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莫干山会议30年，共识还在不在？

古语有云：三十年为一世，而道更也。

　　30年是个大日子。2008年隆重纪念了改革开放30周年，在这之后接连有各式30年的纪念，因为改革路上有不少标志性的时刻。9月18日至20日，浙江德清的莫干山上又举行了一次讨论会，纪念1984年召开的莫干山会议30周年。

　　当年的莫干山会议是一次中青年经济学者的聚会讨论，发起方式比较民间化。但官方对会议表示了极大重视，没有出现在名单上的会议代表包括一位国家领导人的秘书和时任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会议形成的一些成果直接送交决策层作为参考，这是莫干山会议的特殊意义所在。

　　在对改革历程的记叙中，莫干山会议被赋予了极高的意义，被描述为朝野合力推进变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不过分地说，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被“诗化”了。但那次会议真的那么重要吗?

　　美好的80年代

　　上世纪80年代也是被诗化的燃情岁月。“诗化”的点有二，一是理想和激情，二是共识与活力。前者贯穿了整个80年代，后者则在80年代中期开始消退—莫干山会议恰好发生在共识消退的转折点上。

　　改革有过短暂的蜜月期，那就是转入城市改革之前的几年。农村改革暂时给农民松了绑，农产品价格的提高缩小了城乡差距，城市里放权让利的初步改革也释放了部分活力，总之，截至1984年改革是皆大欢喜的，那是改革共识程度最高的一段时间。

　　莫干山会议召开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之前约一个月，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城市改革，而改革一进入城市，分歧和矛盾就出现了，高度的改革共识也就终结了。莫干山会议的重要目的是给十二届三中全会提供智力支持，另外，莫干山会议赶上了改革氛围最好的时代的尾巴，这两点是莫干山会议的重要背景。

　　在祥和的社会氛围下，不难理解青年知识分子们对改革的未来充满的都是正面期待，加上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感的涌现和之前一些年压抑感的释放，与会者在莫干山上迸发出了巨大的激情。在回忆莫干山会议的众多文献中，都不厌其烦地对会风的民主化和讨论之热烈大着笔墨。

　　但在会风之外，莫干山会议留下的实实在在的贡献其实并不多，今天回看，也没太多思想上的火花，所讨论之事不过是当时在政策层面推进改革的一些举措，是对主流改革方向的一次呼应和细节丰富而已。若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价格改革双轨制的建议了。

　　当时的改革任务是从计划经济走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就要求在计划价格外发展出一套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至于怎么形成市场价格，有不同观点，一派主张小步快调(代表人物有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一派主张一步或分步放开价格控制(代表人物是当时还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的张维迎)，还有一派在综合前两种观点的基础上主张放调结合(代表人物有华生、高梁等)。

　　据华生回忆，所谓的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指的是放调结合的双轨制。但在后来的实践中，双轨制变成了一种商品计划内外两种价格，为投机倒把和“官倒”现象提供了基础，而这正是引起社会反对的重要导火索。用华生的话说，双轨制改革可以归结为“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

　　30年，沧海桑田，再上莫干山，社会氛围发生重大变化，改革仍在推进，但对改革的看法已经分殊严重。1984年莫干山会议所代表的方向如今成了关于改革的诸种看法的一脉，虽然还很“主流”，但已经缺乏足够的感召力。看法的分殊则来自利益格局的固化，普惠式的改革早就淡出了历史，改革的推动大体要靠“杀出一条血路”之类的口号来提振精神了。

　　此次莫干山会议既然是30周年纪念，就必然要追忆一下。几位30年前与会的代表在开幕式上发言，没人提到当年讨论的问题和与这些问题相关的改革进展，也许谈论这些就意味着“反思改革”，而反思对一些人来说仍是禁区。既然不能反思，那么只能追忆当年的美好了，比如会议名录上只写姓名单位，不写职务，英雄不问出处，讨论是多么的开放平等，思想是多么解放。但北大法学院的青年教师凌斌在提问时“放了一炮”，他大声质问，你们不要再重复30年来一直重复的观点了，你们坐在上面讲，我们坐下面听，你们当年是这么开会的吗?

　　是的，虽然有些人还活在80年代(诗化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就是他们)，但现在早已不是80年代。这次莫干山会议的主会场，前面几排都摆上了VIP的坐签。当年的会的确不是这么开的。

　　尴尬的现在

　　1984年莫干山会议的与会者中出了好多“大人物”，政界有王岐山、马凯、周小川、郭树清、楼继伟、李剑阁等，在学界有影响的有张维迎、周其仁、华生、高梁等。

　　但出现在这次莫干山会议上的30年前的与会代表只有贝多广、常修泽、王小鲁、魏小安等不那么被大家熟知的专业人物。既然莫干山会议如此意义重大，30年后重返莫干山抚今追昔者为什么这么少呢?官员公务繁忙，不能到会是容易理解的，连学界的知名人物都不出现，就耐人寻味了。

　　这也许可以视为共识破裂的一个佐证，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上虽然争论热烈，但大方向上没什么分歧，异议只存在于细节上，如今，莫干山与会的学者在某些方向上也有分歧。这边，莫干山上开着纪念性的大会，那边，周其仁和华生的论战已经发展到“势同水火”的份上了。他们的确已经没办法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了。

　　这次莫干山会议的会场内外也遍是这样的张力。开幕式结束，进入了第一场“老中青对话辩论会”，主题是“如何评价当前外交战略”。一位“老”代表声情并茂地呼吁中国的崛起不能让别的国家感到担忧，重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发展大趋势的判断。这又是一个还活着80年代的灵魂，他的说法遭到了台下一个活在当下的年轻人的高声反驳：今天是九一八!

　　《南风窗》记者是以此次莫干山会议的一个分论坛嘉宾身份参加会议的。这个分论坛由“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课题组”承办，讨论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农民工工伤状况、农民工集团抗争等议题，这与主会场的基调格格不入。

　　分论坛开始时，“新生代”的发起人、劳工问题专家潘毅教授开玩笑地说，接到举办分论坛的邀请，她非常惊讶，心想是不是会议主办方搞错了。她说她的理念和莫干山会议所代表的理念是完全相反的，但没有莫干山会议代表的方向，也就没有他们今天所从事的事情，因为农民工是农村改革的产物，而她认为把有千百年历史的小农经济说成进步，是可笑的。

　　这个小型的分论坛很安静，参与的人不多，也与主会场和其他分论坛没太多交流，就像几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

　　30年后的莫干山上，一目了然的是，有的人还在扯着改革的大旗以为可以一呼百应，有的人已经开始怀疑并反思，还有的人已经在动手纠正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但会议议程设置表现出，这些人在权力结构中处在不同的位置，左右改革方向的力量也是不同的。

　　30年后的莫干山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已成往事，上山的未必都有共识，但暂时还可以大体上相安无事。但，未来呢?当前持续的深化改革与改革共识的破与立应该是什么关系，会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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