡中国、以战养战进而征服世界的战略基本破产。虽然中共人民军队武器装备极差，没有全国性资源，也没有国外援助，还必须应对国民党与日本相勾结发动的反共高潮(如皖南事变)，但歼灭的日伪军数量远大于国民党军队。后来在朝鲜战场上，仍然在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情况下，又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军队从鸭绿江打退到三八线，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随后又在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自主强大完整的工业体系，我们在1979年不仅仅有强大的钢铁石油机械电子工业，还拥有了两弹一星、核潜艇、运十大飞机、灯塔导航卫星等等。新中国用短短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两百年、日本一百多年才完成的工业化任务，这些都是世界上最壮丽的人间奇迹。

　　回顾甲午，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新中国从哪里来，应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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