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嘉：宗教异端组织深入宫廷必然引起政治激变

作者：朱永嘉来源：《论曹操》 2015-07-17 863

本文摘自朱永嘉著《论曹操》(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2年5月版)。近日，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管理司有关函件，《论曹操》重新解封销售。

黄巾军是怎么起来的

　　关于黄巾军起义的事，见于《后汉书·皇甫嵩传》，其云：

　　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杨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东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未及作乱，而张角弟子济南唐周上书告之，于是车裂元义于洛阳。灵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隶，使钩盾令周斌将三府掾属，案验宫省直卫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诛杀千余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摽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为“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

　　每当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底层群众生活无法维持，有疾病无法求医，那么社会底层自发的互助性组织及巫术治病的方式就会流行起来，这类宗教迷信活动形式，自然地把各地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一旦形成群体性的效应，社会动荡的讯号也就起来了。

关于太平道的源流

　　张角的太平道，奉事黄老，即黄帝与老子，以符水咒术治病，这样一种神道设教，它的历史源头可以向上追溯，巫术与神仙方术主要流行在滨海地区，这在战国秦汉便有了。在那时巫术与神仙方术只能算是世俗的迷信，当它依附于道家的理论，那就具备宗教的雏形了。如西汉初年的楚人司马季主，以卜筮闻名，他 “通《易经》，术黄帝、老子”(《史记·日者列传》)，使道家开始向神学转化。这种倾向到了东汉更加加剧，黄老之学变成黄老崇拜。《后汉书·襄楷传》讲到襄楷这个人善天文阴阳之术，“桓帝时，宦官专朝，政刑暴滥，又比失皇子，灾异尤数”。说明桓帝后宫的宫廷生活出了问题，故襄楷诣阙上书，他上的书便是《太平经》。他的奏疏中讲到“臣前上琅邪宫崇受于吉神书，不合明听”。由于没有引起朝廷的注意，故他再次上书，极尽所言。于吉是那时传说中非常神奇的人物。《三国志·吴书》的《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志林》、《搜神记》三书都讲到于吉这个人物。汉顺帝时所上于吉所得神书，即为《太平青领道》，也就是《太平经》，它是流传至今的一部最早的道教经典，其中有一些话，反映了东汉后期社会矛盾的状况，若：“五星失度，兵革横行，夷狄内侵，自虏反叛。” “人民之乱，皆失其居处，老弱贫荷，夭死者半。”这些话都与东汉后期社会矛盾的状况相合。又如：“大起土木，是太皇后之宫也。”这与宦官张让在西园营造万金堂事相合。从《孙策传》裴松之注引《江表传》讲到：“琅邪于吉，先寓居东方，后来吴会，立精舍，烧香读道书，制作符水以治病，吴会人多事之。策尝于郡城门楼上，集会诸将宾客，吉乃杖小函，漆画之，名为仙人铧，趋度门下。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当然，这个于吉是后来冒名的假于吉，但可见其影响不仅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之中，在社会的中上层亦有很大影响，所以孙策要杀他，因为他威胁到其对部众的统领了。

　　东汉末黄巾起事，亦有上层为之呼应，为什么?这本《太平经》中“亦有兴国广嗣之术”，这说到底是讲房中术，怎么生养儿子的事，所以会进入宫廷。东汉的皇帝很多都短命，襄楷的上书中讲到：

　　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

　　从这一段话，可以知道宫中早有人信奉太平道黄老之说，否则襄楷何从知道桓帝宫廷生活的状况，张角布道的经典也就是这一本《太平经》。灵帝即位后，曾以“楷书为然”，“太傅陈蕃举方正不就，乡里宗之，每太守至，则致礼请。中平中，与荀爽、郑玄俱以博士征，不至，卒于家”。从襄楷的一生看，他在当时的上流社会还有一定影响，他所崇敬的便是道教最早的经典《太平经》。

