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思想与实践

作者：孙占元来源：《理论学刊》2012年第3期 2014-09-02 4679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围绕着“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总任务，以社会主义方向为指引，就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逐步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强调“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以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为目标，就怎样从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作为不懈的追求，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就“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中华民族怎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努力改变落后的状况，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作出了深刻阐述，展现了一代伟人博大的胸怀。

一、“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步走，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正确理论。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历史时刻，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1949年新年献词中指出：“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这样，“就可以使中华民族来一个大翻身，由半殖民地变为真正的独立国，使中国人民来一个大解放……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1](P1375-1380)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结束了中国长达109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需要探索出一条新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出发，紧密联系新中国建立后的基本国情，从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入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建立初期，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恢复国民经济等既有新民主主义性质、也有社会主义革命色彩的改革与建设，都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毛泽东在1950年政协会议上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先后要过的几大关口作了深入分析。他指出：“战争和土改是在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内考验中国一切人们、一切党派的两个‘关’。……战争一关，已经基本上过去了，这一关我们大家都过得很好，全国人民是满意的。现在是要过土改一关，我希望我们大家都和过战争关一样也过得很好。只要战争关、土改关都过去了，剩下的一关就将容易过去的，那就是社会主义的一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那一关。……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2](P80)1952年6月，当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把过社会主义的一关提上了日程，开始思考提出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

1953年6月，毛泽东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随后又进一步指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还强调：“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要完成这个任务，大约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就是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那时中国就可以基本上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P316-317)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化三改”的总路线，以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并举，成为团结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而奋斗的新纲领。

1954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中指出：“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2](P328-330)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致开幕词：“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2](P349-350)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和宪法的颁布，就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3](P30)提供了政治条件。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加快。毛泽东指出：“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高潮中。……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就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4](P1-2)从2月至4月，毛泽东与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中央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经过几次讨论，由毛泽东概括出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毛泽东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4](P23)紧接着，毛泽东又明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方针。毛泽东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4](P54)

这样，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方针的确立，都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的主题就是毛泽东在大会开幕词中所说的“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他指出：“在七次大会以来的十一年中，我们在一个地广人多、情况复杂的大国内，彻底地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他强调：“我们这次大会，对于我国的建设事业的前进，将要起很大的推动作用。”[4](P114-117)在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正式宣布：“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5](P341)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也有“要求过急”等缺点和偏差，但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在八大提出和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后，怎样进一步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的矛盾，成为党和毛泽东反复思考的重大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就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的基本观点，认为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他指出，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他强调：“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4](P213-214)他在关于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和方针上，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解决发展中的矛盾，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文化的繁荣，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处理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关系，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等，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随后，他又在南京、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强调：“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4](P291)

对于进一步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问题，毛泽东于1957年3月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的出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场伟大的斗争，是社会制度和人的相互关系的一场大变动。应该说，情况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4](P268)

毛泽东与党和人民为建立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探索和努力是成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所发挥的作用也是明显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当然也“有过严重失误，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6](P733-744)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尽管反映了人们的良好愿望，却忽视了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结果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等的失误。尤其是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从1957年9—10月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定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强调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来自“左”的危害不断扩大。特别是“文革”期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更造成了严重的失误。有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既是对毛泽东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继承，又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新路。

二、“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

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中国工业化之梦，在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阻挠下，难以实现。中国共产党人对工业化有着崇高的追求：“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7](P108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为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经过建国初国民经济的恢复，毛泽东在1952年2月发出了“中华民族和人民要彻底解放，必须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号召。1952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加了65％，主要的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都超过了战前年产量的最高水平，这就“为国家的大规模建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党和政府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强调这一年“是我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指出：“国家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而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经济建设的总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变为强大的工业国”。“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因此这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全国人民必须同心同德，为这个最高利益而积极奋斗。”[8](P2-3)

1953年6月，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的状况作了分析。他指出：“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超过农业。现在我国工业很落后，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汽车、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许多机器不能造。工业与农业的比重，现在说工业已占百分之二十八，是否真达到了，我还有些怀疑。什么叫国家基本工业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至少要达到百分之五十一，或者达到百分之六十吧!按照苏联的经验，工业的比重要达到百分之七十才算工业化，我们现在还差百分之四十二。我国的工业化，工业比重也要达到百分之七十。”[9](P820)1954年6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2](P329)9月，毛泽东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说：“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P350)周恩来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P584)

