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伟大的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
[导读]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朱、毛之间的争论，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后来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提出的“争取有斗争经验的工农积极分子加入红军队伍,改变红军成分”,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过程中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最终改变要从群众自身开始的核心思想。
古田会议的成果之一：领袖集团的成熟
共产党的核心力量是斗争的力量，通过斗争发现正确的道路、正确的方法、正确的策略，而不是调和、妥协。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朱、毛之间的争论，没有前委、军委之争，就没有后来的古田会议。他们为什么争?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要争出一条正确的路线、正确的革命途径来。
”当时，中央“九月来信”精神传达后，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中给中共中央写信：“中央，我病已好。10月26日，偕福建省委 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一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 到。”可见，对周恩来的处置决策，毛泽东是心悦诚服的。
”。可以说，在七大、罗福嶂会议、湖 雷会议、白砂会议的斗争中，毛泽东逐渐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领袖。
”的精神，随后，毛泽东、朱德分别做了政治报告和 军事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再度当选前委书记。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历时两天的古田会议。
”
”等口号，更关键的是，它见证了我党领导人 的成熟，这是古田会议很大的一个成果。我们知道，毛泽东提出的《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是《古田会议决议》的核心部分，深刻地批判了红四军党内存在 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错误倾向，列举了各种错误倾向的根源和具体表现， 提出了纠正办法。《决议》中心内容是强调加强党和军队建设，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纠正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把党建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无产阶级政党，把军队建设成为接受党的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这是在斗争中、在失败的教训中和胜利的经验中总结出来的真理。
”这样一个基础理论就难以得出。这是古田会议的最大成果。而在其中，作为争论的一方，朱德同志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今天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的朱德毕竟来自于旧军队，而朱、毛两人接触才刚一年多一点时间，需要有一个磨合期。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就成为鲜明而宝贵的特质。
”。陈毅 后来讲：“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他说，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 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惊。原来，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地走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宝贵的经 验。陈毅说：“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
”，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发现 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调整，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从谏如流。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 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 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的个人认识，周恩来也认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陈毅到上海后，周恩来多次与之交谈，才 最终形成了更加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完成了对一支农军武装的改造
今天，我们回看当时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和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是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所在。
整个红四军争论的过程，古田会议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 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还有将局面搅得更乱的刘安恭 以及最后正确决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除牺牲的刘安恭外，其他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领导人。虽然他们已随历史远去，但今天看来依然崇高。其 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就是一伙为革命、为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探索的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 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林彪22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在这样的一个进程 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并不能说哪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或是绝对错误的，大家是在相互促进。最终，他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逐渐成 长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使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成为历史必然。这才是古田会议最大的 意义所在。
”，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这种斗争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 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开 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一转变，由于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关于当时朱、毛红军历史状况的一些统 计报告中可见，当时的南昌起义部队，即叶挺部、贺龙部的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了红军的干部，只占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二。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士兵占十分之二。农 民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理论相悖的，因此具有很多农业社会的特点。
”。严重的地方观念。当时，第28团想去赣南打游击，因该团赣 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生 产生活，使农民队伍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有的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有的农民来参军，一看不适应，很快又走了。这从后来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 一个现象就可见一斑。当时，红四军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一些农军见稻谷正值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竟无人顾及，导致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汀 州城得而复失。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是一支纪律涣散的农民队伍。
‘流寇主义’的游击政策。他们忙的不是建设政权和分配土地，而是扯起红旗到处乱跑”。这就是红军初期的 真实情况。
”的危险。当时，中央已提出过这方面的警告。
”里讲：“红军不仅是战斗组织，而且具有宣传 和政治的作用。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负有向群众宣传的责任，整个红军的游击 更充分富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使命。谁忽视了这一点，谁便要将红军带向流寇、土匪的行径。”应该说，周恩来的观点是很尖锐的。
”时把一个猪贩子的猪全没 收了，可那个猪贩子并不是土豪。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大骂毛泽覃，还打了毛 泽覃一耳光。毛泽覃当时急了，说：“你打我，你以什么身份打我?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后来，在朱、毛之争中，很多人拿这个事情反对毛泽东，批判毛泽东专 断、专权。
可以想见，当时面对这种状况，毛泽东内心有多着急!要改造这样一支农民队伍，极其艰难。不是大多数人在做少数人的工作，而是毛泽东等几个先进分子艰难地在做大多数人的工作。大多数人都这样，要全部改造过来，谈何容易!
”。
” “前委、军委之争”，或是某几个人之间的权力之争、意气之争，它是建设 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怎样建设这支军队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的较量。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农民在革命中的主体地位，也是党领导的“以农村包围城 市，最终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能否走得下去的关键。所以说，在当时无法吸收广大工人来改变红军成分结构的情况下，如何紧密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情况、创造性地 解决这一难题，就历史性地落在了古田会议“肩上”。
”。毛泽东当时干的就是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是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古田会议认为，红四军党内种种不正确思想的来源，自然是由于党的组织基础最大部分是由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分所构成的，这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前提分析。
古田会议要求，树立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才去打仗，脱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原有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目标和基础。
古田会议通过坚决斗争以消除负面影响，也通过正确教育和引导做到了决策的行之有效。这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的方法。
”，是古田会议解决问题过程中注重发挥群众的力量，最终改变要从群众自身开始的核心思想。
”。抛弃旧观念，以空前的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出一支崭新的革命队伍。这是古田会议的后续效应，它完成了对整支军队的改造。
”，但是枪杆子打 出了政权后，建立一支什么样性质的军队?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为了回答 这些问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共产党人作出了不懈努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这其中，毛泽东的眼光最为远大，因而贡献也最大。
”、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这支队伍里曾经带有的宗族观念、地域观念、非组织观念等错误观念，已经完全被转变了。
”这支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做到了这一点，一扫旧军队的残余，一扫农民起义队伍的痼疾，锻造出了一支全新的武装力量。
;第三，精神紧张;第四，手段彻底;第五，军政公开;第六，办事调查;第七，主义第一。蒋介石是个军人，打了一辈子仗，但 他概括国民党的失败教训几乎全都是政治因素，而这些，我们都能够在古田会议中追根溯源。
”，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一条优点。回顾历史，我们不禁思索，共产党的力量到底在哪里?是特别会打仗吗?不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才是共产党人最大的优势。蒋介石直到兵败如山倒，即将败退台湾之际，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
而这，正是古田会议最重大的历史意义。概括地说，就是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理 念，就是工农红军是一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理念，当这些正 确的理念变为一种基因真正融入一支军队的血脉时，一支新型人民军队就此诞生了。而这种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从小到大、由弱到 强，直至取得最后胜利。而古田会议，最终也由政治建军的起点，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起点。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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