　　从张角的太平道看，它得以如此广泛传布，当时的社会矛盾是其基础，它的某些互助措施、治病巫术，促使它在底层群众中广泛传布，但也是由于受到上层社会一部分人的信从，它才能在底层广泛传布。如其中讲到马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说明张角太平道的触角已深入宫廷内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宗教异端组织一旦深入宫廷，经过一定时日，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激变。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再说张角这个太平道，提出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类谜语式的谶言在西汉后期早就流行，与《易经》有关，《易》的象数与爻辞、卦辞都是对未来的预言，谶是一种用隐秘的语言来预言吉凶的，统治者亦往往利用它来获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西汉末年，各路起兵首领都利用图谶证明自己是天命所归。刘秀是刘邦第九代孙，《后汉书·光武本纪》讲到刘秀在新莽时，便有宛人李通以图谶说光武云：“刘氏复起，李氏为辅。”李贤注云：“图，河图也。谶，验也。言王者受命之征验也。”光武称帝时，即有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为“刘”字。另有谶记言“赤九当立”，指刘秀是刘邦第九代子孙，当立为天子。东汉的统治者是非常相信图谶的，所以《白虎通义》中收了不少谶记，这可是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七九年)，由班固他们编撰的儒家经典著作。然而谶记是一把双刃剑，统治者可以利用它来巩固和稳定其统治地位，被统治者起来造反时，也能用它来动摇统治者的思想基础，那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就是后一种性质的图谶，它成为群众起兵反抗东汉黑暗统治带有普遍性政治诉求的号召了。从思想政治上讲，它是一个质的飞跃，虽然它不明确，很暧昧，但能蛊惑人心。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几乎带有规律性，比如说北宋方腊的吃菜事魔教，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清代的白莲教起义，都是带有宗教迷信色彩的。在农民分散个体经济下，只有宗教性的迷信又带有互助性的组织，才能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公开对抗朝廷的黑暗统治。以近代历史为例，清末的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在地方上不仅有下层社会的基础，有时还有上层社会的支持，义和团如果没有清廷上层的支持，就不可能得到迅速的发展。即使如法轮功那样的东西，它是借助于气功锻炼身体集合群众，这个东西在“文革”时已在群众中流行了，那时我就派人调查气功师发功的案例，尽管他们说得神乎其神，我还是不信，后来老人们信他们发功能治病，它当然迅猛发展起来，受到压制，变成群体性的政治诉求了，其本质与过去的秘密会社一贯道的性质是相通的。参加一贯道的不仅有下层的群众，也有头面人物迷信它，新中国建立后被作为反动会道门一竿子打死了。这类东西现在又有重新复活的土壤，我是把它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来剖析的。

　　曹操参加讨伐颍川黄巾军，只是作为皇甫嵩的部属。《后汉书·皇甫嵩传》云：

　　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驰敕诸方，一时俱起。皆著黄巾为標帜，时人谓之“黄巾”，亦名“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诏敕州郡修理攻守，简练器械，自函谷、大谷、广城、伊阙、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诸关，并置都。召群臣会议，嵩以为宜解党禁，益出中藏钱、西园厩马，以班军士，帝从之。于是发天下精兵，博选将帅，以嵩为左中郎将，持节，与右中郎将朱儁，共发五校、三河骑士及募精勇，合四万余人，嵩、儁各统一军，共讨颍川黄巾。

　　颍川郡的位置在今河南中部，以今许昌为中心，东汉时属豫州，据《汉书·郡国志》，它有十七城，二十六万三千户，其首府为许昌。曹操讨伐颍川黄巾之后，迁济南相。济南国在青州，在今济南市以东的地区，下辖十城，有户七万八千五百余。那时它的首府为东平陵，由于这个地区在汉初属于齐国的疆域，故相沿济南称国，国置相，相为国中最高的行政长官，由中央直接任命。西汉初，曹参曾为齐相，汉代郡国连称，相与郡太守并肩。曹操任济南相时，做了两件事，一是惩治贪官污吏和抑止豪强，一是禁断淫祠，也就是禁止各种鬼神迷信。十个县令，他免了八个，所有各地的祠庙一概拆毁。裴松之注引《魏书》曰：“长吏受取贪饕，依倚贵势，历前相不见举;闻太祖至，咸皆举免，小大震怖，奸宄遁逃，窜入他郡。政教大行，一郡清平。”这个与曹操在洛阳北部尉时的做法相通。曹操这个态度可以收效于一时，然而整个国家机器的贪腐状况不改变，那么他的整肃措施就不管用，不久便只能调任他职了，毕竟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其云：

　　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贾人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奢侈日甚，民坐贫穷，历世长吏无敢禁绝者。太祖到，皆毁坏祠屋，止绝官吏民不得祠祀。及至秉政，遂除奸邪鬼神之事，世之淫祀由此遂绝。

　　这也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活着的城隍都负担不起，还要负担死了的城隍老爷，怎么能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呢?现在这个问题也不小，到处造庙，说是为了旅游，其实是迷信活动猖獗，贫富两极分化愈大，穷人、富人都会愈迷信鬼神，庙多不是好兆头，香火旺也不是好兆头，它从一个侧面说明群众和富人对自己的前途都没有信心。