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三项议事日程之一是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毛泽东指出：“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一五”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1953年开始执行，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一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一五”计划的执行，开启了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的步伐，对于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体制。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还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2](P395)1956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说：“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这样，我们“一定能够一步一步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4](P117)中共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了社会生产力以巨大发展的无限前途。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有计划地发展国民经济，尽可能迅速地实现国家工业化，有系统、有步骤地进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使中国具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5](P315-316)

对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涵，毛泽东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论述了中国工业化的道路问题，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问题。随后他又在提出关于农业与工业的关系问题时指出：“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过去我们经常讲把我国建成一个工业国，其实也包括了农业的现代化。现在，要着重宣传农业。”[4](P310)1960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了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的主张。1963年9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分析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问题，他指出：“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11](P340)1964年12月，毛泽东又在审阅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中强调：“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1](P341)于是，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阐明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1975年，周恩来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进一步重申到20世纪末基本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但在阶级斗争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方面，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居于主导地位，干扰了四个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从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一步步推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这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重心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起到了前驱先路的作用。

三、“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贡献”

19世纪40年代后，由于受到西方列强不断侵扰，中国的民族危难不断加深。中华民族通过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抗争，走上了“振兴中华”之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指出：“必须力争整个的民族解放，推翻本国军阀及世界帝国主义，才有出路。”[12](P146)面对着抗日战争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3](P161)“我们要为大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奋斗到最后一滴血!”“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华民族，终会有一天在地球上的东方，雄壮地站起来。”[14](P43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就为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创造了前提。

在毛泽东看来，从一个曾被人侮辱的民族到一个已经站起来了的民族，怎样才能以不懈的奋斗建设繁荣昌盛的国家，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坚定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决心，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进程中需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毛泽东在1949年9月郑重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的同时，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将使我们的建设工作获得迅速的成功。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极好条件是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的人口和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我们面前的困难是有的，而且是很多的，但是我们确信：一切困难都将被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所战胜。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15](P345)国家的繁荣昌盛同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是有机统一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的共同奋斗理想。此后，毛泽东不断强调：“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4](P43)，我们要提倡爱国主义，要搞社会主义，“就是为了便于把国家发展起来，社会主义比私有制度更有利于发展国家的经济、文化，使国家独立。”[4](P177)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4](P380)

在毛泽东看来，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并且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关键所在。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中国的月亮也不那么很好，外国的月亮总是比较清爽一点，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我们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他还指出：“我们团结党内外、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目的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种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4](P87-89)毛泽东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指出：“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我们工业虽少，但总算是大国，所以就有些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常常教育我‘夹紧尾巴做人’。这句话很对，现在我就时常对同志们讲。”他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4](P123-124)毛泽东还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事物总是发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四十五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4](P156-157)

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合作是密不可分的，要采取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的方针。他说：“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2](P335)他指出：“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4](P325-326)他还在同秘鲁议员团的谈话中说：“中国不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过生活，还应该对别的国家和民族进行帮助，对世界有些益处。同别的国家一样，不仅要为自己而且还要对世界做些贡献。和别的国家互相帮助，发展经济关系，尤其是我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互相了解、交流经验，很有必要。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需要交换。中美、南美有二十个国家，同亚洲的国家例如中国发生经济联系是可能的，文化上的联系也是可能的，互相交换有益的东西。”他强调：“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环境，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们要和平，我们也是这样。”[11](P71-73)

在毛泽东看来，即使中国将来强大了，也不会侵略别国，中国关注的是自身的发展问题。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曾在1960年和1961年两次访华，毛泽东两次都会见了他。蒙哥马利说：“再过五十年，你们就了不起了。”毛泽东回答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至于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在你们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十六世纪不算，那还是在中世纪。从十七世纪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六十多年。在我国，要建设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估计要花一百多年。”毛泽东在谈论了他会见蒙哥马利的情形后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可是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是不行的。毛泽东强调：“为了这个事业，我们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并且同今后世界革命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从实践中一步一步地认识斗争的客观规律。”[11](P301-302)

正是在这个“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作出了艰辛的探索，推进了中国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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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10]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